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件盛事
——为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鼓与呼

任继愈（国家图书馆馆长）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商务印书馆将印行国家图书馆所珍藏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桩伟业，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无论是从文物保护还是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均有出版的价值和必要。我们国家图书馆也表示大力支持。现借这次出版之机，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十多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组织人力对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和文渊阁本进行比较研究，杨讷先生带领助手们一页一页、一卷一卷、一书一书地对比，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发现两阁本差异很大。从书名到篇、卷、收书到版本等都有歧异，文字上的差别则更多。这种差异或区别大大出乎原来的想象。就目前初步的研究来看，两阁之间差异较大，不同的阁本有不同的价值。因此，我们率先安排将集部中文渊阁本所没有的文章内容刊刻为《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共达十五册之多。这还不包括个别的文字差异。此书的出版，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这当然还很不够，全部印行才是办法。我们应该认定其作为阁本的地位和价值，文渊阁本是不能取代文津阁本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具有特殊的内涵，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的重视。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大的差异，还有待深入细致的研究。全部印行是最好的体现。我相信，学术界会翘首以待。

　　尽管学者们都在用《四库全书总目》，但对《四库全书》本身各种评价差异较大，做学问的人著述一般也不引用《四库全书》作为版本依据，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认识上的误区。我认为，过去学术界、文化界对《四库全书》的批评性意见过多，过激。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趁此机会为《四库全书》做一些“正名”工作。

　　无论如何，《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伟业，迄今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二百三十多年前，乾隆依托鼎盛的国力和个人的雄心，费去十余年的心力，动员全国成百上千优秀学者的力量编成此书，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无可比拟的。《四库全书》为学术文化界所诟病、诋毁之处是其禁书、改书。说到禁书，这实际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莫不为之，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实际上，这是两回事，不能说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当然，两者是有因果关联的。至于删改典籍，这恐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乾隆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许多文献进行删改，其实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做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四库全书》的编纂集中了当时众多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判断力和学识对《四库全书》的贡献非常巨大，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就有三百多种，这本身便是一项了不起的贡献。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出蕴藏在其中的学术文化价值，简单、粗浅地否定这样一桩举世皆知的文化伟业不是狂妄，便是文化虚无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否定《四库全书》的人，大多对《四库全书》本身没有多少了解，但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所发表的评论也多耳食之言。真正研究过《四库全书》的学者，反而对《四库全书》十分的重视。像陈垣先生就是一例。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四库全书》的编修，从学术的需要深入了解《四库全书》自身的价值，对今天的学术界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正名”之说并不过分。

　　值得介绍的是，商务印书馆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于 1915年拨入本馆起，就谋求刊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将其刊刻出版，或欲与政府合作，或欲独立运行，只是因时代及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而始终未成。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所刊行的《四库珍本初集》，是《四库全书》成书以来出版印行的第一次。不过，囿于当时的条件，《四库珍本初集》也有它的不足，一是选用文渊阁本为底本，一是选印量仅全书的二十分之一。当然，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始得以印行全套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虽然是两家机构，但属于同一个品牌。今天，商务印书馆踵事增华，刊行文津阁本，既是赓续其历史的承诺，又有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那就是两阁并行于世，化百成千，不再拘于深藏密封，既大大便利于学术文化界取资，也对建立和推动《四库》学研究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其意义与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也是百年商务追求文化理想的完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