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七年冬, 舒老( 新城) 匆匆飞到北京, 汇报他接受毛主席委托修订《辞海》的经过和设想。那年不平常的夏季风暴刚刚过去, 遍地还是残枝碎叶— 忽地提出这样的任务来, 如果不说令人惊讶, 至少可以说是感到突然。那时人们从心底里赞成这个倡议, 或者都意识到或感觉到这是一项基础工程
。舒老充满了激情和自豪, 叙述了(毋宁说是赞赏了)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海》(1936)和《辞源》(正编1915, 续编2931) 对启蒙运动的贡献; 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 舒老当时也坦率地提到前人不无挖苦的八字评语:“ 《辞海》, 非海,《辞源》无源!”舒老说, 这八个字虽则过份尖刻, 也许多少有点道理, 现在是改变这种观感的时候了!

    这样, 就在这次汇报会上, 领导同志猛然提出了同时分别在京沪修订《辞海》和《辞源》的计划; 这计划将使这两部大书尽量做到既有海又有源。随后, 第二年(1958)三月, 在上海召开了“ 意气风发” 的出版跃进会议— 如今, 差不多一个世代的岁月过去了, 回头一望, 这个跃进会议尽管充满着浮夸大话和空话, 可是它毕竟进发出我们这一代人良好的愿望和天真的激情, 五十年代的自豪和信心— ; 其时, 领导上决定让金灿然去主持中华, 陈翰伯主持商务的工作。这样, 就产生了1958 年夏的另一次汇报会, 《辞海》仍然修订成原来的包括百科用语的语文辞书, 而《辞源》则修订成古汉语包括古代人、地、器物、典章、制度的辞书。虽则京地(《辞源》) 的实力大大不如沪滨(《辞海》), 但就精神而论, 两地参加修订工作的人们, 都是兴奋地、默默地、认真地进行工作的。在那艰辛的岁月里,我同两地勤奋的不知疲倦的“ 无名英雄” 们有过频繁的接触, 我被他们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动了。时下的读者决不能想象那艰辛的历程, 只有那些踏着沉实的脚步( 有时却又是瞒珊的脚步) 走过这段途程的、不求名利、不怕风雨的人们, 才尝到其中的甘苦。努力没有白费, 熬过七八年的岁月, 终于给我们的读书界献出了《辞源》修订稿第一分册(1964) , 和《辞海》未定稿上下(1965)。稿本出来了, 印乎不印乎? 公开乎内部乎? 真有点象宾扬(Jonn Bunyan) 在《天路历程》开篇自白那样的矛盾。好在时间不长, 倏忽之间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就把这矛盾的心情一扫而光, 暂时谁也无需考虑这一切了。
   
    2

    无论如何, 《辞源》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大型的“ 现代化” 辞书。在它出版之前, 我国有各种字书和类书, 但没有“ 现代” 意义的辞书; 我国有音韵训话以至于名物汇编一类的工具书,但没有收录新名词即欧美资产阶级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用语的类书。被称为“ 百科辞典”的类书, 应当说, 在我国始于《辞源》— 也就是后来我国读书界常常提到的“ 语词为主, 兼及百科” 这样的独特的工具书。

    《辞源》初版于1915 年——据主编陆尔奎撰写的《辞源说略》所记, 由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春开始工作, “ 其初同志五六人, 旋增至数十人; 罗书十余万卷, 历八年而始竣” 。有一句话讲得真切— “ 事当始事之际, 固未知其劳费一至于此也。” 凡编词典在开始时都以为很快可以竣工, 这就是说, 没有编过辞书的, 决不领会这是一种“ 艰辛的历程” , 千头万绪, 一延再延, 然后顿时醒悟, 原来编纂辞书是一件需要毅力、耐力、认真、不怕麻烦而又艰辛的一项劳动。可惜我们手头保存的菊老( 张元济) 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03—1918) 时写的馆事日记① , 独缺1905—1911年的各册, 也缺《辞源》间世那一年(1915) 的一册, 因此其中沧桑甘苦已无第一手材料可以查考。陆尔奎上举文有一段还是值得在这里引用的:“编纂本书之缘起。癸卯甲辰之际(按: 即1903—1904—引用者), 海上译籍初行, 社会口语骤变( 按: 重点是我加的, 下同— 引用者)。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辐。然行之内地, 则积极消极、内箱外箱, 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熠绅先生摒绝勿观, 率以新学相垢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 欲知国家之掌故, 乡土之旧闻, 则典籍志乘, 浩如烟海。征文考献, 反不如寄居异国, 其国之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毁弃一切, 以言革新。又竞以旧学为迂阔, 新旧扦格, 文化弗进。友人有久居欧美, 周知四国者, 尝与言教育事, 因纵论及于辞书, 谓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吾国博物院图书馆未能遍设, 所以充补知识者, 莫急于此。且言人之智力因蓄疑而不得其解, 则必疲钝萎缩, 甚至穿凿附会, 养成似是而非之学术。古以好问为美德, 安得好学之士有疑必问? 又安得宏雅之儒有问必答? 国天括辛书, 无文化之可言也! 其语至为明切。”

