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陈翰伯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

1961年初秋，陈翰伯和家人在北海公园。

 

    两天前，中国最古老的现代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迎来了一批皓首老人，他们当中有来自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者，也有来自不同出版社的一批老出版人。老人们聚在一起，是为了陈翰伯，一位似乎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出版家。
 
    其实陈翰伯的百年诞辰，是在今年的3月14日，但出版界的纪念大会，却到10月16日才举办。迟到的原因不好揣测，但这小小的细节，确实说明人们于陈翰伯这个名字，多多少少还是觉得陌生的。作为一位出版人，这大概也是另一种成功，那么多人在读他主持出的书，却少有人知道他是谁。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

　　陈翰伯，他到底是谁呢？先抄录他晚年的自叙小传吧。

　　“我祖籍江苏苏州，于1914年3月出生于天津。在天津上完小学、中学，在高中二年级‘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参加了一些天津党的外围工作。1932年我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冬，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共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1936年2月，我在燕大入党，后来在党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之职。1936年夏毕业后到上海。在全国学联参加过短期筹备工作。1936年11月到西安，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所办《西京民报》任编辑，后任总编辑。1937年3月到杨虎城将军所办《西北文化日报》任副刊编辑、国际新闻编辑，并担任社论撰写工作。1937年5月，陪同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前往延安约1个月。1939年春在成都《新民报》专管写社论工作。后在我党和民主各党派合办的《全民通讯社》主持发稿工作。1942年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新闻版编辑。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47年在上海，与几个同志创办党领导的公开发行的、群众性报纸《联合晚报》，我任总编辑。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新华通讯社总社任编委，并兼国际新闻部主任，后来党把我从新华通讯社总社调到新闻出版总署，具体负责创办北京新闻学校，任副校长。1954年，新闻学校工作结束，我被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具体工作是《学习》杂志责任编委。1958年春调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十年动乱以后，我担任过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

　　综上所述，我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接触面虽较广，于学问上毫无专长，在事业上也无建树。聊以自慰的是，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

　　1980年秋患病，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我已告老，但尚未还乡，现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看看摊子。入党那年，我22岁，是一匹驹。而今垂垂老矣，但愿还能作一匹骥吧。”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这份自叙，谈青春多，谈皓首少。但短短几句话里，却有说不尽的惊心动魄处。陈翰伯从1958年开始的出版人经历，后来对汉语世界的阅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在他手里，一些关于读书的基础建设工作，最终得以完成。

　　从学术书到辞书

　　陈翰伯1958年到商务印书馆主持工作，这段经历，他曾有一篇《从小读者到老编辑》中说道，“我非常羡慕金灿然，中华书局搞成功了，我这里得到的支持较少，工作比较困难”。

　　有难处的情况下，陈翰伯的主意是读四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后来他在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基本上便以此为纲，列出数百种书目。但其中有些是近现代的资产阶级著作，就不无风险了。“我们在两个方面做点“保险”工作，一是在译本前加上批判性序言，一是把好发行关，采取自办发行或由书店内部发行。”后来读者的记忆当中，常常有关于“灰皮书，黄皮书”的激动书写，但对当时印这些书的出版机构来说，压力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来成了学者的标配。就影响与赓续而言，陈翰伯当年组织定下的书目，其实绵延至今，比如前几年才翻译出版的《琉璃宫史》便出自最早的规划，而蒙森的《罗马史》，则到2014年才出齐。

　　汉译名著之外，和陈翰伯有关的第二个项目，是辞书的出版。辞书人人都要用，但却又不会投之以太多的注意力，是真正最基础的文化建设。在陈翰伯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82岁的林尔蔚先生说，他去国外看最专业的辞书出版社，涉及的语种可能也不如商务印书馆多，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可能在全球都独一无二，而奠定这一基础的，则是陈翰伯。

　　陈翰伯推动编纂修订了几部大型的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是人人都要用的，自不必说，《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则代表了汉语的底蕴。这几部大型辞书，分别由陈原、许力以等出版家主持其事，其中《汉语大词典》，则由陈翰伯本人主抓，于1976年在没有主编的情况下匆匆上马。这部辞书到1994年编成，陈翰伯本人都已经辞世六年了。

　　从少儿书到《读书》

　　在陈翰伯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上，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发言，引用出版界对陈翰伯的评价，“没做大官，却做了大事”。陈翰伯曾经在“文革”后主持过出版工作，职务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至于他做的大事，宋木文着重提及“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的破冰，可能是从少儿出版领域开始的。“1978年10月，陈翰伯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全国少儿出版会议，以解放思想、批判极左、勇闯禁区、繁荣出版为指导，制定全国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推动我国新时期少儿读物出现繁花似锦的新局面。”（据宋木文发言整理）如今四十来岁的读者，很有可能能回忆起小时候读到的《娃娃画报》之类杂志，不要小看那一格一格的连环画，它代表的是阅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此后，陈翰伯又推动突破了地方出版社的地域限制，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特别为后人称道的，则是他在陈原，范用的协助下，领导创办了《读书》杂志。

　　早在1970年，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就曾经设想要办一本读书杂志。八年后，书禁初开，陈翰伯主持出版事业，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后由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

　　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时任《读书》主编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于是，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1981年，陈翰伯与胡愈之等出版界老同志。

 

    他所开始的，并未结束

　　陈翰伯曾经有一段文字，谈政治与出版的关系。“政治宣传可以舆论一律，学术理论著作则要百家争鸣，而不能舆论一律。多年来，由于忽视或违背书籍的特点，在出版与政治的关系上造成了混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出发，陈翰伯推动了出版的革新，冯亦代曾评价他“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

