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同仁对商务的历史有一个按主持人姓名为阶段的分期习惯。一般说一位主持人主持时间稍长，同仁就这样称呼。如夏瑞芳时期、张元济时期、王云五时 期。沿袭下来，人们称陈翰伯主持商务工作的时候，称之为陈翰伯时期。从1958年商务恢复独立建制起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尽管在“文革”开始前已经由汝 晓钟主持，而且前后有五六年之久，同志们习惯上不以他姓名称“时期”而称“时候”。而1965—1966年习惯称陈翰伯时期。

    1954年年初，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时和高教部教材编审处组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时保留商务的招牌。除以高教出版社出版高校教学用书外，继续以商务名义出版古籍、科技及工具书。但不必讳言，以商务招牌出的书比较少。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中央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够强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来应该由中国资产阶级完成的事，很多没有做，或没有完成。例如介 绍世界古典的和近代的思想、著作，他们只做了一点，没有完成。作为一种思想资料，资产阶级的，特别在其上升时期的思想、学说，无产阶级是应该知道的。既然 资产阶级没有做完，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自己做。这事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时在1954年，作为一件大事，列入了国家计划。当时出版工作行政上由文化部出版 事业管理局负责，局直接管的几个出版社中，三联书店最合适做这件事。所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分别找三联书店负责人陈原同志，告诉他这 件事。周扬说，他们（资产阶级）没有完成，我们现在来“补课”。他们二位要三联作出一个规划。与此同时，胡乔木主持了一个会。徐特立也参加了会议，并讲了 话。会议决定，外国学术著作的出版由三联书店负责。由三联书店编辑部重新建立一个编辑机构，负责两件事。一项任务就是翻译出版这些外国学术著作；一项任务 是挑选1949年以前出版过的这类书中比较优秀的重新加以出版。二项任务是有交叉的。因为有些1949年前出版过的较优秀的翻译著作也可纳入翻译世界学术 著作规划里面。这是个很大的任务，决非当时三联书店的规模所能承受，所以文化部决定由三联书店牵头，由全国9个有关出版社一起来搞。比方说法律出版社搞法 律著作，科学出版社搞科学理论著作，等等①。商务印书馆也在这9家之中。因为1949年前商务是这方面出版最多的，其《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在学术界是很 有好评的。

    三联书店由陈原同志主持，由史枚具体操作，访问、请教了社会科学界各部门的专家学者，最后汇总成一份《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收书1600多种。其中极 小一部分分别由其余8家认去负责组织人翻译。但1954年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多次重大的斗争、批判，这件事不能不受到影响。另外，这些任务由多个出版社 分担，每个社都有它自身的主要任务，这些“外加”的自然处于各社的二线。一两年后出书极少，觉得这样旷日持久，总非办法。到1956年2月，中央“双百” 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系列贯彻的措施。最早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结合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要使文学 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②。应该说中宣部对“双百”方针的贯彻的考虑，包括了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工 作。

    虽然后来基本上独力承担这项翻译工作的商务是在1958年4月才独立建制，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方案在1956年下半年就已确定，并付诸实施。中间因“反右”而有所中断。

    定了翻译西方理论著作的方针后，理论著作就要有个通盘考虑。有3类。一类马克思主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类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由三联书店出版；一类西 方，或说非马克思主义，交给商务比较合适③。当时“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布后，中央负责同志曾指示，应设法更多地发挥商务印书馆的作用，以适 应学术界需要”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商务建制独立要有一批干部。而商务在建国前几年，出新书极少，总处编辑相应也很少。高教社有一批编辑，但都是理工 科的人才。当时文化部直属出版社还有一个时代出版社。建国初确定的任务是介绍苏联和出版俄语词典、读物，以和“学习苏联”的方针相适应。到1954年已觉 得没有什么书好出。1955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私营五十年代出版社因其以往出版俄语读物，归入时代。时代的外语人才很多而缺少任务，1956年初时代社搬 到百万庄和外文出版社合建的新楼。仍然是两家，时代的任务和外文社相反，外文社的书出口，而时代社供国内读者用外语读物和外语词典。1956年秋末，宣布 时代社不再作为独立机构，人员一部分到外文出版社，一部分到高教；出书仍用时代社名。到高教的由郭敬同志带队。虽未宣布，但去的人都知道此行是为重组商务 印书馆。因而有要求更动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整风、“反右”，商务的重组计划就挪后了。“反右”结束，有一个干部下放当“新农民”的事。高教社下放的人一部分跟高教部到东北，一部分跟文化部到江苏。 去东北的是原属高教部的，而去江苏的是原商务和时代调去的。而在外文的时代人员下放的和高教的一起编队到江苏。应该说此时已决定时代全建制进入商务。

