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

保存最为完整的“文津阁”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原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一道，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

　　走进国家图书馆的专门书库，“乾隆御笔”首映眼帘，这是一首“题旧五代史八韵”，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书库内，128个书架林立其中，6，144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书架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别配有绿、红、蓝、灰四色，夹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独具历史文献价值的“文津阁”

　　和其他六阁《四库全书》不同，文津阁《四库全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首先，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

　　其次，从历史上看，《四库全书》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现经核查原藏，几乎每册均有校核纪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

　　第三，就现世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由于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因此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1917年，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发现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当时就据文津阁本予以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即特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由于原书散失严重，缺佚过半，据文津阁本补抄的更是不计其数。

　　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于1991年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已进行核对的集部和史部看，集部收书共计1，273种，存有差异788种，占62％；史部收书共计566种，存有差异290种，占5l％。这些差异包括：篇、卷之差，文字之差，《永乐大典》辑佚本的差异，序、跋、附录的差异，提要的差异，等等。通过核对录异还发现，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竟是海内孤篇。这些成果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鲁迅先生为之四处奔走的“文津阁”

　　据史料记载，如果不是现代文化巨匠鲁迅先生当年四处奔走，文津阁《四库全书》也险些支离破碎，遭受厄运。1909年，京师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前身)筹建时，清政府决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交接。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权土崩瓦解，无人再过问此事。民国教育部成立后，当时任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鲁迅先生开始着手此项工作。1913年，热河都统不顾民国教育部的指令，擅自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1914年，当教育部获悉文津阁《四库全书》已经运抵北京，立刻派员去车站接书。谁知文津阁《四库全书》早已被内务部拦截，运往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鲁迅闻讯后十分焦急，开始为这部中国文化典籍早日入藏京师图书馆四处奔走。1915年，鲁迅以教育部名义致函内务部，指出：“《四库全书》为中国古今图书籍之总汇，京师图书馆为首都册府，自应收藏，以宏沾溉。请即日将《四库全书》移交教育部，转发京师图书馆，以符成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内务部被迫与教育部接洽移交事宜，文津阁《四库全书》终于在京师图书馆寻到了最终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