善哉斯言: ——“ 国无辞书, 无文化之可言也”! 去年秋天我在莫斯科书展看见引用列宁的一句名言: “ 没有书就没有知识, 没有知识则不会有共产主义” 占有全人类最优秀的知识和文化, 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文明, 而辞书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求知工具。由此可知, 《辞源》在七十年前揭出这样的警句, 不能不认为是有识之士的前瞻呵。

    书成后十六年, 出版了由方毅主编的《辞源· 续编》(1931) , 对此不拟多所论列, 因为它仅增补名词三万余条, 不是开山之作, 而当时所揭示的续编“ 概要” 却已带着浓厚的自吹自擂的市侩气息,不足为训了：
   
    “已备辞源者必不可不备续编。因两书合为一书有相互补充作用。未各辞源者亦不可不备续编。因续编本身即一崭新之百科辞书。”关于《辞源》出刊的社会背景, 我在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请注意那是“ 四人帮” 所大肆攻击的“ 七、八、九月” , 我本人已被通知调离当时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企业〕, 成为“ 无业游民” 了) 向筹备修订《辞源》的同志们所作的汇报提纲中有一段话, 虽不十分确切, 却也表达了我那时对这间题的认识: 提纲中说:
“《辞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百科性的词典, 也是第一部新式的启蒙工具书。它开始编纂于二十世纪初(1905或1908), 约莫编了十年, 到1915年正式出版。那是在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 “那时, 求进步的中国人, 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 什么书也看。” 当时中国革新派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 兴办学校。《辞源》 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的产物: 它的正编(1915)偏重于所谓“ 旧学” , 兼收“ 新学’,(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 正所谓“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而它的《续编, 则“广收新名” — 所有这一切正反映了当时革新派要救国, “ 只有维新, 要维新, 只有学外国” 的心理。《辞源》作为工具书提供了学习外国的方便。”我那时强调的“ 提供了学习外国的方便” , 不完全说到点子上, 但确实有这么一点客观的社会效果。

    3

    《辞源》的正续合订本(1939) 和改编本(1951) 是一种正常的、经常的出版活动, 无须多记。只是上面提到1958年开始的修订工作, 却是另一段艰辛历程的开始。

    在1958到1964那样动荡的日子里, 投入那样少的人力( 仅仅几个人! ) , 去实现大幅度修订的宏图, 那种胆识和毅力是值得称赞的。把《辞源》改编成“ 阅读一般古籍用的工具书” , “ 成为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用的参考书” , 除了删除科学术语之外, 值得注意的工作方针有两点① :

    其一, “ 利用平日积累的材料, 抽换原有的书证, 尽可能使之接近语源。”

    这就是说, 要用艰巨的实际行动来改变“ 辞源无源” 的观感。这是艰难的, 也是切合书名的, 而且在学术上是有所贡献的— 但只能“ 尽可能” , 也许达到鹊的还要依赖更多专门家今后的努力, 可无论怎么说, 这也算是迈开了第一步了。

    其二, “ 检查涉及立场、观点的间题, 加以必要的改正。一般知识性的条目, 以提供知识为限, 不一一批判。”

    所谓涉及立场、观点的问题, 实际上是涉外政策间题以及有关民族、宗教项目的若千实质性或策略性间题。那时我们是斗胆的,敢于在广征意见后承担责任。具体的做法— 现在看起来是可怜的甚至觉得可笑的— 是, 翰伯把编辑部提出的有关这类词目和释义的卡片加以遴选, 将不好解决的那一部分卡片送到我手上, 我那时在文化部工作, 我就运用了我职务上的方便和渠道以及运用了我个人在学术界的联系, 该请示的请示, 该商榷的商榷, 实在一时无法解决的予以删除, 就这样, 来一批解决一批, 终于能付排了。回头一望, 有点狂妄, 也有点后怕, 但毕竟我们不久就见到样书了,如果那时不采取这样迹近荒唐的做法, 恐怕是印不成书的。

    至于“不一一批判”这五个字在其后的十年间不知挨过多少次大批判, 任何一部辞书, 从总体上说, 谁也不会反对要批判地检验过它所要处理的一切材料, 但是如果把这理解为每一词目都要进行无休无止的, 甚至千篇一律的“ 大批判” , 那就是无知的胡言乱语了。当然在实际生活中那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辞源》修订工作中所树立的这一条, 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粉碎“ 四人帮” 以后,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意思做了。在我们走过的艰辛历程中, 这五个字给当事者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和引起多少沉思呵!