　　在陈翰伯诞辰百年座谈会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高度评价这位出版前辈，“早在1979年，他就注意到了出版体制问题，并提倡载入宪法的出版自由和依法管理，组织了出版法的草拟，并整理、修订了包括《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稿酬制度等在内出版工作各项规章，发出了新闻出版改革的先声。”如今几十年过去，“陈翰伯同志生前念念不忘的出书难、图书品种少，人才少、学术质量低，印刷慢、出版周期长，发行门店少、排队买新书等等问题，已经在改革发展中迎刃而解。”（据柳斌杰发言）但以书本身的文化价值为依归，让出版人做好出版这件事，依然是出版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本文所引用发言稿由商务印书馆据陈翰伯百年诞辰研讨会现场整理）

　　■ 记者手记

　　当“中国好编辑”遇上陈翰伯

　　在“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发言，称陈翰伯是编辑的榜样，并叹息当下的出版编辑资格考试，没能在确立编辑榜样方面下工夫。巧得很，就在这个纪念座谈会之前一周，由百道网发起，凤凰传媒投入百万元资助的“中国好编辑”评选启动，出版界正在开始寻找自己的“当代英雄”。

　　“中国好编辑”的评选背景，是电子大潮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人们阅读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大转变。面对这样的变局，出版业也有种种应对的创举，但在很多出版人那里，还是面对变局的惶恐与迷惘，“未来的读者还需要书吗，还需要我们吗，还需要一个出版行业吗？”

　　问题看上去现实而尖锐，但很可能，这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罢了。

　　上海世纪集团副总裁施宏俊有一个观点很值得出版人省思，“现在的问题不是未来的读者要不要书，而是现在的出版人有没有把书做好”。很可能，传统出版行业最大的对手，根本不是电子生活的冲击，而是未能真正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把书出好。如此看来，传统出版的转型，也并不是简单地去搞新媒体或者电子化，而是要真正去做到价值出版——从传统出版到价值出版，这其中核心的生产力，当然就是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好编辑”的评选不仅仅是要确立榜样，它所指向的，更是一个行业的自省与革新。

　　既然说到价值出版，就不得不提前代出版家的努力。以陈翰伯为例，出版界称他“大德无言”，因为在新闻出版界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以价值论，当代中国的读者们，却也不得不承认受惠于他的努力——成体系的辞书，成体系的西方思想名著译介，还有对读书禁区的突破，都堪称壮举。不夸张地说，陈翰伯实现了一个好编辑，一个出版人可能得到的最大价值，默默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因为现实条件的不同，今日的编辑，即便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大概也很难像陈翰伯那样，成为时代精神的幕后影响者了。毕竟，陈翰伯不仅仅是出版家，他更在一个时期成为出版业的领导，对各种资源的调动统合之力，非他人可比。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位“皓首出书人”对文化价值的发现之力与传布之忱，这也是在今天成为一个好编辑最需要的内在基础。因为电子化冲击而惶惑着的出版人，其实很难体会陈翰伯那代出版人的艰辛。这里不妨引用一段陈翰伯写于1968年的认罪材料（转引自沈昌文演讲录音），看看对于出书这件事，需要怎样的坚持。

　　“我1959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65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1962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

　　人的际遇不同，行业的命运也在变迁，每个人都可能遇上好时代，也可能遇上坏时代，但所谓价值，却总在那里。陈翰伯和他的同代人，遇上的是百废待兴却又密不通风的时代，他们建立了体系，打破了壁垒，完成了可能的历史命题。而今日的“中国好编辑”们，遇上的是转型的时代，创新的时代，与其叹息，不如努力。中国正在迎来文化基础教育背景最好的一代读者，出书的人，有什么理由恐慌呢。请相信，只要你能做出好书，就一定会有人读。

　　■ 链接

　　陈翰伯谈编辑

　　上世纪40年代我就知道有个进步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叫梅碧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身材魁伟的陈翰伯。

　　到80年代初，我有幸在他领导下编杂志。刚到编辑部不久，便见到他的一个亲笔意见，文如下：

　　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

　　一、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

　　二、不要穿靴、戴帽。

　　说明：戴帽指文章第一段必须说上“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如何……”。穿靴指文章最末一段必须说上“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贡献力量”。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宣传党的中心任务，而是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全文中去。

　　三、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不要用“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委员长”；不要用“英明的领袖华主席”。

　　四、有时用“毛主席”，有时用“毛泽东同志”。注释一律用“毛泽东”。

　　五、制作大小标题要下点工夫。不要用“友谊传千里”、“千里传友情”之类的看不出内容的标题。

　　六、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时使用引文。有时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式地叙述。

　　七、尽量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有时可用少量第一人称。

　　八、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并注明出处。此类注释可以和有关经典作家的注释依次排列。

　　九、署名要像个署名，真名、笔名都可以。不要用“四人帮”横行时期令人讨厌的谐音式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署名、不要用“大批判组”。不要用“××××编写组”。

　　十、行文中说“一二人”可以，“十一二人”、“一二百人”也还可以。但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一类空话。

　　十一、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这十一条，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却是了不起的大事，应当说条条都是针对“文革”中盛行一时的风气而言。例如第八条，在当年，如果注释的上一条是陈布雷的文字，下一条引了毛泽东，两条注文出处(仅仅是出处)先后并列，这就可以被人上纲为混淆敌我，立场错误(尽管在内文的叙述中敌我立场是很鲜明的)。可以说，这也是《读书》杂志转变当时文风时尚的第一个文件。 □沈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