    而时代社并入商务的组织文件是在1958年2月5日才形成的。那是文化部党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组及公方董事、主要负责干部配备 的请示报告。其中关于商务印书馆的如下：“商务印书馆于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时保留了商务印书馆的牌子，担负高等学校、中等 专业学校各科教学用书和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科技及工具书等书籍的编辑出版任务。……当时因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后无专业出版方向，这样明确它们的 专业出版任务是正确的。现在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考虑到商务印书馆……原有的历史特点，使它更便于发挥在人民出版事业中应 有的作用，经商得高等教育部……同意，将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立为两个独立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由文化部领导……以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将时代出版社并入商务印书馆，撤销时代出版社名义”⑤。董事会中的公方董事原有高教部人员， 现全为文化部人员。文件提出商务领导干部：总经理郭敬，总编辑陈翰伯。副总经理俞寰澄，副总编辑刘泽荣。郭敬同志不久就调离商务到北京市工作，所遗总经理 一职由陈翰伯担任：陈翰伯为总经理兼总编辑。但商务同仁印象中都没有总经理而认为他仍仅是总编辑。刘泽荣在外交部有职务，原在时代时只管俄华词典，到商务 后仍如此。俞寰澄年事已高，在高教时已不视事。所以商务从1958年底以前，社级领导就陈翰伯一位。

    文化部2月的请示报告经中宣部转报，至3月初经书记处邓小平、彭真审阅同意。陈原同志1994年在商务规划会上说，3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商务重新建制的计 划，3月上旬他带了中央的批件去请陈翰伯同志接手办这事⑥。所以由陈原同志去传达，不仅他是文化部出版局领导，而且他们二位在建国前就很熟悉，都在白区 从事党的文字工作。

    上级给商务的任务是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两项任务中后者商务一直没有停止过，时代社也一 直没停过，两面人员、选题、编著者合在一起，轻车熟路。而翻译，问题就多得很。商务在三十年代上半期，虽说汉译名著出得很多，“但选书标准不一，内容不 精”⑦。而且编辑人员很少，此后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它的编辑人员出得多，进得少，所剩无几。时代社虽说有近20年翻译出版的历史，但都译自俄文， 它有一批熟练的俄文译者和编辑。虽然其中不乏除俄语外还精通英、德、法、日各语种的，但合起来，和所担任务相比较，就显得不够。而可以担任这项翻译任务的 译者，已多年失去联系，所以在陈翰伯面前，有两个巨大的铺摊子的任务：首先原有编辑要熟悉新的任务，再要补充一大批编辑；其次要组织一支高水准的译者队 伍，才能担任这项任务。1959年4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帮助陈翰伯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华东师大徐怀启教授谈到商务要承担的任务之难：他说： “这个任务最麻烦。我审了一本伏尔泰的书（译稿），伏尔泰讲英国，用的是法文。艰难。改起来很不好办”⑧。徐教授讲的可能就是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在这本薄薄小册子里，伏尔泰批判法国笛卡尔，宣扬英国洛克的经验哲学，推崇英国的政治制度、商业和文学，还向法国人介绍莎士比亚。 可见这类书翻译时必须具有的知识将多么广泛。面临如此艰难任务，商务白手起家，谈何容易。

    陈翰伯燕大新闻系毕业，“一二•九”运动骨干，毕业后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新闻工作。“陈翰伯曾把自己的经历概括成八个字：‘青春办报，皓首出书’。…… 先后在张学良将军所办的《西京日报》，杨虎成将军所办的《西北文化报》，成都《新民报》、全民通讯社，重庆《时事新报》、《新民晚报》，上海《联合晚报》 等，或任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或长主笔，撰写社论。一九四九年，他任新华通讯总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旋调任该社新闻训练班主任。此班后来转隶新闻总 署，改名北京新闻学校，他任副校长，主持校务。一九五一年学校结束，他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中宣部干部训练班的工作。班主任为胡乔木，他是秘书长，主持 实际工作。一九五三年，他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具体主持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到一九五八年春调商务印书馆，其时他44岁，正值壮年，步入他自己所 谓‘皓首出书’的过程”⑨。

