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汉辞典》，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初版

　　我与商务印书馆结缘于《现代日汉大词典》，至今已经40年了。1975年8月我大学毕业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旧名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日语教研室工作时，正赶上由我校陈涛教授主编、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日汉辞典》的修订工作开始启动，后来改为编撰《现代日汉大词典》，亲眼目睹和经历了这一浩瀚工程。之所以称之为“浩瀚”，是因为当时小小的日语教研室竟聚集了包括教研室老师在内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日语专家学者，兢兢业业地写了十余年的词典卡片，词典完工后，几十万张的卡片盒码放在一排排的架子上，占了整整一个房间。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自己正在亲身经历着填补中国乃至世界大型日汉双语词典空白的过程。
    
　　《现代日汉大词典》是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科研项目之一，从1975年筹备启动，1979年正式开始编写，1986年10月完稿，1987年9月正式出版。

 

《现代日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第1版

 

　　《现代日汉大词典》编写背景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发展迅速。由于长期以来两国在外交上处于中断状态，当时国内懂日语的人才很少，特别是青年一代，几乎没有人学过日语。为了适应外交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国家列出了培养计划，全国部分有条件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日语专业，开始招生。然而，当时能够提供给学生和日语学习者的工具书和与日语相关的学习资料非常少。工具书中《日汉辞典》成了唯一可以帮助学习的词典，该词典到1979年5月重印7次，在当时已经是小语种双语词典印数之最了。由于这本词典的影响，很多学习日语的读者和日语工作者常常慕名打电话或者来到学校找日语教研室的老师们解答各种日语问题。这使教研室的老师们认识到，随着中日交流的迅速发展，在各相关领域，迫切希望有一本更全面的日汉词典来满足大家对日本认知的需要。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日益高涨的日语学习热潮和兴起的对日本研究的浪潮，给广大日语学习者和从事日语翻译、教学以及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更好的帮助，教研室负责同志同陈涛教授商量，得到肯定答复后，几经酝酿，决定对《日汉辞典》进行修订。1973年11月，当时的日语教研室向学校提出修订申请，并上报北京市相关部门，得到批准后，找到商务印书馆商定合作事宜，得到了商务印书馆领导的全面支持，双方一拍即合，于1974年达成修订意向，于翌年3月正式启动修订项目。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当时的校领导赵长春同志和主管单位对外贸易部给予了全面的支持。在“文革”尚未结束的年代里，做什么事情都要冒风险，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领导们顶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压力，一纸调令，从干校、农场、农村将下放到各地只要还能够工作的《日汉辞典》原班人马陆续调回北京，组建了日语教研室领导下的词典修订小组。项目正式启动后，又陆续从全国各地召回和借调了30多名日语学者专家。为了让调回来的同志能够吃饱穿暖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人事部门的同志亲自跑到外地，和当地有关部门沟通，帮助他们尽快解决户口问题。因为当时没有户口就没有供应指标，领不到各种票证。其中包括粮票、油票、布票等生活不可或缺的票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么多专业人员调回北京，解决这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没有方方面面的鼎力合作是绝对做不到的。

　　《日汉辞典》的修订项目启动后，项目组的领导发现，要满足词典的设计需要，增加的词条远远超过了中型词典的收词范围，在编写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于是集体开会讨论改变初衷，决定在《日汉辞典》的基础上，放开手脚，重新编撰一本大型日汉双语词典，定名为《现代日汉大词典》，由《日汉辞典》编者之一的宋文军先生担任主编。

　　《现代日汉大词典》编写过程

　　《现代日汉大词典》于1979年正式开始编写，收词条数达11万余条，凡是现代日语中使用的词，尽量收入。同时大量收入了日本人语言生活中已经固定下来的外来词、现代书报中常见古文古语以及常用的科技词条。学者们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释义力求正确、完整，概念力求明确、清晰，每个词尽量译出相应的汉语词，避免繁琐的只解释不翻译的办法。对于常用词或难解、难用、难译的词，均配有例句。

　　《现代日汉大词典》的编写大部分是集体办公，遇到疑难问题互相商量，形成了令人怀念的好学风。通过这些学问高深的专家们的努力，这本词典成为经典之作，其后编撰的很多词典的词语翻译大多出自《现代日汉大词典》的原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完成这样一部大型词典的编撰，除了设计体例、收词范围、编写内容外，还要克服很多困难。首先编写词典所需要的工具书和资料的搜集就要花费大力气。为此词典组专门调来一位负责外联的同志每天奔波在各图书馆和研究单位，借来各种文版的图书和工具书，有理工、化学等自然科学的专业词典，也有社科类、医学和动植物的分类词典，大多是英文和拉丁文的中外文双语词典，还有日英英日对照词典。由于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很多专业的工具书都沉睡在书库里，很费周折。商务印书馆也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在当时外汇限制严格的情况下从日本买回了十几本日本原版词典，可谓是雪中送炭，很令人振奋，大家非常珍视。

