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这本文集收的是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外的书刊上用英文发表的十几篇论文，由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几位研究生翻译成中文。20多年前国内的图书馆几乎不订国外出版的期刊，那时论文还不通过电子版流传，所以国内许多读者至今没有机会读到这些文章。
80年代初到了美国大学就明白：在研究性大学工作的除了教学必须从事研究，而研究的结果要力争在本学科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那里几乎人人都在努力这样做。发表论文主要不是为了评级，而是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作出贡献，让全世界的同行分享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应尽的责任。国外的科学家如此，中国的科学家也义不容辞。另一方面是检验自己的学术水平。凡有投稿经验的都知道，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一篇文章要经两三个评委匿名评审，先后通过两三轮修改甚至重写才能被接受，通常要花几年工夫。有一次收到一份评议书，单倍行距竟写了满满九页之多。一份学术刊物一年就发20来篇论文，全世界同行都在争夺，岂能不严格!论文能通过一流刊物匿名评审才算具备了国际水平，这是学界的共识。
我在国外完成的第一篇论文是1981年在市立纽约大学访问期间与Terence Langendoen合作的(他是Chomsky第一批招收的六名博士生中第一个获得学位的乔门大弟子)，论文发表在美国语言学会的学刊Language上。第二篇论文是198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防问时的研究成果，文稿通过评审后Linguistic Inquiry主编Jay Keyser在通知书中给我写道：“能在Linguistic Inquiry上发表您的论文也使我个人感到荣幸，特别是因为这将是本刊发表的第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文。”
投稿对学者的考验是严峻的，而回报有时是意想不到的。论文还没有印出来，消息已经传开，没想到竟有世界各地素不相识的同行来信探讨问题。1985年美国语言学会来请我在暑期语言学院上做学术讲座(Forum Lecture)，后来我从汉城大学的韩国教授Dong-Whee Yang写给我的信中才知道这是个荣誉，他说学会难得请亚洲人做这个讲座(it is a rare case that an Asian gave a forum lecture at LSA Linguistic Institute)。不久突然收到挪威驻华使馆来函，说挪威教育部邀请我到他们各大学讲学，而当时我连一个挪威人都不认识。
国际上学术批评是十分正常的，我批评别人，别人也批评我。对我各篇论文的反映当然不全是正面的、积极的。文章即将出版就有两位外国朋友提醒我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果然有人写了批评文章。也有人写文章议论我提出的问题却偏偏故意不引我的著作。好在自有人说公道话。James McCawley(也是Chomsky最初六名学生之一)在一篇书评中说我关于反身代词的著作是重要文章，写有关文献综述却故意不引毫无道理(inexplicably fail to cite)。
有些只读过我在国内发表的著作的读者感觉我就是在向国内语言学界介绍Chomsky，推崇他的生成语法。我确实认为很有必要让中国的学术界正确认识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谓当今第一学人(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in tellectual alive)的语言学家；然而读过我在国外发表的著作的读者才知道我对Chomsky的生成语法不乏批评，一再提醒研究普遍语法的国外学者注意汉语特点。他们之中有人不信，有人相信，有人虽然相信却总是希望我错了。不久前有位素昧平生的同行提到在英国读语言学的许多中国学生认为我的论文向国外语言学界介绍了汉语的真实面貌，体现了“正直(integrity)和诚实(honesty)”。John Robert Ross(也是Chomsky早年的学生，我们大家叫他Haj)印了哲学家Schelling的一段话送我，大意是：问题不是要如何歪曲、阉割研究对象来削足适履，不计代价地用早已认定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原则来解释。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开阔，从而适应研究现象(The question is not how the subject must be turned，twisted，narrowed，crippled so as to be explicable at all costs on principles that we have once and for all resolved not to go beyond．The question is to what point must be enlarge out thought so that it shall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phenomenon)。他说这段话是对我的文章的写照。我的著作谈不上对语言学理论有多大贡献，我说的不见得都是真理，但都是真话。
80年代初到了美国大学就明白：在研究性大学工作的除了教学必须从事研究，而研究的结果要力争在本学科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那里几乎人人都在努力这样做。发表论文主要不是为了评级，而是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作出贡献，让全世界的同行分享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应尽的责任。国外的科学家如此，中国的科学家也义不容辞。另一方面是检验自己的学术水平。凡有投稿经验的都知道，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一篇文章要经两三个评委匿名评审，先后通过两三轮修改甚至重写才能被接受，通常要花几年工夫。有一次收到一份评议书，单倍行距竟写了满满九页之多。一份学术刊物一年就发20来篇论文，全世界同行都在争夺，岂能不严格!论文能通过一流刊物匿名评审才算具备了国际水平，这是学界的共识。
我在国外完成的第一篇论文是1981年在市立纽约大学访问期间与Terence Langendoen合作的(他是Chomsky第一批招收的六名博士生中第一个获得学位的乔门大弟子)，论文发表在美国语言学会的学刊Language上。第二篇论文是198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防问时的研究成果，文稿通过评审后Linguistic Inquiry主编Jay Keyser在通知书中给我写道：“能在Linguistic Inquiry上发表您的论文也使我个人感到荣幸，特别是因为这将是本刊发表的第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文。”
投稿对学者的考验是严峻的，而回报有时是意想不到的。论文还没有印出来，消息已经传开，没想到竟有世界各地素不相识的同行来信探讨问题。1985年美国语言学会来请我在暑期语言学院上做学术讲座(Forum Lecture)，后来我从汉城大学的韩国教授Dong-Whee Yang写给我的信中才知道这是个荣誉，他说学会难得请亚洲人做这个讲座(it is a rare case that an Asian gave a forum lecture at LSA Linguistic Institute)。不久突然收到挪威驻华使馆来函，说挪威教育部邀请我到他们各大学讲学，而当时我连一个挪威人都不认识。
国际上学术批评是十分正常的，我批评别人，别人也批评我。对我各篇论文的反映当然不全是正面的、积极的。文章即将出版就有两位外国朋友提醒我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果然有人写了批评文章。也有人写文章议论我提出的问题却偏偏故意不引我的著作。好在自有人说公道话。James McCawley(也是Chomsky最初六名学生之一)在一篇书评中说我关于反身代词的著作是重要文章，写有关文献综述却故意不引毫无道理(inexplicably fail to cite)。
有些只读过我在国内发表的著作的读者感觉我就是在向国内语言学界介绍Chomsky，推崇他的生成语法。我确实认为很有必要让中国的学术界正确认识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谓当今第一学人(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in tellectual alive)的语言学家；然而读过我在国外发表的著作的读者才知道我对Chomsky的生成语法不乏批评，一再提醒研究普遍语法的国外学者注意汉语特点。他们之中有人不信，有人相信，有人虽然相信却总是希望我错了。不久前有位素昧平生的同行提到在英国读语言学的许多中国学生认为我的论文向国外语言学界介绍了汉语的真实面貌，体现了“正直(integrity)和诚实(honesty)”。John Robert Ross(也是Chomsky早年的学生，我们大家叫他Haj)印了哲学家Schelling的一段话送我，大意是：问题不是要如何歪曲、阉割研究对象来削足适履，不计代价地用早已认定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原则来解释。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开阔，从而适应研究现象(The question is not how the subject must be turned，twisted，narrowed，crippled so as to be explicable at all costs on principles that we have once and for all resolved not to go beyond．The question is to what point must be enlarge out thought so that it shall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phenomenon)。他说这段话是对我的文章的写照。我的著作谈不上对语言学理论有多大贡献，我说的不见得都是真理，但都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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