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的修订, 和几位老先生有关, 应该表而出之, 这里写的就是诸老的一些琐事。为了眉目清楚,我把修订的时间和地点, 分作三段来谈:
第一段是1958年8月, 《辞源》修订工作开始。那时商务印书馆设在北京东单北面的东总布胡同十号, 四编室分为辞源和工具书两组《辞源》组占着一个四合院的北房两间, 外面一间办公, 里面一间堆书, 外间周围也有许多书架, 但屋宇高敞, 颇为豁亮。到了夏天, 古木浓阴, 布满庭院, 又十分凉爽, 环境是很幽静的。
我于8月中旬到《辞源》组, 修订工作刚开始几天, 室主任吴泽炎向我一一介绍在座的诸人, 除赵守俨、周云青是本组的编辑外,其他几位老先生都是由外面聘请来的, 有吴玉如、张子厚、夏松生、王庚龄、陈丙炎和一位姓康的老先生, 已记不起名字了。其中吴先生和我早就认识, 余人俱为初会。我当时虽只四十出头, 但亦属“ 客卿” , 所以也被排入了诸老的行列。
我和诸老的工作, 最初全是查书, 核对旧《辞源》书证的引文,这使我很感兴趣, 竟日东翻西捡,知道了许多书名, 得到不少常识,是我以前上大学与教大学时都缺乏的常识。诸老也各有所长, 能为人解答疑难。比如昊玉如先生工词章与书法, 能背诵的古文诗词很多, 遇到古人诗文不知谁作或缺少篇目不好查找的, 可以向他请教。张子厚先生是看古董的行家, 尤精于鉴别瓷器, 《辞源》涉及古瓷的条目, 多请他审订。夏松生先生自少时即好读佛经, 熟于释典, 碰见难查的佛经条目, 请他寻检, 往一索便得, 事半功倍。王庚龄先生以钢笔作行书, 遒劲有力, 查书抄写, 均甚迅速。陈丙炎先生在诸老中岁数最大, 当时已逾七旬, 但人极谦和, 不耻下问。惜工作时间不长, 年余即病逝。康老先生《易经》特熟, 能背能讲,连注疏的大意, 有的全记得, 查《易经》自然是没有比他再快的了。到1959年初, 又来了两位老先生: 张企留和陈德彝, 苍髯古貌, 仪观均伟。张先生善写钟鼎文, 颇有朴拙之致。陈先生性情憨厚, 喜欢评点古文, 尤好作诗, 整天坐得直溜溜地在查书, 过几天就拿出几首诗来, 请人和作。别人有时拿他开玩笑, 他也毫不在意, 装作不懂, 康老先生病重时, 他屡次不怕路远地去探望、间候, 康老逝世, 他又前往唁间, 我曾次韵其七律一首相赠云:“ 危坐观书又一春, 苍髯古貌足精神。评文展卷丹黄满, 搜句呕心藻绘新。不计微词矜雅量, 时开笑口见天真。几番病榻探僚友, 巨伯深情出朴淳。”诗虽浅薄, 却可略见其人的生平。
第二段是1961年初, 商务印书馆移至复兴门外翠微路, 《辞源》组设在办公大楼的二楼, 占四间屋, 地方更大了, 可是我总觉得不如东总布胡同的四合院的可爱。
移居之后, 张子厚先生不再上班, 康老先生病情恶化, 不久即逝; 王庚龄去东北某文化馆工作; 组内诸老, 只剩下夏松生、张企留、陈德彝三位。但随后陈叔通先生就介绍另外两位老先生来补缺, 一位是邵伯纲( 章) 先生的哲嗣邵茗生, 另一位是夏闰枝(孙桐)先生的哲嗣夏纬寿, 这两人都是名父之子, 书底不错。夏纬寿作事非常认真。他有时为了核对一条书证的引文, 不惜费一天的工夫去仔细查阅原书, 从不为计较稿酬而追求数量。邵茗生则对碑帖很有研究, 于许多碑帖的刻拓源流, 流传端绪以及现在存亡和藏于何处等等, 皆能了如指掌。从此组内又多了一位碑帖专家, 已出版的《辞源》第一分册内的全部碑帖条目, 俱经他手修订; 第二分册中的部分碑帖条目, 也用的是他撰的旧稿。另外, 常有一些书须要查对, 而馆内没有, 大家就把材料集中起来, 交给茗生到科学院图书馆去查, 他总是逐条检阅原书, 改正引文, 并注明所据书籍的版本和页数, 作得相当仔细。这样的“ 外查” ,每隔一两周即得有一次, 茗生于此, 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段是从1974年研究恢复“ 年以来中断的《辞源》修订工作开始到现在。