    4

   《辞源》修订本四个分册共3620页(正文)+123页(索引) , 从1975年发动(如果不把1964年的第一分册修订稿计算在内的话), 到1983年底出齐, 历时九个年头。这可以说真是一段艰辛的历程! 包括修订《辞源》在内的我国第一个辞书编印长期规划是在1975年夏不寻常的日子里制定的——尔后又是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医院中批准的。凡是参加过那次在广州举行的会议(1975.5.23) 的人都留下不能磨灭的印象。会上争论着诸如“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落实到每一个词条” 那样的现在看来多少有点滑稽的命题。然而在代表们中真正赞成这个“ 悖论” 的,确实是寥寥无几, 我不是代表, 作为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 没有资格去引导或领导这场争论, 但我受到了启发, 感受了人心所向, 看出了希望— 我之所以能在其后一段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千方百计去协助实现这个包括修订《辞源》在内的规划, 这人心和这希望就是支撑我的力量。按照规划的意图, 最后商定《辞源》由四个省区(广西、广东、湖南、河南) 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参与下共同编纂。谁来挂帅?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此时杨奇( 当时是主持广东的出版工作) 挺身而出, 他来“ 牵头” 。“ 牵头” 是那动乱十年中创始的用
语, 不是领导, 不是指导, 可是几个旗鼓相当的单位总得有个“头”(“头”或“头头”也是那个十年里兴起的社会用语), 他不过是“牵”个“头” ,不是“头”,而是“牵头”——彼此是平等的,不过总得有个登高一呼“ 跟我走”(follow me!)那样的人, 杨奇是勇敢的, 坚定的,而且是热心肠的, 善于做组织工作的出版家和学问家。他不仅“牵头”,而且“牵”出了一只“头羊”,那就是黄秋耘。这个出身清华, 正所谓“学贯中西”的文学家, 居然肯跳进火海[ 辞书的火海〕, 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有人说黄秋耘那时“ 遁入空门” , 因为他主持《辞源》修订工作达数年之久, 认真严肃, 乐此不疲; 我则以为毋宁说称他跳进火海。这就有了(1975) 八月汇报会(北京), “ 牵头” 的杨奇, “ 跳进火海” 的黄秋耘, 还有商务印书馆本来已在火海中挣扎的吴泽炎, 都是这次汇报会的主角。没有他们那份巷兮, 勇气, 攀力,和执着, 在那样的日子里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它将对相当长时
期的中国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不可想象的。然后就是1976年1月13日(周总理逝世后不几天)的广州会议, 接着开郑州会议,桂林会议, 长沙会议— 那已是粉碎“ 四人帮” 之后的1977年了。在最后一次《辞源》会议上, 我作了整整一天的报告, 后来归纳整理而为关于词典编写工作的几个界限的论文, 总结了这一个时期的词典工作方面的种种争论。这已不属于《辞源》修订工作本身,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辞源》修订的实践给我的教育和启示。这是在成千人参加实践所提供的背景上总结的, 我不过是这许多同志的一个代言人(也许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代言人)。每当我回想起那儿次会议的火热的日子, 我便感觉到这个“ 火海” 绝非“ 空门” 。每次会上都争论得面红耳赤, 为一个提法, 为一个词例, 为细则中的一条规定, 为别人一句不甜不咸的话, 为说者无意甚至出发点是好意而听者却多心的完全无信息量的废话, 甚至为去不去什么处所访间, 吵呵吵呵——然而工作都是认真的, 水平有高低, 但工作起来却是那么顶真。我深深受到教育, 我以这几年同这许许多多自我牺牲的无名英雄们在一起从事一项基础工程而感到自豪。随后定稿工作移到北京, 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以及各省区派
出的学者们一个词目一个词目的查证, 争论, 修改, 增补, 定稿。两个人从头到尾“ 看” 了一遍, 先是辞典界外的学者黄秋耘, 然后是辞典界内的里手吴泽炎(后来参加了刘叶秋),此时, 我被其他事务缠身; 况且作为一个组织者, 一个宣传鼓动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没有再做什么工作了。如果我不提一下这些年一直在关心和支持我们的许多热心人的名字, 我将觉得很遗憾, 他们是樊道远, 贺亦然, 方厚枢(他参加了所有会议) 以及陈翰伯(他参加了开头的几次会), 许力以(他参加了长沙会议) , 石西民(他参加了桂林会议),他们的名字同许多参与过工作的热心人一样, 没有记录在书中, 当他们看见了这几千页的大书问世时, 一定会同样感到高兴的。