    从当时商务的实际出发，陈翰伯以多年从事新闻工作，善于跟人打交道的“职业能耐”到处求助。

    首先求自己。对于要翻译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大部分编辑同志，包括陈翰伯自己说，都比较陌生。陈翰伯“想了个主意：读四史。这四史我指的是‘洋’四 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我立刻啃起这几本书来了。我这么啃，竟然带动编辑部的同志也都啃起来，对以后大家熟悉业务，倒是起了 点作用”10。

    其次求助于学术界。在北京他“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几个有关系里向一些学者、专家请教，如贺麟、郑昕、洪谦、苗力田等同志”11。1959年4月在上海有 一次经济学界的会议。有上海、天津、山东、安徽、武汉、厦门、广州、西安等地的学者参加。陈翰伯赶去进行会外活动，访问各位学者。他在题为《上海杂记》的 笔记本里记录了一些线索。其“上海工作初步计划”写道：“复旦大学哲学系，经济系，马列主义，法律，历史，中国文学系，外国语系。华东师大中文、外文，社 会科学各系。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各系。外国语学院有一个翻译室”12。4月8日晚“未完事项排队”有：“本楼：姚耐、王亚南、李铁民；访问：华东师大常溪 萍、社会科学院曹未风、宋原放、孙立功；开会：市委宣传部、董事、写稿人”13。从本子上记录访问内容的有：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张福秋，南开的谷书堂， 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巢峰、上社翻译室邱正衡，复大外文系，上海发行所孙立功，王亚南，朱剑农，曹未风，上海文史馆，外国社科论文文摘社周熙良。这是4 月7日至13日上午的活动。13日下午就是市委宣传部为他组织的会。又去拜访杭大外语系蒋忠全、地理系徐松年、历史系胡玉堂，以及文化局许钦文等人。这些 自然都是为请教。

    又有一个判断是1962年的记录本。共有40页，是在北大访问，计划访问哲、经、政、法、史、中文、地理各系共24位，实际访问了21位。

    这些访问，说明商务从陈翰伯开始就把与学术界广泛联系、依靠学术界的支持作为自己的方针。使商务和学术界有了一定联系，或得到建议，或得到忠告，或得到了 推荐的译者。用“开门办社”解决自力不足。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方针，几十年没变。独立建制后不久，原有编辑对业务很快就熟悉，熟悉此项业务的新编辑有所 调入。但依靠外力、开门办社的方针始终不变。

    得到外力帮助得益最大的是选题计划。虽然有具体由史枚组织制定的1600多种书的规划，但那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变成可以操作，还得有个过程，即制订中期、 短期的选题计划。哪些书可以晚些，哪些书应该早些译出，这中间学问很大。编辑部一开始就由几位骨干拿了这1600种书目（因为封面是蓝色的，我们通称它为 “蓝皮书”）到处找人讨教，哪些先出，为什么，请谁译最合适。然后编出了第一份自己的选题。那“蓝皮书”原来仅是中文，也不知版本，不便于工作，同时由二 位编辑到北图、北大等图书馆进行将大书单“还原”成原文的工作。出力最多的是由中华书局调来的沈迈行先生。

    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应放在“外为中用”的方针上。经过向各方面专家请教，选题的重点落实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上。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 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14。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这些学 说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中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于我国的革命、建设事业有直接帮助。正是广大馆外专家帮助把住了方向，虽然后 来“年年讲、月月讲，”其他出版社的书常被“关注”，商务的出书很少遇到麻烦。“文革”中也仅限于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用的书，被“批判”。

    方针确定后，接着是人员问题。原有人员远不够用。要调进人是极难，正值大跃进，百事俱兴，个个单位缺人。陈翰伯靠个人面子，在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北京大 学，要了些人。当时有很多所谓“右派”，这批人材蒙冤，或在农村劳动，或用非所长等同闲置。陈翰伯不怕牵连，派人事干部出去调来。人员逐渐充实。

