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帝国,在政治史上大概有三种图像,作为象征格外重要。第一种是帝国表示自己控制疆域的“舆地图”,第二种是帝国想象自己笼罩天下的“职贡图”,第三种则是帝国清点管辖之内的异族臣民的“蛮夷图”。
虽然至少从中古时代的梁元帝开始,《职贡图》之类的图像已经成为政治史和绘画史上的传统,但真正成为构造王朝神圣性的政治策略,由官方大规模组织绘制,大概是在清代才最终成熟。前面说到,从大明到大清,中国疆域发生了很大改变,“异邦”变成了“新疆”,“外夷”成为“臣民”。清朝版图的扩大,使得帝国内部的文化差异变得相当明显,于是,各种各样描绘异族的“职贡图”纷纷出现(如谢遂、丁观鹏、姚文瀚、程梁、金廷标的作品)。特别是乾隆十三年(1748),在平定大小金川的动乱后,乾隆皇帝就想由官方统一绘制各地的民族风俗图像。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下旨,由军机处统管此事,并把现有的样本发到“近边各督抚”,让他们按照标准样式,绘制各地的图册。乾隆二十二年(1757),太监胡世杰缴上一套《职方会览》,乾隆便下令让丁观鹏等人依照这种图册,去画四卷图像。此后的若干年中,他们又根据军机处提供的资料,以及陆续看到的实际来朝使团情况,加上了哈萨克、伊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这四卷图册不仅画完呈交御览,而且还由其他画家另外临摹了好几份,并且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特别绘制了《皇清职贡图》,收入《四库全书》之中。此后,一直到嘉庆十年(1805),朝廷还命令绘制者补充若干图像,由庄豫德等人重新绘制。
在嘉庆年间最后定型的《皇清职贡图》第八卷中,绘有四十二种贵州苗人图像,显示出当时对于苗人的分类已经相当细致。其中,有以服色为区别的花苗、红苗、黑苗、白苗、青苗,有以方位为区别的东苗、西苗,也有以姓氏为标志的宋家、仲家、龙家、蔡家,也有风俗各异的生苗如紫姜苗、九股苗,还有现在已经划在苗族之外的倮猡和仡佬。
这种被后人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图像,刺激了官僚和士人群体对苗疆的兴趣,各种苗族图册就是在这个帝国开拓和内部整合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目前发现的各种苗族图册,林林总总近百种 ,收藏在国内国外的各个机构中。据德国学者耶格尔(F. Jaeger)和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的统计,目前各种苗图在海外大约有八九十种,其中英国19种、意大利16种、美国14种、日本12种(并不包括本书收录的几种)、德国7种、法国6种、俄罗斯10种、捷克2种。它们的图像数量不一,文字内容也有不同,对苗人分类也有出入,各种图册的传承系统,至今仍然没有特别清晰的研究,究竟哪一种才是最早的祖本,现在不是很清楚。一般来说,最受重视的苗族图册大概要算清代嘉庆年间陈浩所编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但事实上,有关苗图可能出现得很早。如本书收录的日本京都大学总合图书馆题为“陈枚恭画”的《进贡苗蛮图》两函,这是京都大学昭和二十一年也就是1946年入藏的,其中第一函45幅,第二函19幅,另有散落的4幅,一共68幅。如果“陈枚”这个题识不是作假的话,那么,这份苗族图册要远远早于嘉庆的陈浩之图,甚至也可能略早于乾隆年间《皇清职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