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幕遇见中国：新时期农民形象的流变 平装

　　对电影和当下中国农村感兴趣的读者。

　　从现代化到城市化，从城市化到全球化，进退失据的农村和农民该何去何从？

 

 

　　谢晓霞，重庆人，博士，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艺术、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及教学，已出版专著《当代电影底层形象研究》，发表文章多篇。

　　本书借助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背景，以现代性为主要理论工具，从启蒙、意识形态、消费主义三种角度切入；纵向上系统、全方位梳理分析新时期电影中农民形象的演变，横向上解剖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如何通过创作团队的中介，形成电影中的微观农民形象；以别样方式让农村题材电影曾经的黄金时代重现于读者脑海，对当下浮躁高调的商业电影，也有让创作回到民间、亲吻大地的努力。

 

绪  论
第一章  乡土中国的“病农民”与“疗救者”：启蒙视线下的农民形象
一、沉重的肉身：传统负荷下的农民
（一）肉身的隐退与启蒙图景的建构
1、《归心似箭》：理智对情感的顽胜
2、启蒙图景中的符号化生存——陈凯歌早期电影中的农民
  （1）《黄土地》：启蒙图示的建构与历史维度下的符号化人物
  （2）《边走边唱》：生存哲学下的符号化人物
（3）《孩子王》：文化寓言中的符号化人物
（二）超越身体的坚守：历史与理性的另一面
1、《我的唐朝兄弟》：虚假的生存之痛与理性的灼伤
2、《鬼子来了》、《斗牛》：从生存到信念
（三）女性：性别的启蒙与历史的人质
1、传统负荷下的女性
2、乡村女性：从传统到现代
二、底层的力量：民间视线下的农民
（一）《一个和八个》：历史的边缘
（二）《红高粱》：身体的狂欢与底层的传奇
（三）《人生》、《老井》：现实的苦难与历史的铭文
三、迷茫的启蒙
（一）1990年代：欲望的崭露头角
（二）变异的欲望 懦弱的正义
第二章  动员、共同体与询唤：意识形态视野下的农民形象
一、共同体的想象与失落——赵焕章电影重读
（一）《喜盈门》：历史的景片与家庭共同体的想象
1、历史际遇
2、新农民、新农村：共同体的想象
3、艺术手法：旧瓶新酒
（二）《咱们的牛百岁》：一个村庄的共同体
（三）《咱们的退伍兵》：共同体的去势与未完成的纪实转变
（四）激情的时代铭文与褪色的历史记忆：关于赵焕章电影接受的困惑
 1、双面历史与集体记忆：源于赵焕章和谢晋的困惑
2、有关赵焕章和赵树理的对照
二、英模电影中的农民形象——以《焦裕禄》、《孔繁森》、《第一书记》为例
（一）《焦裕禄》：未了的“青天”情结
（二）《孔繁森》：浪漫诗情下的心灵之侣
（三）《第一书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个性农民
三、回归土地、村庄、人——以《马背上的法庭》、《香巴拉信使》为例
（一）碎片化边地农民
（二）诗意化、奇观化的边地风情
（三）从边缘到中心：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方式
第三章 “原乡人”、消费对象与山村极端生存的影像再现
一、原乡情结观照下的农民
（一）永远的银幕牧歌：电影《边城》及农人
（二）走向榕树的山丘——胡柄榴电影中的农民
二、被放逐地的见证者
（一）《牧马人》：非常时期 非常抚慰
（二）《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怀念纯真
（三）《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走着瞧》：有关一段历史真实记忆的隐现
三、消费视线下的银幕农民形象
（一）《那山•那人•那狗》、《天上恋人》：美好乡村的想象
（二）《暖》：怀旧的温情
四、无言的山丘：山村生存的极致——以《光棍儿》、《盲山》为例
（一）自然主义的题材
（二）现代性视野下的审丑
（三）荒原意象
    