    商务对干部注意培养。如前面讲陈翰伯提倡读“四史”外，规定编辑每月要填读书表，互相传阅，交流读书情况，且有一定促进作用。再就是“练笔”，提倡写作。 一位编辑自己笔头不硬，很难改好别人文字。一种是工作简报；一种是单项总结，人人参加。1961年《外国历史小丛书》上马，鼓励大家认选题，作为提高干部 的方法之一。最早设序言组，负责所出各书的中译本序。后来改为要求责任编辑自己动笔，以提高编辑全面能力。年轻人则学翻译。商务虽然鼓励编辑们练笔，却不 鼓励编辑翻译选题内的书和业余校订译稿。只有少数经过批准的编审才可以。实行“近水楼台不能先得月”的原则。近水楼台得月，或先得月，必然有悖于开门办社 的原则。从总体上看，不论商务实力多强，与全国比总微不足道。一本书商务内部译，百十人里找一人；馆外译，千百专家里找一位，质量自然不同。

    陈翰伯说，处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必须用马列主义。一开始，就要李侃同志编一小册子“供本馆编辑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历史文 化遗产”15之用。纂辑经典作家论著中一些有关文献。当时社会上正对批判继承遗产问题有所讨论。小册子也附录有二、三篇。

    商务独立建制不久遇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接着国民经济发生困难，国家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文化部对于出版的调整，重点放在调 整各社的任务，使不重复。中华书局是和商务同时独立建制的，当时两家都有整理古籍的任务。至此调整。1959年4月12日文化部下达《中华商务双方转让办 法》，共3条6款：

    “甲、新版：
    
    1．商务除已发稿者外，不再出版古籍。未发稿部分，或一律、或任便挑选，改由中华出版（付款）。
　  2．中华不再出版翻译书。或转让商务，或以后不再出。中华规划中不再订翻译出版计划。

    乙、重版（重印）：

    1．商务解放后所出版古籍，如有重印（新华书店提印或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建议提印），一律由中华办理。
    2．中华解放后所出版西籍，同上原则，一律由商务办理。
    3．商务解放前所出版古籍，原则上归中华，个别商酌。
    4．中华解放前所出版西籍，原则上归商务，个别商酌。
　
    丙、资料室：

    商务古籍有副本者，赠一部给中华，无副本者不赠 。
    《丛书集成》如拟添印、配齐，由商务办理16。
    中华不再出版中外文辞典（包括上海在内，《辞海》17除外）”18。从此商务不再涉足古籍，原来从事古籍工作的编辑调到中华；中华也有调入商务。

    商务原有4个编辑室：俄华词典编辑室、外语编辑室、哲学社会科学编辑室、汉语编辑室。以序数命名。同时又将上海新知识出版社的地理编辑室全建制，包括全部书稿，划归商务。

    此时商务下放改由北京市领导，根据市里意见，建立第六编辑室，专门出版市里交给的任务。第六编辑室出版北京市大跃进中北京各厂矿技术革新资料，每件分量极 小，以活页出版，没有值得保留的，现已难找踪迹，只有合订本《北京市机电工业土简设备技术资料选集》记录一些痕迹。还有一本讲商品知识的《物性学》，马连 道仓库编写的。第六编辑室存在时间不长。

    1963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紧缩编制，将文改出版社的出版任务中排、校、印交由商务承担。这部分书用“文字改革出版社”名义。编辑工作则由文改会负责。此 外，有些文化部所属部门的，出版学、图书馆学、印刷技术等书也由商务承担。八字方针中“调整”一般是紧缩，当时称为“缩短战线”，而商务划出一项，划进 四、五项。

    1961年4月中旬，中宣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我国有高等教育当时已有70年历史。但始终没有自己的教材。先用英美的，读原版书，学生负 担不起；三十年代有自编，但仅几十种；1949年起，全部翻译苏联课本。有一个缺点，就是搬，不顾中国特点。所以先从文科开始。会议研究后决定，编写、出 版文、史、经、哲、政、教6个学系69个专业，以及各语种外语教材。分配给商务的任务：全部外语，大、小语种的课本，外国历史的参考资料。加起来是很大一 个数目。

