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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的编纂，不仅仅要在分类上有突过前人之处，关于所收录典籍的校雠，可以说是空前的盛举。古书自经过西汉时代的著名学者刘歆的校理之后，其余各代虽然也有校理之事，但多为文字异同的比勘，并简单著录、分类而已，罕有进行大规模的校雠。惟有《四库全书》之纂修，是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一次大规模校理。当时参加编纂的著名学者纪昀、陆锡熊总其成，戴震、邵晋涵、周永年诸人也能各集所长，所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叙录的原则
前代的藏书，大多缺乏简择。《四库全书》对于古籍的整理特创新规，一一辨其妍媸，去取较严。学术水平高的，则编录无遗。而其次者，也长短兼收。如果其所言之理不合于儒家之理，也将其列于书目，并评价其得失。至于寻常的著述，水平有限，但流传已久，也准诸家著录之例，并存其目，以备考核。因此，《四库全书》所收之书等差有辨，条理清晰。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部巨著的编纂如此精细。
真伪的辨证
《七略》所著录的古书，即多依托，这一点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注释便可覆按。到明朝时期，伪妄弥多，鱼目混珠，一时难以辨别。《四库全书》在编纂之时，一一详核，兼辨证其是非。有的本属伪书，但流传已久，有的书是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经将其作为经典，引为故实，因此不能一概捐弃，所以姑录而存而之，但要加以辨别。如果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作者的原著，则题曰某代某人撰。如果明显是伪造，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有的书是货真价实的著作、但其作者却相承而误，如吕本中的《春秋传》，旧本称吕祖谦之类，其例亦同。至于其书虽曾为历代所著录，而实际上一无可取，如《燕丹子》、陶潜的《圣贤群辅录》之类，已知道它们是后人的妄托，故只是存目而已。
提纲挈领
《四库全书》对所收诸书各撰内容提要，分之则散见于诸书之首，合之则共为全书总目。每书先列作者的爵里，以论世知人。其次考本书的得失，权衡众说的异同，以及文字的增删，篇帙的分合，皆详为考辨，巨细不遗。
取舍的标准
《四库全书》之所采录，只有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颠倒是非的著作，才会严加掊击。对于那些怀诈挟私，蛊惑世人视听的著作，也大力摒斥。至于阐明学术，则各撷所长，品评文章，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九流之书，自刘歆《七略》以来，即已加以著录。但以后历代的方技家递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伪妄荒唐，不可究诘；或者卑琐微末，不足入眼。所以《四库全书》在编纂之时，但就《四库》所储，选择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此种图书之梗概。其所未备者，也不复搜求。释、道之著作虽然是外教，词曲等虽然是末技，却不废搜罗，尽可能加以收录。但佛教和道教著作，必择其可资考证者，那些经忏章咒等则一字不收。倚声填调之作，如石孝友的《金谷遗音》，张可久的《小山小令》，也一概摒弃。至于儒家所标榜的文章德行，在孔子的时代既已经分科，所以后人也只是遵守前规。《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如杨继盛的文集，周宗建、黄道周等人的经解、则只论人面不论其书。耿南仲之说《易》，吴开之评诗，则论书而不论其人。凡兹之类，略示变通。至于姚广孝的《逃虚子集》，严嵩的《钤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姚孝助朱棣叛逆起兵，严嵩则怙权蠹国。凡是这类人的著作，一并著明其见斥的理由，附存其目，用以彰善弃恶。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四库全书》编纂时审核之密，考据之精，取舍之严，著录之富，实为前古罕有。所以，他是中国校雠学史上极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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