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是商务印书馆双甲子大庆，谨表示热烈的祝贺。承蒙我的挚友、商务原副总编辑徐式谷先生雅嘱，要我写点自己同商务的因缘，虽然年老体衰，而商务惠我良多，仍愿欣然遵命奋笔。

 

　　记得从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参加翻译的《古巴地理》以来，到2013年出版拙著《当代辞书过眼录》，一共出版了我参加的八种译著、两种拙著，断断续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大体而言，可分为四部分记述。

 

　　一、在北京编译社为商务译书

 

　　我于1959年进北京编译社工作。北京编译社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成立于1956年，社长由市人委副秘书长李续纲先生（曾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兼任。社内译才荟萃，文种众多（有英、俄、日、德、法、捷克、波兰等），主要任务是为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多家中央级出版社翻译书稿。商务印书馆1957年恢复独立建制后，承担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和出版中外语文辞书两大任务，需要大量外语人力资源，遂同北京编译社建立协作关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先生兼任北京编译社总编辑，并派出高级编辑、翻译家黄子祥先生到北京编译社任总编室主任，主持管理和指导全社翻译工作。

 

　　我在北京编译社任俄文译员，在译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托译的苏联大学课本《近代史》第二卷后，主要任务是主持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卷帙浩繁的《世界通史》（当时定为十卷，人民出版社托译，以当时副牌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翻译工作，先后承担第六卷、第八卷、第九卷的校订定稿工作，历时数年。期间，也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部书——《古巴地理》和《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的翻译工作。

 

　　先说《古巴地理》。1959年，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建立了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商务印书馆即委托北京编译社按照1960年俄译本翻译《古巴地理》一书。此书著者A.N.希门尼斯教授，是地理学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友，时任古巴科学院院长。任务紧急，北京编译社领导便安排俄文译员11人分章译稿，指定我主持其事，制定体例，校审统稿。北京编译社交稿后，商务编辑部非常慎重，又请多位译者按1959年版西班牙文原著进行审校，并请著者提供书中500多幅插图的照片制版。书于1962年11月出版，18开本，厚3厘米，布脊硬面精装，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困难时期，是难得一见的豪华装帧。接着，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古巴，从《人民日报》报导中得知，周扬把中文版《古巴地理》作为礼品赠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北京翻译社同仁读到这则新闻，不胜喜悦。

 

《古巴地理》封面，商务印书馆

《古巴地理》一书在《人民日报》的广告

 

　　我原来以为，这部出于众手的书，通常是用“北京编译社 译”署名的，想不到，全部翻译者和校订者在书上个个都载有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在译著上署名，得到很大的精神鼓舞。尤其出人意料的是，《人民日报》不止一次登出方框（10cmx4.5cm）形的《古巴地理》图书广告，写着“古巴地理，希门尼斯著，黄鸿森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华书店经售”字样，还有内容说明和定价。我看到后，喜愧交集。喜的是，自己的名字居然上了全国第一大报，有朋友戏称为“金榜题名”，不过在那个批判“一本书主义”的气候中，我那里敢喜形于色，只是装作淡然，窃窃自喜而已；愧的是，我虽然是此书的主要译者，但工作毕竟是多位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未免有掠美之嫌，这是我当时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朦胧意识。改革开放时代我为商务做的几种书，署名是符合我的劳动付出的。

 

　　再说《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翻译家黄子祥先生从北京编译社回商务印书馆之后就策划并主持编纂这部书。选条范围以近现代外国人文学科的思想家和学者为主，同时酌收社会活动家，以及与中国有关的军人、外交家和传教士。所收人物以卒年1870年为上限，共收7500人。资料选自《苏联大百科全书》（1950—1958），《不列颠百科全书》（1958），《大美百科全书》（1959，1961），美国《当代人物传记》（1941—1954，1959），日本《大人名事典》（1953—1955）等六种书。这部《人名资料汇编》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6开本精装两巨册，共2727页，736.8万字，1980年重印。书上只署“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主编也未署名。《出版说明》说：“本书主要是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可以说，这部皇皇巨著，是商务印书馆与北京编译社协作的一大成果。我只为这部书译校了分配下来的不到200个人物条目，出力不多，聊尽绵薄而已。

 

《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封面，商务印书馆

 

　　二、在改革开放时代为商务译书

 