商务印书馆已于1971年搬至灯市口原文联大楼办公。《辞源》的修订, 改由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省和商务编辑部共同担任, 最后由商务定稿发排。现已出版了三个分册, 待第四分册续出, 即全部完成。到此, 馆址业经“ 三迁” , 《辞源》的修订, 也经历了三个阶段。赵守俨同志于1958年底即调到中华书局工作, 现任该局的副总编辑。商务、中华现仍同在一座楼内办公, 我们还能时常见面。可是当初参与查书协作的诸老, 如陈德彝、邵茗生、夏纬寿以及商务的周云青, 俱作古人, 张企留最近亦逝,夏松生老病不能出户。风流云散, 回首惘然。前两年我看《辞源》第一分册的校样, 特别注意“ 始兴忠武王碑” 一条, 因为这是邵茗生作的。其中的“ 全文约三千余字, 大部残损, 可辨者仅三之一” , 以及指出王起《金石萃编》误以萧蟾兄《萧秀西碑》阴为此碑碑阴之误, 都是茗生的研究心得, 曾被不知者删去, 我把它恢复了, 不仅是保证内容质量,一也有怀念故友的意思。
周云青是丁福保的学生, 熟于版本目录之学, 协助丁福保编的书很多。如《四部总录》的《天文编》、《算法编》、《医药编》等, 都经云青整理出版, 他为《辞源》出力亦多。别人撰稿, 遇到生僻的书名, 一请教他, 大都能找到线索, 查出眉目。他对于汉字的笔画特别熟悉, 常有人间他某字多少画, 他不假思索, 立即答出。他还有一个好习惯, 扰是喜欢在标题下没有页码的书上, 注明页码。凡是他查过的书, 大都用紫色笔注上了篇目的页数, 这真是为别人造福的好事。现在我一看到书面的紫色毛笔字, 就不禁怀念这位勤恳的老编辑。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吴泽炎, 他是《辞源》的主编。从1958年8月开始参加修订《辞源》工作的, 现在只剩了他和我两个人。他今年七十整, 我也离七十不远, 都已由中年进入老境, 可是他的干劲不仅不减当年, 而且是老当益壮, 虽然上半天班, 但午后在家照常工作, 往往到晚十一、二点才就寝, 加工定稿每天五、六十条, 多时达到每夭作一百条, 每条上全有他改动的笔迹, 即星期日和任何节日、假日, 也不休息。为了提高( 辞源》内容的质量, 二十多年来他积累了近一千万字的资料卡片, 皆由平日读书随手摘录而来, 其恒心毅力是惊人的。他的夫人汪家祯女士曾经说他: “ 你上次闹脑
血栓, 瘸了一条腿, 现在还这样拼命, 再来一次血栓, 你就完了。” 人家说的是实话, 他听了并不在意, 依然昼夜不停地干他的活儿。最近为了赶出《辞源》第四分册, 提早完成全部修订任务, 他请老同事沈岳如为他精打细算地订一个计划, 算好他每天要定稿多少条, 到年底才能出书。岳如为他算完,他很高兴, 岳如却说: “ 计划是订得很具体了, 如果真这样作, 你每天的工作量太大了, 岂不要了你的老命! ” 他回答不要紧, 还是照旧干。这个人对修订《辞源》已经入了迷, 他把半生的心血完全倾注在这上面了。《辞源》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没有昊泽炎的渊博知识和拼命精神, 《辞源》修订本,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出齐, 想来是不可能的!
记得在翠微路上班时, 每天总在午饭后和茗生、纬寿二人海阔天空地畅谈一番。所谈以当代文人的传说、轶事为多, 二人对我说:“ 以后你把我们所谈的记下来, 就叫作《当代世说新语》吧! ” 言犹在耳, 二友皆逝, 现在写这篇小文, 想到这段话, 把它当作结尾, 即视为《当代世说新语》之一篇或《辞源修订史》之一页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