    《辞源》的封面装帧( 作者姜梁) , 用了深褐色分格花草图案来表达一种深沉的、坚实的、代表着几千年累积下来丰富的语言与灿烂的文化— 中嵌“ 辞源”(叶圣陶题)两个金字, 显得大方朴素而同书的内容配合。辞书的封面应当有一种特别风格, 应当同小说诗歌不同。可以说, 《辞源》的装帧是有风格的。可惜包封颜色太嫩: 有点象乡下姑娘进城的打扮。港版包封古雅沉着, 一望而知是古汉语的类书, 比京版包封要吸引人。版面设计( 设计者季元) 是动了脑筋的,符合辞书的要求: 版面清晰, 悦目, 容易查找词目而望上去不觉得密麻麻一大片, 同时还注意纸张利用率, 一点也不浪费, 这里用的空铅和字体字号都经过考虑, 使查阅者感到清新如意, 这是不容易的。著名出版家黄洛峰生前曾写信给我, 建议《辞源》词目改用黑体字排, 取消月牙号(【】), 每个词目上空两字, 但词目释义则向左移两个空位, 顶至隔开三栏的光线, 他说这可以更节省纸张— 我同季元商议了多次; 我们虽感谢洛峰的好意, 却认为那样虽可提高一点点纸张利用率( 我们计算过, 提高很少), 但照此排起来有“压迫感”，所以仍其旧(1964年版就是她设计的)。顺带提一下, 辞书的版面设计是很重要的, 它比一般专著更要讲究。

    《辞源》间世了, 艰辛的历程远没有停止。例如第一分册出书后, 由于我的建议, 组织专人检查了一遍, 列出54处由于种种原因引起的误植, 印成第一分册第一次印刷正误表附在第二分册送给读者— 不料1981年5月引起首都某报公开批评, 认为这证明“编校质量低劣” , “极不负责” , 简直不可容忍。为此, 上级领导机关两次着令商务印书馆“ 作出象样的检查”。样的批评令我十分惊讶, 始作俑者是我, 我以为做了一件应当做的, 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好事, 谁知竟导致编辑部一片不愉快。我不以为这批评是对的。我同语言学界前辈聚会时将这事提出请教他们, 我不知错在何处,他们的反映是极强烈的, 他们认为我们在第二分册附第一分册正误表说明我们极端负责认真严肃的态度。我同编辑部讨论多次, 终于在1981年7月9日写出一个报告, 其中一段说:

    “(二) 《辞源》, 是一部四卷本一千四百万言的古汉语词典, 由四个省与我馆合编, 编审过程长达六年, 估计还要两年才能完成附有正误表的四个分册, 再有两三年努力, 才可以合订出版。《辞源》编辑审订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处暂不论列; 至于校对工作, 我们认为是认真对待的, 一般书稿只校三次, ` 辞源》安书防次校对( 其中四次各校两遍, 合计即校十遍, 编辑部看长条及清样还不计算在内)。为了对读者认真负责, 我们安排了在下一分册进行生产时, 将上一分册出书后所发现的错误( 包括误植, 疏漏, 付印后发现新的书证以及其他情况) 作出正误表,在下一分册出版时附送。我们认为这种安排是严肃认真的, 而且是国外大型词典所经常采取的措施。我们今后仍然准备这样办。”

    不过我引以为憾的是,“今后我们”没有这样办——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已无法使我的同事们恢复他们每印一分册即列出正误表下次附送的积极性, 唉唉, 还是四个分册出来以后“算总账”吧, 到印合订本时再挖改吧, 或者第二次印时悄悄地挖改罢。书出了, 艰辛的历程决非终止, 路正长, 要修正的太多了, 要做的事也太多了, 我相信《辞源》编辑部的同志们正在休整, 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开始新的一段艰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