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视野下的上海指数：中国五大城市群近百城应用研究 精装

指导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推广“以人为本”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如何评价各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焦点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合作，研发了基于全球城市监测框架的“全球城市监测框架-上海应用指数”（上海指数），作为监测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也将成为推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陈海云、诸大建著作《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视野下的上海指数：中国五大城市群百城可持续发展研究》则是“上海指数”实际运用的研究成果，并且有望在2023年联合国人居署大会上将“上海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的成功实践转化成国际决议，展现奖项作为指导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工具的同时，进一步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与实施。








 

陈海云，管理学博士，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德稻环境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德国艾希施塔特—英戈施塔特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基地（上海）客座教授，联合国人居署《上海手册：21 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编写团队核心成员，联合国人居署“上海指数”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可持续发展与管理、公共资源治理与公共政策、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等。
诸大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学组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 2035 城市总体规划核心专家，上海市“十五”计划，“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会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理事会理事，国际生态经济学会主席团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城市发展与管理，公共服务与公私合作。

2021年10月31日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开幕式上，联合国与中国住建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官宣了成立“上海指数”综合框架体系。上海指数的核心目标是要打造成为联合国官宣的用以科学评估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国际权威指数，其核心架构在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城市发展理念。“上海指数”主要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对全球不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诊断评测和趋势研判，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决策者和研究者。
本书在“上海指数”的架构下，对中国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省会城市及港澳台等上百个城市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估和研究，并且对2015—2020年的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和未来趋势研判。

第 1 章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理论  1
1.1 从弱可持续性到强可持续性  2
1.2 从“寂静的春天”到“里约会议”  3
1.3 从“三重底线”到“五大建设”  4
第 2 章 “上海指数”方法论  7
2.1 研究背景  8
2.2 设计原则  8
2.3 指标遴选标准及机制  9
2.4 指标界定、数据收集及其标准化  10
2.5 绩效评估模型的设计  10
2.6 绩效测度的适应性调整  13
第 3 章 五大城市群综合篇  15
3.1 五大城市群基本概况   16
3.2 五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综合绩效评估  20
3.3 五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分析  23
第 4 章 长三角城市群专篇  43
4.1 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概况  44
4.2 长三角城市群政策演进历程  45
4.3 长三角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  50
4.4 长三角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分析  81
第 5 章 京津冀城市群专篇  109
5.1 京津冀城市群基本概况  110
5.2 京津冀城市群政策演进历程  111
5.3 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  114
5.4 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分析  129
第 6 章 成渝城市群专篇  153
6.1 成渝城市群基本概况  154
6.2 成渝城市群政策演进历程  155
6.3 成渝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  158
6.4 成渝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分析  176
第 7 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专篇  199
7.1 长江中游城市群基本概况  200
7.2 长江中游城市群政策演进历程  201
7.3 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  204
7.4 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绩效分析  239
第 8 章 粤港澳大湾区专篇  265
8.1 粤港澳大湾区基本概况  266
8.2 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演进历程  267
8.3 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  270
8.4 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绩效分析  283
附 录  305
附录 1　主要参考指标诠释  306
附录 2　参考文献  327
附录 3　图 表  329

1.1 从弱可持续性到强可持续性
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的讨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弱可持续性的解读，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在可持续发展模型中是并列的，只要三者加和意义上的综合财富是增长的，就是对当代人和后代人有利的，因此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二种是传统环境主义的绝对可持续性的解读，强调自然资本具有绝对的独立意义和不可或缺性。按照这种理解会导出，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都是以自然资本的减少为代价，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理解容易产生反发展的思想倾向，抑制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需要的从自然资本到物质资本的转化和积累。第三种解读认为以上两种看法属于思想光谱中的两个极端，认为环境、社会、经济三者具有依次包容的关系，经济社会在环境系统之中而不是环境系统被经济社会消解，只有关键自然资本非减少的综合资本增长即强可持续性发展，才是对当代人和后代人有利的，因此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这里，强可持续性意味着比弱可持续性有更多的约束条件，不仅要求整合资本之后有非零增长，同时也要求各项资本的结构是合理的，特别是要求关键自然资本是不可减少的。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随人类开发自然的程度变深而变迁的，强可持续性概念正是对当代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动态思考的成果。历史上的发展很长一段时期确实是以弱可持续性为主导，因为当时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资本，而自然资本是丰富的。所以在生产函数中只有劳动力和资本，虽然早期也纳入了土地，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土地已经不再是约束因素了。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足迹超过地球承载能力，自然资本成为制约性的因素，所谓从劳动力、资本的稀缺到自然资本的稀缺。气候问题的讨论要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证明地球生态极限限制了经济社会发展。戴利（Daly）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关头，限制人类继续繁荣的不再是人造资本的缺乏，而是自然资本的缺乏。18世纪工业化运动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的稀缺资源主要是人以及人造资本，不稀缺的则是自然资本。因此工业化运动的目的是要以机器替代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但是工业化运动200年后的今天，人和人造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对象已经变成自然资本，包括资源供给、污染吸纳、生命支持和休闲娱乐等生态服务功能。这就颠倒了以前的稀缺性模式。所以，经济学的原理仍是正确的，但是稀缺资源的主要矛盾变了。当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变量时，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开始受到自然资本的约束。
如果弱可持续发展是对的，那么人类就可以追求没有地球生物物理极限的发展，可持续性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当平衡，包括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库茨尼茨曲线。如果强可持续性是对的，那么人类就需要在地球生物物理极限内追求经济社会繁荣，可持续性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其政策意义在于：首先需要确定资源环境可以消耗的生态规模问题（经济可以有多大、经济现在有多大、经济应该有多大的问题）；其次确定人均意义的资源环境拥有量，这涉及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生态公平问题；然后才是市场意义上通过价格机制的提高效率问题。而弱可持续性只关注市场意义上的价格政策（相对稀缺问题），不关注具有生态公平意义的初始分配问题，也不关注由生态规模表示的总量控制问题。现在讨论气候问题，基于总量和交易的模式（不是碳税模式）最充分地表现了强可持续性的思想。在自然资本成为限制因素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以及公平等基本的政策问题。在规模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主张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可以无限扩张不同，可持续性科学的主张是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极限的，好的发展应该是物质规模为一定情况下的社会福利的持续增加；在公平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忽视自然资本的社会分布状况不同，可持续性科学强调在物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物质分布需要从占有过多的部分流向占有不足的部分，这样才能提高社会总福利的水平；在效率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传统要素不同，可持续性科学强调要同时注意提高土地、能源、水、稀缺自然资源等的资源生产率。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需要降低自己的过度消费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腾出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质空间，后者需要在生态门槛之内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两者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