　　那时候写词典用的是卡片。但是卡片纸很珍贵，不是一般文具店就能够买到的。校领导得知这个情况后，指派了后勤处的一位同志专门为词典组采购卡片，保证供应。因为所有搜集来的工具书和资料都放在词典组的办公室里，所以写字典的老师们都坐班，大家每天面对着几本拆开的词典在办公桌前写词典卡片。当时写字典的老先生50岁以上的人占大多数，很多人是对着放大镜看着写。工作比较单调，非常枯燥，也比较劳累，但是大家没有尊卑和名利思想，平等和谐，工作气氛很好。在工作的间歇，时常有人打破寂寞，说上几句笑话调节气氛。记得负责外联的周明老师，是从五七干校抽调回来的，曾给大家讲过他下放时的一件事。当地老乡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北京作协”的，老乡很同情地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北京还要自己做鞋，真可怜。”一次大家谈笑时说“以后如果有文化大革命就不要蹲牛棚惩罚了，就罚他来写词典吧”。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能够搞自己的专业，这本身就被视为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人们都在尽心尽力地做。

　　过去用“十年磨一剑” 比喻多年刻苦磨练，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各级领导和商务印书馆的鼎力配合下，《现代日汉大词典》历时十余年编撰完成。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是高校和出版社合作的成功典范，也是当时条件下集体智慧的产物。词典成为国内外绝无仅有的日汉双语大型词典，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成为时代精品，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重印14次，为中日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也为出版社和作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商务印书馆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

　　《现代日汉大词典》的编撰还吸引了海内外出版商的重视，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地出版商纷纷来人来电咨询合作意向。1981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小学馆达成协议，决定由两个出版社合作出版这部词典，并同时在中日两国分别发行。《现代日汉大词典》于1987年9月正式出版，日本版本《日中词典》于1987年4月在日本出版，现已出版第三版。为此作为编者要为商务印书馆点个赞，是他们的高瞻远瞩选择了信誉良好的合作伙伴，使这本词典在日本发扬光大，至今畅销不衰。

　　在这里作为作者需要感谢的是，商务印书馆以卓越目光选定了这个项目并自始至终支持参与，《现代日汉大词典》的成功离不开商务印书馆人力、物力、财力的帮助。项目启动之初，就有商务印书馆的同志参与编写的全过程，关注词典编写的各个步骤，并在《现代日汉大词典》初步完成、全面发排之前，将“お”部排版印刷了2000余部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全国各地的日本语言专家和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以及日本的有关合作专家，征求他们对词典收词范围等的意见和要求。由于有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王郁良老师常驻词典组和编者一道工作，因此能够及时发现词典编写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词典组解决这些问题并提供及时的帮助。当时词典组借调人员比较多，有些编写人员暂时只能靠我校发放的生活补助费生活，商务印书馆曾用提前预支稿费的形式为编写人员提供物质保障。这种责任和担当使人心向上，编者增加了信心，词典编纂工作有条不紊。
当时，姜晚成老先生每星期来词典组两次，王郁良老师则每周三天在词典组上班，姜老主要参加一些决策会议和进行专业技术指导，而王郁良老师除在词典组编写词条外还负责协调和解决词典工作中的具体事务。与现在处于三环路和四环路之间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地铁公交四通八达的情况不同，那时候公共汽车只通到和平街北口，需要穿过农田步行至少30分钟才能到达学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郁良老师坚持了十多年，直到词典出版。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和编辑们对事业的忠诚。姜晚成老先生德高望重、兢兢业业，王郁良老师谦虚谨慎、和蔼亲切。如今两位先生都已作古，但此时，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除了姜老和王老外，当时风华正茂的青年编辑冯建新和韩秀英两位老师也在老一辈的指导下参加了编写工作，她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主编宋文军老师的称赞。《现代日汉大词典》出版后的30年来，再版发行和对外合作等工作一直由冯建新老师负责，由于这本词典的关系，她往返于对外经贸大学与商务印书馆之间，使我们的合作一直保持了下来。2010年在韩秀英老师的邀请下，我校的几位老师合作修订了《简明日汉词典》，实现了再度合作。

 

《简明日汉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

　　新世纪的修订和传承

　　日语教研室编写《现代日汉大词典》用了十余年。十年是一代人的传承，也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培养的过程。我有幸刚踏上工作岗位就遇上了好的项目和好的师长，经过了十余年词典编写工作的熏陶，在体验了词典工作的艰辛和默默无闻的同时，也向前辈学习到了这项工作所必需的坚持和耐心，以谦逊、认真、诚实、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词条的学风。我衷心地感谢这本词典的编撰和前辈们给予我们的参与编写的机会，使我们尚在年轻时就跃入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殿堂，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者之一。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先人栽种的大树下充分享用着树荫清凉的同时，也在亲手种下棵棵小树，为子孙后代留下荫凉。今天，我们正和新一代的商务人修订这部世纪之作，深感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们心怀敬畏，认真做好每一个词条的增补和修订，争取为她锦上添花。如今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拥有了先进的书写工具和查阅工具，词典修订较之上世纪便利了许多。时代在进步，催促我们必须学习新事物。在与商务印书馆新一代人的合作中，我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新一代的年轻编辑们继承了老一代的优良传统，谦虚谨慎，踏实肯干，比起老一辈的沉稳，他们更多了些干练，良好的工作素养让人欣喜，而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能力更是让人刮目相看。在此向负责和参与此次《现代日汉大词典》修订工作的日语组张静、明磊表示感谢。

　　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为《现代日汉大词典》作出贡献的所有编者和作者。祝愿商务印书馆百尺竿头，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