第四章 电影里的农民工：现代化进程中分裂中国的想象
一、独立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
（一）年轻的“漂一代”
（二）中年一代
（三）女性：“被看”或成为乡村美德的化身
（四）破碎的代际关系
 1、并非他者：故事型纪录片中的代际关系
 2、父权的式微：故事片中的代际关系
 3、想象的弥和
（五）《天注定》：虚妄的侠义与底层人的悲歌
 1、侠客风范 银幕暴力
 2、无处救赎——天注定暴力
 3、农民工、游民、暴民：底层人的悲歌一曲
二、喜剧性生存——商业片中的农民工
（一）从人格执拗到信念坚守
（二）狂欢体验
（三）痛并快乐着：黑色喜剧中的农民工
三、意识形态叙事下的符号化生存——主旋律电影中的农民工
（一）国家叙事下的农民工
（二）整合成长的尝试
  （三）从英模原型到影片角色
第五章 救赎•奇观•身份——少数民族农民的银幕想象
一、作为救赎想象的少数民族农民
 二、被展示的奇观
三、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的确证与迷失

　　随着农民工在历史话语中浮出地表，逐渐在社会性话语和各种艺术创作中成为表现对象。近十年来，高票房电影与农民工角色有一定的默契，如《天下无贼》《疯狂的石头》《人在囧途》《人在囧途之泰囧》。农民工不能说是票房灵药，但这一群体进入电影充分显示出商业价值，而且，以农民工为主的部分电影在赢得票房的同时还获得人文深度、草根情怀的美誉。这些农民工角色在银幕上以喜剧性生存为主。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的“候鸟式”、夹缝中生存；一条交通线路连接的城市、农村之间可能有如同穿越时空的巨大差距，这些事实本身就让人产生荒诞和喜剧体验。消费是时代的重要主题，中国当代的审美状况“从流通和市场的现状看，喜剧类的产品具有较好的消费需求和市场占有，即是说，当代大众不可避免地告别悲剧转向喜剧,因为这样文化消费行为和趣味类型，和整个社会的转变是一致的” 。农民工成为具有票房号召力的角色，成为喜剧性的文化角色，也因为以愉悦感官为基本原则和出发点的大众文化消费。

 

　　（一）从人格执拗到信念坚守

　　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人的气质》里面提到中国人性格的固执，但是“灵活的固执” ，表现出生存的技巧和忍耐特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毫无怨言地等待、处之泰然地承受” 。明恩溥的观察对象为晚清的中国农民，也是中国传统农民的画像。传统农民的禀性与城市现代化之间的冲突、误会是银幕上部分农民工喜剧性的来源。

　　农民工成为喜剧对象得追溯到1997年的都市电影《有话好好说》。“一块钱一声，50块钱50声。好，你试试，我看你嗓门有多大”。喜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农民工小个子大喊一声“警察来了——”天桥下的人们立刻四处逃窜。接下来小个子分不清楚赵小帅让他喊话的意思，喊出了：“安红，我想你想得想睡觉……不是想睡觉，是睡不着觉……安红，我想你想得想睡觉……安红，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片中还有赵本山扮演的读诗的农民工，主题与农民工无关，但农民工的噱头增加了喜剧表现力，也比较早的透露其生存的执着与辛酸。“警察来了”带来的连动效应表现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艰难，是“灵活的固执”在20世纪末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呈现。读诗的农民工用喇叭一板一眼的替人表白，即使文化水平不高，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雇主让其所喊内容的真意，无甚表情的喊话可能出于两种情况：一是拿人钱财，与人办事，农民工生存的窘迫使他将此当成一件好差事，很珍惜；二是城市人的爱情游戏，与我无关。农民工语言、动作的执拗带来欢乐一刻。

