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
——九十年梦寻与追求

一、首倡印行《四库全书》

　　许多研究均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 1919 年的影印计划作为影印《四库全书》的最早动议。但实际上，早在此前两年，即 1917 年，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和商务印书馆其时的灵魂人物张元济均曾有印行《四库全书》的动议。

　　早在 1915 年，作为一个敏感而有实力的冒险家商人，在用现代印刷技术印行了皇皇巨著——《频伽大藏经》，取得了一定的出版经验和商业利益后，哈同就起意将《四库全书》列入其生财计划。

　　哈同想印行《四库全书》的消息，很快就被与其同处一隅的张元济获知，虽然知道以是时商务的实力无法与哈同相比，但显然，民族责任心和追求事业与发展的梦想促使张元济决定置身其中。 1917 年 1 月 7 日，他利用出身翰林的地位与关系，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直接向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呈文申请，商借京师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影印，但不幸于同月 18 日被驳回。

　　张元济转而寻求与哈同合作。 1 月 30 日，张元济致信当时地位显赫的清朝要臣岑春煊，恳请他介绍与哈同接洽合作承印《四库全书》。经过多方努力和岑春煊的斡旋，在年谱中又有这样的记载： 4 月 16 日，岑春煊约哈同于花园午饭，席间，姬觉弥言将有大宗印件托商务印行，先生允即派人接洽。又谈印《四库全书》事。次日，先生派郑禹往晤姬觉弥、邹景叔。姬等云：《四库全书》可分一半与商务承印。这位姬觉弥，是哈同的大管家，炙手可热，又监印过《频伽大藏经》，自然于出版是内行。他使张元济终于得到了《四库全书》的承印权。

　　这项沉寂的史料表明，倡议印行《四库全书》，张元济先生应居首功，尽管后来这次筹划没有实施，但商务人为《四库全书》化身千百，广泛传播所作的努力已经开始。

二、庚款筹印计划终成梦幻

　　发端于 1919 年，由北洋政府倡议印行《四库全书》的事件，早已成为人们熟知的史实。当时，一战结束，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和会。以叶恭绰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会议期间大力宣传《四库全书》，建议法国巴黎大学首设中国学院，并向中国政府借用《四库全书》，以研究中国文化。法国内阁总理班乐卫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在他感觉，《四库全书》就像伏尔泰的百科全书一样有价值，于是建议以庚款来印行。为此，北洋政府迅速决定在北京设立文化局，专门施行印行之事。允诺影印后分赠法国总统及中国学院。此事由内务府主管朱启钤督办，并委派叶恭绰主领其事。旋即，叶恭绰便安排朱启钤与陶湘和张元济展开磋商，商议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印书事宜，将商务印书馆拉入了这个《四库全书》保存和传播的计划。
　　1919 年 5 月，班乐卫访华，顺道到上海并参观商务印书馆。今天，我们在《张元济年谱》中发现了许多有关记载：

　　1920 年 1 月 10 日，约鲍咸昌等商影印《四库全书》事。 2 月 6 日，致傅增湘书，托代揽影印《四库全书》。 9 月 28 日约高凤池、鲍咸昌等讨论影印《四库全书》事。 9 月 30 日致王显华书，谈与经恩公司联络南京路购地，将入京商印《四库全书》等事。 1 0 月 1 日与谢燕堂详算《四库全书》印刷成本。 1 0 月 2 日约商承印《四库全书》。 1 0 月 8 日赴京访叶恭绰，谈印《四库全书》。 1 0 月 12 日晤朱启钤、陶湘，谈承印《四库全书》事。 ……

　　按叶恭绰制定的印书计划，主张原样影印，计划印行 100 部，并拨款 30 万，由商务承印。张元济则从实际情况考虑，主张实行“消极进行之策，不如请政府预垫若干，一面售预约卷，购得若干再行开印”，提出了符合商业运作的理念。并不断调整、制定可行的承印方案。但好事多磨，由于北洋政府难以筹措足够费用，此次筹印的努力终付东流。

三、再次与梦想擦肩而过

　　1924 年，商务印书馆即将迎来 30 周年纪念。张元济决计在馆庆 30 周年之际，着手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年 2 月，张元济派高梦旦进京与清室内务府接洽，商借文渊阁《四库全书》运沪影印事宜。预计全书运抵上海后，以半年为筹备期。一年半后开印，分十期出书，每期二百册，半年一期，斥资 500 万，分五年印完。由于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五年的等待，清室方面也乐于获得一笔收入，因此，最终达成协议，拟定领印办法十二条，并报请北洋政府国务院，内务部、交通部、教育部备案，由交通部派专列运沪实行。 4 月 5 日，商务派员如约到文渊阁查点装箱，不料装箱仅三分之一，曹锟亲信利用手中权力向商务索贿，遭到拒绝后，借故以总统府公函阻止装运。