    三年困难时期，“胡愈老审时度势，认为此时作为一个从事出版事业的人，最重要是抓出一套能在那样阴暗的日子里振奋人心或者至少开释疑虑的丛书来，这样，只 有这样，出版工作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19。当时都认为，所以困难，缘由干部水平低，把事搞坏。胡愈老也这样想，所以要编一套能全面提高干部水平的丛书。 这就是1961年春夏之交胡愈老组织，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科学普及出版社6家联合出版的《知识丛 书》。当时还有吴晗任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是周恩来看到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后，建议他再编一套外国的，除了可供一般读者，更可供给外事工作 人员用。吴晗找到陈翰伯，陈一口承担。这两套书属于普及，出版范围又有所增加。《知识丛书》“到1962年夏秋，这套丛书出了三十几种，忽然局势大变，雷 声隆隆——北戴河传来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信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知识不知识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事，这样的形势注定了《知识丛 书》再也出不下去了”20。而《外国历史小丛书》陈翰伯配备了一个编辑组，专门从事。

    1962年，中央成立一个理论文章写作小组。小组需要阅读一些海外的书刊，要几个出版社，包括商务，提供中文本。陈翰伯接受了。有个小插曲：书都属于政治 读物；译文是由一流译者所译，编辑工作很轻，编辑室政治学组组长却死活拒绝接受任务。回答得极有力：这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又要“年年讲、月月 讲”，又要我搞这些，不干。政治组不接，自然可以交给其它组。

    商务独立建制，三联书店将有关这一任务的全部已做未完的工作，主要是稿件和约稿，移交商务。商务自己也约稿。这时译者认识到翻译出版西方著作，有助于我国 学者开阔视野，十分兴奋，十分支持，译稿源源而来。对译稿处理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些译者都是名家，他们珍惜声誉，译文不会有大问题，只要通读，读“不 顺”处再核原文。一种认为翻译的都是经过时间洗练的名著，要对读者、原著者、译者和出版社自己都负责，大名家、小名家的译稿都要逐字逐句核对原文，改正和 修润后才能交工厂发排。后者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能站住，唯一的缺点是费工，费时。这就有逐渐增多待处理的存稿。后来得到一个名称——“水库”。讨论过几次都 未解决，商务的“水库”就很有名了。文化部出版局领导陈原同志下来调查处理，研究后觉得虽然很多稿子长期压着对不住译者，但质量总应保证。只能设法添人。 但谈何容易。陈原同志后来主持商务，他谈到这事时，曾代表商务对译者表示歉意。

    1958年独立建制时馆址在东总布胡同10号。该处民国期间是俄语专科学校。瞿秋白毕业于此。解放后为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于此。1958年1月人 民、通俗两社搬到朝内大街新楼，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社重建，在此办公。1961年，文化部文化学院“下马”，中华、商务两家同时迁入其翠微路2号院址 办公，不仅办公条件大为改善，同时也解决了一些职工的居住条件。“文革”时“出版口”认为中华、商务两家不应该存在，犁庭扫院，全部下干校，房子，连同原 有散处城内各处的民居，全部交给当地。交出去后一个月，周总理知道了，1970年9月17日，把“出版口”负责人找去批评了一顿，说：“要有点辩证法，不 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要了？那样做，不叫为人民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 看，就看坏书”21。但“出版口”并未把总理的话当件事，没去收回房子。后来恢复业务，两家再无立锥之地，一起挤在王府井。因为没有宿舍，调不进人来。这 是后话。

    1964年夏，毛泽东对文艺作了第二次批示。调陈翰伯去文化部整风，整风结束，他留在文化部出版局。但并没有书面调动文件，而且中宣部很多事仍找他，实际 仍是他负责，每星期来一两次处理些事。后汝晓钟调来，但一直处于熟悉情况阶段，大事仍由陈负责。1964年冬，70多名干部分北京顺义、辽宁新金参加“四 清”。所谓“小四清”。接着1965年45人去河南安阳、38人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所谓“大四清”。第一批70多人一个冬春；第二批83人冬天去， 麦收参加“文革”才回北京。1965年冬在河南“四清”时，还奉命组织年老体弱者去林县接受阶级斗争教育，“随同参观”。1964—1966年，不论馆领 导还是一般编辑，真正坐下来做工作的时间实在不多。

    虽然从1958—1966年初8年时间，去除“四清”等，实际工作时间不多。但这几年出书还是不少。

    陈翰伯主持期间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395种（期间同一书名的多卷集不论册数多少，概算1种。如《傅立叶选集》共4大卷，算1种。 下均同。）。计哲学及哲学史著作118种，经济学著作也是118种。政治学93种，历史著作66种。地理著作和语言学著作未计在内。

