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考论——西雝集 平装

　　先秦史、古玉研究者必读

　　臧振，四川成都人，1943年8月生，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8年至1970年，在陕西乾县羊毛湾水库、华阴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至1980年在陕北佳县坑镇、通镇、金明寺中学任教，1980年考上南京大学研究生，随刘毓璜先生攻读先秦思想史，1982年底获硕士学位，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1年晋升副教授，1996年晋升教授，200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退休。发表专著《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华夏出版社1994年﹚，《中国古玉文化》（合撰，中国书店2011年），主编《十三经辞典——尚书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斯维至史学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整理“陈高俑先生遗稿”（商务印书馆2016年待出）。参编著作四部。撰写论文四十余篇，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人文杂志》、《考古与文物》、《孔子研究》等刊物和《孔子思想研究论集》、《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等论文集中。

　　《古史考论——西雝集》系臧振先生三十七篇论文的合集，共四卷：先秦史卷、思想史卷、古玉文化与考古学卷和史学评论卷。

　　先秦史卷中的《西周丰镐成周说》是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它探讨的是西周史上的大问题，宗周和成周到底在哪里？思想史卷中，有两篇讨论风的论文，很有见地。思想 史卷中还有两篇论述五行思想起源问题，纠正了流俗的观点。在考古卷中，则有十一篇研究古玉的论文，是自成系统的一家之言，特别令人瞩目。

序（李裕民）……1
宗族社会初论……3
白家甲的家族公社……16
“礼义之邦”的形成及其现代价值——兼论人类伦理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26
也谈“武王葬毕”……41
西周丰镐成周说……45
“价人维藩”解……58
春秋时期一个被遗忘的改革家——郭偃……63
“凤德”辨析……79
论凤鸟在周文化中的地位……88
五行起源新探……97
略论五行思想的起源、演变与影响……110
孔子仁学的历史地位……118
董仲舒的历史命运……131
略论诸葛亮在思想史上的地位……144
诸葛亮北伐失败原因再探……151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161
《尚书》概述……167
中国奴隶制时代的重民思想……208
古玉失踪之谜……251
为“玉器时代”正名……256
细玉沟访古——“玉器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260
古玉功能摭辨——玉为神灵食品说……277
红山文化玉器功能之我见——食品说、胚胎说、祭祀祷雨说……295
玉琮功能研究述评……307
玉琮功能刍议……318
“玉石之路”初探……337
良渚文化衰亡之我见……361
玉器与周人的社会生活……378
玉瓒考辨……392
玉华宫遗址考察记……406
西安新出土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424
浙江长兴臧氏族谱第六次修谱叙……435
《陈高傭先生遗稿•先秦哲学卷》整理例言……441
《陈高傭先生遗稿》后记……446
会心不觉拈花笑——读斯维至教授《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463
半世纪的困惑，不疲倦的追求——斯维至教授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469
地理环境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决定因素……482
后记——我的学术道路……494

　　《古史考论—西雝集序》

 

　　老友臧振《古史考论——西雝集》即将面世了，这是他几十年论文精粹的汇集，值得一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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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史卷中的《西周丰镐成周说》是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它探讨的是西周史上的大问题：宗周和成周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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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史卷中，有两篇讨论凤的论文，很有见地。一篇说凤德不是王之德，而是士大夫之德。另一篇谈凤鸟不是周人的崇拜对象，也不是王权象征，更没有大一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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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中还有两篇论述五行思想起源问题，文中驳斥了五行起源于朴

　　素唯物主义的说法，因为它在朴素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已经有了。又将容

　　易混淆的早期五行思想与战国晚期邹衍五行思想的区别开来。并进而探讨五行思想的演变和影响，分析很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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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古卷中，有十一篇研究古玉的论文，这是自成系统的一家之言，特别令人瞩目。

　　臧君只追求论著质量，不讲究出版单位，已发表的论著都不是知名的出版社、刊物。这在古代和近代是平常事，但在现代，却会影响到人们的关注度。

　　本来，货好不好就看货本身的质量，最近却盛行一股不正常的评价风：只看包装，不问内囊。这样一来，有些次货设法贴上名牌的标签，就成了上等品，评奖、升职称，什么都有了。而一些好货因为没有贴名牌标签，被冷落一旁。臧君一向淡泊名利，对知音多少，并不在乎，但对学术的进步而言，实在是个损失。我希望，有志于学术的同仁们，在关注外包装的同时，不要错过了无名牌标签的似臧君那样的论著，那可是经得起火炼的真金。

 

正文精彩内容试读

《地理环境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决定因素》

四、驳“结构论

　　40年代初，吕振羽先生曾经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主要根源是地理环境的作用。但是，吕先生在表述他的思想时，说中国社会的迟滞不是由于内在矛盾的规定，而是由于外在矛盾的影响”，因此立即被斥为“忘记了社会学的ABC”。也是40年代初，李达先生曾谨慎地提出他的假想：“即使中国与欧洲之地理隔绝一直继续下去，中国社会再过数百年，也许还是停留于封建的阶段中。”此论一出，立即被斥为“受了法西斯史家的欺骗”，“陷入了地理唯物论的陷阱”。其实，李达先生的假想是有道理的。在没有世界市场与高额利润的刺激的情况下，在与外界隔绝的封建帝国内部，怎么可能产生出那么强大的一股力量，把老大帝国的基本经济结构摧毁，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但是在一些模糊观念的影响下，学术界形成了一种似乎毫无疑问的看法，就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必须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体系）加以探讨。范文澜先生曾经举到这样一个例子：9世纪时，古挪威人也曾发现过北美洲海岸，但是这发现没有产生哥伦布那样重大的作用，因为在9世纪，封建制度还没有产生像后来因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发生的那些需要。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主要的还应向社会内部去探求。”笔者认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不充足的。因为例子只能说明封建制度尚未确立的古挪威社会内部尚无发展商业资本的需要，不能说明封建制度确立以后的中国，商业资本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必定在社会内部。这个误断的影响是不小的。不少学者找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结构的某些特点，认为那便是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尽管多种多样，有的甚至互相矛盾，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找原因。我们姑且统称之为“结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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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论”者对中西历史环境的显著区别不屑一顾，紧紧抱定“主要原因”只能在内部寻找的“原则”，力图在两者具有相同本质的社会制度上寻找差异。这种差异，注定只能是表象上的差异。事实证明，即使赋予这种差异以魔力，把它夸张为“总根源”之类，也是没有说服力的。由于没有把握住宏观历史现象的特殊矛盾，尽管作者细致地解剖了对象，得出的概念也是皮相的。作者愈觉得自己的结论“合乎自然”，就愈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不是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