　　《求求你表扬我》根据北北的小说《请你表扬我》改编。“我希望说明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好与坏。”“所处的角度不同，处理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这种复杂的生命之间的相互伤害，是我小说想表达的。” 小说故事有些荒诞，但又描摹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曾有的感觉。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杨红旗一出现，总是不合时宜，浑身泔水味到报社，已经极不匹配；要求被表扬更匪夷所思，而他的父亲老农杨胜利在人人讲效益、享受的时代，他捐献成癖，以至让自家一直需要村财政帮助的最穷户。“红旗”、“胜利”两个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名字，却又是两个偏执狂的名字，在消费、娱乐时代，这两个名字几乎沦为笑料。杨家父子希望被表扬的思想主要源于长期精神至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杨红旗的生存价值取向更多源自小农社会。当被问到什么叫幸福，杨红旗用慢悠悠的语气说：“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了，你就比我幸福。”听众都哈哈大笑，他就问“可笑吗？没上过茅房啊？”因为他认同自己对于幸福的理解，所以才直接发出了反问，“可笑吗?没有上过茅房啊？”农民工杨红旗的服装、动作、语言都进行了夸张、漫画化处理，夸大了农民工与以小报记者古国歌为代表的小市民审美、价值观之间的差距。电影选用知名小品范伟扮演执拗的杨红旗，似乎又要告诉观众：“杨红旗”不是真正的农民工，只是一个代号，不合时宜又执拗。杨红旗是否农民工并不影响故事进程，但作者就选择了一个农民工，大概正是多数农民工与城市格格不入的感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夸张的农民的保守、执拗在城市背景下显出耀眼的反差，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但也失却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真实，或者因为这类影片的主旨并不在表现农民工。随着农民进城历时性延长，农民工和城市人群共生关系的形成，农民工开始被客观看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性消费主义的蔓延，城市愈加五彩斑斓，然而，城市人在获得高收入、高物质生活水准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精神的愉悦，一些人陷入物质丰盈、精神贫瘠的怪圈。有的人沉迷于感官享乐；有的人开始寻找摆脱怪圈的方法，比如以某种方式让心灵回归田园和简单。农民工身在城市，但很多还保持着乡村价值观及道德操守，勤奋、知足常乐等品行，与城市人享乐、欲望无穷形成对照，于是，一度饱受揶揄的银幕上的农民工变身为另一种形象：单纯、有情有义。

　　农民工傻根是《天下无贼》的重要人物，电影对傻根作了纯化处理。一开始，傻根在车站大喊：“喂！你们谁是贼啊，站出来给俺老乡看看！喂！你们谁是贼啊？怎么样？没贼吧？”包括贼在内车站的人都惊呆了。王薄问他自己是不是像贼时，他说：“你不是贼，就是有点儿看不起俺”。当王薄问他王丽像不像贼时，他说：“大姐，你要是贼，俺把眼珠子抠出来。俺说话算数。”他发誓：“我就不信，狼都没伤害过我，人，他会害我？人怎么会比狼还坏啊？”电影运用台词不断强化傻根的无知和单纯，不符合农民工的生存现实。电影出品的时间距离第一、二波民工潮都有相当长的时间，农民工已经从特殊变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农民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事实上，多种因素促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比一般的市民艰难，更有机会接触和体验包括偷盗在内的各种社会阴暗面。导演冯小刚认为：“当然，这个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弃恶行善的过程，既有表现坏人行恶的黑暗一面，也有表现他们弃恶的好看的一面，最后还是有一些善良的东西，这个电影满足了这两方面的东西和要素” 。导演弃置农民工现实处境，塑造了“天使”农民工傻根，造就了一个天下无贼的理想世界，姑且看成通过农民工身上的美好品质来呼唤真善美的回归。“我国憨厚朴实吃苦耐劳的农民兄弟……再一次被塑造成略带神经质的一根筋形象” ，只有与贺岁目的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傻根的行为，否则就是“一个飘忽不定的符号，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呓，一个空洞过时的概念，一个随时随地都会破灭的信仰的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