    哲学著作中属于东西方古典哲学，以及外国人对此的研究著作计80种。对我国发生过影响的，如穆勒、柏格森、罗素、詹姆生、杜威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的著作 20种。上世纪末从伦琴发现Ｘ射线后，物理学引起了一场革命，进入物理学新时代。量子论、量子力学、相对论、核物理，等等，修正和更新了牛顿的经典物理 学。这些对人类生活发生了极大影响，但在旧中国出版物中很少有反应。商务在六十年代初进行了系统组稿。普朗克、波尔、薛耳、Ｍ玻恩、玻姆、Ｄ玻恩、赖 欣巴哈的主要著作。二战中系统论、控制论问世。这些学说一直被苏联学术界斥之为伪科学，因而我们起步较晚。当时也进行组稿。1965年商务出版了一部控制 论译文集，其余待“文革”结束才得以陆续出版。以上这些自然科学理论著作，在1966年前共出有18种。有些已发排在校的，如3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等等 已在校对，因运动而停止的，均不计。

    经济学著作出版的列入12年规划，即“蓝皮书”的共46种，除数种因原著在国内无法找寻到外，均已出版。庸俗经济学和现代各流派的共66种。庸俗经济学中 因批判“新人口论”，马尔萨斯的著作出了13种之多，几乎全出了。对现代各流派，主要放在翻译出版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重视、成为其政府 经济政策指导的凯恩斯主义，诸如凯恩斯、汉森的著作以及对其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两个分支：萨缪尔森为首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以琼•罗宾逊为首的新 剑桥学派的著作。和他们对立的芝加哥学派，像哈耶克等的著作也有出版。这就为了解西方现时学术情况提供了较全面的材料。

    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就有93种。其中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空想主义著作最多，有42种。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都是多卷本选 集。空想社会主义除三大家几已出齐外，其余的很多重要人物的代表作都已出版。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正逢“大跃进”，人们憧憬共产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认为未来社会的模式，是未来人们意愿的表现，不必由他们代为规定。马恩对未来社会只提出共同劳动，没有剥削，并未描绘过细节。人们就很想了解空想家的描 述，对这类书很感兴趣。另外，从三十到五十年代，苏联科学院由伏尔金院士主持，从法文文献中发掘、整理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出版了一套《社会主 义先驱者丛书》。为我们提供了母本。而且当时俄文人材很多。费边主义和英国工党代表人物的著作也很多，有14种。一般法学译作有40种。大部分是资产阶级 上升时期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作品。其中有4种是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其余是国际关系的。

    历史和历史学有66种。除重译鲁滨逊《新史学》外，其余均作为史料价值存在的西方古代历史著作65种。

    8年，去掉下乡（译者也要去的）没有多少时间，出版名著将近400种，很了不得。这个数字是解放前整整半个世纪全国有关出版单位所出此一等级著作的 1688％。解放前这类著作仅出版234种。这是学术界的巨大支持的结果。学术界提供给商务的译稿不仅这近400种。前面提到的“水库”的“蓄水量”到 “文革”前是七、八千万字。如以20万字一部，又是一个近400种。学术界的支持是巨大的。陈翰伯当时经常同编辑们讲，“著译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确是 肺腑之言。当时行政当局格于“共产主义风格”，曾一度规定减低稿费。陈翰伯总叮嘱编辑开稿费单时“高抬贵手”，说那么难译的东西，人又都是下班译的，总得 让人泡杯茶、吃块点心：计划外茶卖120元1斤。“水库”的稿子“文革”后陆续出版了。

    中外语文工具书是商务的另一重要任务。同样是商务历史上的强项。独立建制后也更上一层楼。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6年编好确定语音规范化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在 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22以使在《汉语拼音方案》和读音审定为基础推广普通话，使历来各异的方言能有一个得以 统一的基础，以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次年，毛泽东指示修订《辞海》。这两个指示汇总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出版局后，经过研究，并听取了国务院古籍整 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意见，决定编写、修订三部配套的骨干词书：《现代汉语词典》，用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主要给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使用。《辞海》， 修订成以百科词汇为主，兼收语词，主要对象是大学生，成为大学生的案头书。《辞源》，修订成一部古汉语词典，除古汉语语汇外，还收阅读古籍一般必要的文物 制度、文章典故。成为一部阅读古籍的工具书。《辞源》和《辞海》都是抗战前出版，都是兼收语词和百科性词汇的。《辞海》出得晚，百科性词汇相对多，这样从 历史特点规定各自修订重点后，各有特色，避免重复。《辞源》和《辞海》虽名为修订，实是重编。《辞海》编写工作在上海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专门负责。《辞 源》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负责名为修订的编写工作，并由商务出版。《现代汉语词典》语言研究所编写完后规定由商务出版。

