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文津阁、文渊阁本录异记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　杨讷　李晓明

　　在过去的八十余年中，文津阁《四库全书》一直被视为北京图书馆一大特藏，受到特殊的保护。对它的收藏、阅览、转抄与摄影，有一些专门的规定。对如何发挥它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学界和馆人也费过不少心思与劳力。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有过影印津本全书的动议，事虽不果，却使津本全书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认真的清点，在《四库全书》研究史上留下一段佳话，这就是一九二〇年陈垣先生主持的对全书册页的清点。清点结果，制成《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全书中过万页之书》。人们由此知道，《四库全书》的字数多达七亿。计册数和页数，总计为三六二七七册、二二九一一〇〇页。一九二八年谭新嘉又点了一次册数，比一九二〇年的统计多六册。一九二八年六月，北平图书馆在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送交的报告中不无自豪地说：「《四库全书》原有七部，已佚其三，今存四部，独本(馆)所藏文津阁本最完好。文澜阁本佚失过半，经向本馆借抄补全。文溯、文渊之有残缺者亦然。

　　早就有人发现，不同阁本的同一种书，其卷数、篇数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较大；即使卷数、篇数相同，文字也会存在差异。因而有的读者并不以读了某书的某一阁本为满足，还想查对其它阁本。这样就使人想做四库书目录异的工作，即编制尚存的四部阁书中卷数不同的诸书目录。在过去的条件下，很难完成这项工作。一九八六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全部出齐，为核对不同的阁本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过去论几个阁本的缮写质量，总以文渊阁本为第一，渊本既已广泛流传，其它阁本是否仍具有实用价值，也使人产生疑问。释疑的唯一办法就是核对。所以从一九九一年冬季起，我们核对了文渊、文津两个阁本的集部书，录下两个阁本在篇、卷上的差异，记录表明，在一二七三种集部书中，两个阁本有篇、卷之差的竟有七八八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就篇数讲，渊本有而津本无与津本有而渊本无的，其量几乎相当。这一核对结果不仅证明了文津阁本的实用价值犹存，而且使得在总体上比较不同阁本的高低失去了意义。因为读者用书首先是要知道某书以哪个阁本为全。

　　以元别集为例，读赵孟《松雪斋集》应选文津阁本，因为津本比渊本多外集一卷，反之，读郑玉《师山文集》则应选文渊阁本，因为渊本比津本多《遗文》五卷。以明别集为例，读刘球《两溪文集》应选津本，因为津本第十四卷比渊本多二十二篇，反之，读顾《顾华玉集》宜选渊本，因为其中《山中集》渊本比津本多出整六卷。宋别也不乏这类例子，以宋祁《景文集》与王《华阳集》最突出。《景文集》表面上看两个本子的正文都是六十二卷，津本只比渊本多补遗二卷、附录一卷，实际上正文编次大异，津本比渊本多出诗文二百余篇。《华阳集》津本仅四十卷，渊本却有六十卷。尤需注意的是，这两个集子都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可是它们的两个阁本就有这么大的差异。而总集类中的《明文海》，津本又比渊本多出那么多篇文字。从前人们往往以为，晚出的六个阁本均据文渊阁本抄出，上面的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既然如此，笼统地说某阁全书比另阁全书校对精细，又有多大意义呢!

　　上面的例子主要是就正文讲的。如果比较一下各集的序、跋和附录，就会发现两个阁本的差异更大。以元别集为例，津本有附录而渊本不收的，有仇远《山村遣集》（一卷）、安熙《默庵集》（一卷）、胡炳文《云峰集》（二卷）、许有壬《圭塘小稿》（一卷）、宋《燕石集》（一卷）等等；渊本有附录而津本缺的，有吾丘衍《竹素山房诗集》（一卷）、许谦《白云集》（一卷）、马祖常《石田集》（一卷）、贡师泰《玩斋集》（一卷）等等。有的集子序、跋、附录的有无可能是因为用了两个不同的底本，但造成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在四库馆臣根本没有为序、跋、附录的删存做一个统一的规定，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可见，在文渊阁本全书影印出版以後，文津阁本仍有它的实用价值，哪一个阁本都不能替代另一个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