　　面对如此横生枝节，张元济亲自致函国务院总理孙宝琦陈说情由，他在 4 月 15 日给孙宝琦的信中说：“此书关系中国文化，且卷帙繁重，印刷不易，需费尤多，……今敝公司所印，系就原书缩照，定价较廉，意在广为流布。窃维与政府宣传文化、嘉惠中外之意，尚不相悖。何敢为罔利之计？”请求放行。他悲愤地预言：“元济敢妄言，商务印书馆若不印此书，在若干时期以内，必无人能肩此任。此若干时期以内，又不知经几许沧桑，今仅存之三部，恐且为永乐大典之续矣。”《四库全书》的印行再一次中辍。

　　1925 年，叶恭绰多次给张元济致电，表示政府仍有意印行，并希望再派专人北上商议。张元济立派李拔可北上，经商榷，最终同意按张元济缩印方案实施，并由商务印书馆与教育部签订合同，将文津阁运沪影印。

　　但事不凑巧，此时，直奉战事爆发，铁路运输中断，李拔可建议改由海运，而张元济等商务领导层不愿冒险，只好待时局稳定再施行。前此，张元济曾发感慨，“《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此时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帮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却不料时事发展真应了这句谶语。

　　1926 年，时局已暂平息，但政府方面又换了新人。新来的教育部次长称：此事不但部中反对者多，且阁员中亦少明白真相者。予以回绝。

　　商务人只有等待。此间，张元济曾致函好友傅增湘吐露心声说：如此一大事因缘，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使吾辈力行不懈，终当有登彼岸之时。

四、印行《四库全书珍本》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告急，古物南迁，文渊阁《四库全书》转运至上海。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有识之士深恐《四库全书》遭《永乐大典》的命运，遂重拾影印之议。 1933 年春，教育部委托当时庋藏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亲自找到张元济，希望商务印书馆印行《四库全书》未刊本。张元济遂将此事介绍给当时主持商务事务的王云五。王云五虽不甚熟悉古籍，但他知道这是十几年都没有等来的机会，因此他对张元济说“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却不能不做。”

　　当时商务在遭受“一·二八”战火重创后，正处于恢复期，但商务人仍然希望以珍本为基础，力图续印日久，便可成一全《四库》。“四库不能全印，诚属憾事，然能印未刊之本，慰情究为聊胜。”

　　让人更意想不到的是，针对初步拟定的《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在教育界文化界内部掀起了一场激烈争论。当时，北图馆长袁同礼和善本部主任赵万里主张以善本代库本，并得到了文化权威蔡元培的支持。一时之间，众多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对教育部拟定的十三条原则予以评论，重点是对选目发表意见。知名学者对《草目》中三百六十六种选书发表的意见尤多。这次论争，虽围绕印事而起，但对于《四库全书》扩大流传影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最后，教育部坚持选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并对《草目》进行讨论修改。至 1933 年 10 月，终于编定《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选定书目 231 种。

　　影印工作开始于 1934 年 7 月，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及有关各方代表组成的临时监察委员会同至上海，监视开箱，按目检出各书，点明册数、页数，分期交付商务印书馆就地影印。至 1935 年 7 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 231 种，分装 1960 册，先后分四期陆续出齐。

　　无论如何，出版之事终于告成了。这是《四库全书》之幸，更是商务印书馆对民族文化的莫大贡献。所以，珍本初集刚一问世，学界反映强烈。即使在今天来看，《四库珍本丛刊》的印行仍有着相当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一是这些未刊之作得以化身千百，免除了人们对四库精华遭沦亡命途的担忧；二是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四库》再无争议，众望所归。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影印之因缘遂如磐石。

　　其后，世事沧海桑田，商务印书馆虽又印行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目》等有关书籍。但 1949 年后，文渊阁本渡海而去，迁至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因受出版业务调整限制， 50 余年来，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梦想终而空置。

　　五、梦圆文津阁

　　但值得表述的是，因历史原因成了一家四地的商务，竟都延续了传承科学和文化的香火，其中的台湾商务终于 1980 年代印行了《文渊阁四库全书》。

　　而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再次相遇却是又一个世纪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