    这3本词书规定一律在编写好后要印征求意见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修改，再印再征求意见，以使精益求精。《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稿子出来后，商 务编辑部先看一遍，将“浮面”的问题提出双方认可后印第一次征求意见本。第一次征求意见本收回后各种意见都有。从各种角度、层面提的意见各式各样。其中有 从词典编纂学角度提的，即要求词典有稳定性，收词要求注意不收不稳定的词。有从“政治挂帅”的观点出发，认为对有些旧时的词不仅解释，还要批判。前者是个 很难处理的问题。意见大部对“三面红旗”有关的词，认为“大跃进”等词虽还不能否定，但两、三年的实践已作了某些检验，属于不稳定词，不宜收录。但初稿收 了又不敢删掉。解释又改动不好，请示也得不到确切的指示。陈翰伯称之为“烫手条目”，共67条。后来一咬牙删了。对后者，周扬1962年3月7日对此有过 话。他说：“编辞典一定要有新知识、新事物、新智慧……其次要有新观点，但是也不能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古往今来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评论一番……例句中 那些和政治勉强挂钩的、庸俗化的东西一定要取消。政治是指导日常生活的，政治不能代替日常生活”23。对此，陈翰伯以自己的语言向词典编辑作了传达。 词典据此修改后1964年排印出版，名“试用本”。认为词典已很成熟，走个形式，马上可正式出版。这年馆内年终评先进，最高奖就是这部尚未出版的正式本 16开的排字本（不是32开缩印本），发了一张“凭条领取”的“白条”。可见当时确定很快能正式出版。哪知风云变幻，“文革”开始，“烫手条目”成了陈翰 伯挨批的一条罪状。“文革”快结束时《现汉》又一次挨批。直到1978年底才正式出版。“十年磨一剑”，它却经历了20年！

    《辞源》1908年开始编，历经8年，到1915年出版。投资极大。所以一开始就决定陆续修订。不久再出《续编》。其修订工作在抗战时都没停，出版了《正 续篇合订本》。1950年又出《改编本》。《辞源》是现代词书的首创，其编写、修订都建立在原始材料的收集上。所以积累了大量资料卡片。1957年开始的 大修订不仅利用了这些卡片，而且还在做，仅主编吴泽炎自己晚上读经史百家文集摘录的语言卡片就有30万张。依靠了这些原有的和新作的极大量卡片作为线索查 找原书，才能归纳出每一词语历史上各种的正确含义，完成《辞源》脱胎换骨的改编。《辞源》“修订”虽有大量资料，但1100万字的稿子的工作量极大。而 新、老成员仅10位，所以聘请了10多位已退休的老先生，帮助查书。他们不仅书底厚，而且各有所长。有熟悉碑帖、有熟悉佛经的、有熟悉词章的、有熟悉文物 的、有精通目录学者。20余人各以所长，互相配合，很快初稿完成。至1964年7月出版了《修订稿》第一册（后来正式修订出版的叫“修订本”），约合全书 的1／4。不久“文革”开始，下余各分册的最后定稿、发排等都停止。“文革”后期继续，这是后话。《辞源》“修订”始终其事而主持者为吴泽炎、刘叶秋二 位。吴先生主持原稿的定稿；刘先生主持全书校样的最后认定工作。

    当时还有销量很大的《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由出版总署新华词书社调集专家编写，最早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来分工给商务，经过多次修订，继续出版。 到“文革”前夕，修订第六版出书。历来制度，遇有新精神，在版书都要按精神“翻一番”。这是对读者负责。但“文革”是从“影射史学”开始，按影射翻书，岂 非“全是蚂蚁”。打报告给上级，上级自身难保，只能转到“分管”出版的陈伯达。陈伯达有“大事”，岂顾这小书。直到他“自我爆炸”，清理文件，这份报告到 了周恩来处。他说孩子们没词典，存书马上发行；他又指示刘西尧，马上组织修订。修订中他多次顾问，极力解除修订人员中怕犯“右”的错误的思想。所以字典虽 在“文革”前期修订，并没有带上“文革味”。不仅修订后《新华字典》更畅销，而且周恩来的指示，使前面提到原先《现汉》编写时的各种顾虑得以澄清，于此后 词书编写扫除了很多障碍。

    1960年出版了《俄汉大辞典》。收105000个词，共630万字。是我国第一部大型俄汉词典。而且是自编而非翻译。由刘泽荣主编。他年轻时随父在俄国 生活25年，他父亲教授他中国文化。列宁曾3次接见，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24。1940年回国后曾任北平大学、西南联大俄语教授20年，后 从事外交活动。他帮助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底周恩来调他到外交部。除夕周恩来请他吃饭，席间对他说“请你先到条约委员会工作，同时编一部俄汉词 典”25。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周恩来考虑到编一本俄汉词典，并物色到了确实最合适的人选。刘泽荣先后主持翻译、改编了陈昌浩的《俄华辞典》，以应社 会急需；又主编了中型的《俄汉新词典》；最后完成了《俄汉大辞典》。他目力不好，但3部词典所有稿子他都过目，认真改定。1958年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

    当然汉语、俄语等还有其他词典和语法、课本、读物。此外，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都有词典和语法、读物。还有地理读物，是在动不动 就要被有关部门批评的困难条件下工作，出书不少。限于篇幅，只能叙述大概，不能详细开列，只能一笔带过，勿以挂一漏万见责，是为幸甚。

    有一件陈翰伯非常遗憾的事。就是他非常羡慕中华书局有一个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管着他们的事。规划小组有很多位古籍专家，给中华书局出主意；北京大 学接受他们的建议，设立了古籍整理专业，主要为中华书局培养编辑干部。这些真是陈翰伯“奋斗”了几年没着落的事。他平常总说他非常羡慕中华金灿然。在 1962年3月7日稍后些时，周扬设计的编译馆计划被否定的消息传来，陈写了首打油诗：“牢骚太多防肠断，平生羡慕金灿然。忍看人间风尘事，一叶扁舟入桃 源。”诗里虽说入桃源，实际他并无出世思想，仍然干劲十足。


    注释：

    ① 根据陈原同志在1994年商务印书馆规划会议上的讲话的录音。
    ②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文集》，人民，1992，第500页。
    ③ 1964年秋陈翰伯在商务食堂的一次谈话。
    ④ 1957年12月16日高等教育出版社社务会议（扩大的）的会议记录。
    ⑤ 文字转引自《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958》，商务，1997。
    ⑥ 陈原在商务印书馆1994年规划会议上讲话的录音。
    ⑦ 陈原：《最后一班岗》，《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467页。
    ⑧ 陈翰伯：《上海杂记》，第29页。
    ⑨ 沈岳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奠基者》，《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当代，第234页。
    10 陈翰伯：《从小读者到老编辑》，《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459页。
    11 同上，第459页。
    12 陈翰伯：《上海杂记》，第3页。
    13 同上，第10页。
    14 列宁：《马克思的学说》。
    1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处理文化遗产•几点说明》，商务，1958年5月，第1页。
    16 《丛书集成》商务因抗战发生，预订读者地址变动，续出各书无法送达而停止出版，未曾出齐。解放后未出部分虽按国家规定予以经济赔偿。但大跃进时有要求出齐 的呼声，当时很多新建图书馆缺乏古籍，也希望能重印《丛书集成》。但当时缺乏与已出能配套的道林纸，所以商务没能补齐和重印。1987年中华书局完成了这 件事。
    17 所说“上海在内”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8 录自陈翰伯《上海杂记》第24页。
    19 陈原：《记胡愈之》，三联，1994，第35页。
    20 同上，第47—48页。
　  21 周恩来：《不要因人废文》，《周恩来选集•下》，人民，1984，第467页。
    22 引自《人民日报》1956年2月12日。
    23 周扬1962年3月7日在翠微路2号和中华、商务主要领导谈编译馆事时谈话。
    24 参阅《列宁的风格》，人民，第368页脚注。
    25 潘安荣：《刘泽荣与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第435—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