　　“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对我而言，除了十年，还“惯性作用”了一段时间。这些年，我不是挨批斗，就是“修地球”。

 

　　我的工作单位北京编译社在“文革”中于1968年撤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无单位可回，仍在北京门头沟一家工厂劳动。

　　

　　翻译《神话辞典》。那时，国家出版事业已在复苏。原北京编译社同事俞元开先生已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审校多卷集《社会主义思想史》。1977年冬，他得知商务从积稿中找出《神话辞典》半部译稿，因“文革”中途停译，希望有人续成其事。俞元开认为我是合适人选，就推荐了我。我按约定时日到了商务，承哲学编辑室主任高崧先生、政治编辑室主任骆静兰女士（高、骆两位不久升任商务副总编辑）、《神话辞典》责任编辑陈兆福先生接见。他们了解了我的译书经历后，就交给我《神话辞典》原文和原译稿，并提出三点要求：（一）续译未译部分；（二）校订已译部分；（三）负责统一定稿。

 

　　译《神话辞典》首先遇到神话人物译名问题。全书1300多条目，单是神话人物就占1100多条，还有不列条而在释文中出现的神话人物。神话人物的中译名在翻译界分歧严重。例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Achilles的译名，随便记下的就有阿喀琉斯、阿基里斯、阿基琉斯、阿且里斯、阿戏留、阿溪里等。经了解，国内有两家编译出版机构，对希腊罗马神话人物译名统一最为重视。一为中央编译局，采用解放前后一些影响较大的有关希腊罗马神话出版物的译名；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先生编制的《希腊拉丁专名译音表》来统一出版物中神话人物的译名。

 

《神话辞典》封面，商务印书馆，1985年1月第1版

 

　　经过反复思考，我们决定采用罗氏《译音表》拼写神话人物的译名作为第一译名（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物的译名保持一致），以中央编译局的译名作为第二译名（同马恩经典著作中的译名保持一致）。原因有二。一者，我查过中央编译局近十万张人名卡片，马恩著作中提到的希腊罗马神话人物不到200个，如果一部分采用中央编译局的译名，另部分采用罗氏《译音表》的译名，全书译名就会失去系统性。二者，罗氏《译音表》用不同的汉字译希腊拉丁语不同的音节，按照神话人物的中译名大都可以反推出原文。

 

　　《神话辞典》原文为俄文，书中完全没有其他文种的注释。如按罗氏《译音表》译成汉字，就带来另一个问题，首先要把神话人物的俄文名回译（也就是还原为）希腊文或拉丁文。把神话人物俄文名回译（即还原）为希腊拉丁文，大量神话人物的俄文名是不能由俄文字母转写的。例如酒神（希腊字母均用拉丁字母转写）Dionysus（狄俄倪索斯），俄文为Дионис，少了-us；春之神Thallo（塔洛），俄文为Фалло；马人Pholus（福罗斯），俄文为Фол，可知Th和Ph均可译成Ф。把神话人物俄文名回译为希腊、拉丁文，实际上就是要一个个查出希腊拉丁文。回译如果不肯下点功夫去查，就会有翻译界近年发生的笑话：把孟子的英译名Mencius，回译成“孟修斯”；把蒋介石的英译名Chiang Kai-shek回译成“常凯申”。我利用工具书查出了1200多个神话人物的拉丁文名，但还有13个未能查出，写信向罗念生教授求救，不到一星期，复信来了，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罗教授热心奖掖后学，至今还感念不止。这样我就在每个神话人物条头注上拉丁文，在神话典故条头注上英文，如“黄金时代”注Golden  age；然后编成全书的“英（拉）汉条目索引”，从而扩大了应用功能，便利了通晓西文的读者使用。

 

　　《神话辞典》于1985年出版，以后在1997年、2004年、2008年重印，共印9万多册；2015年又推出装帧富丽的硬面精装本。可见这是一部富有生命力的小型专科辞书。此书虽然是苏联时代的出版物，但是其中内容没有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干扰。这个中译本虽非畅销书，但因有学术价值，才能细水长流地赓续印下去。

 

《神话辞典》精装本封面，商务印书馆，2015出版

 

　　参加“汉译名著”译校工作。我译《神话辞典》得到认可，商务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即邀我参加“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的政治学著作的译校工作，我先后做了四种书：《欧文选集》第二卷（校订），《圣西门学说释义》（含译），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校订），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校订，此书由“灰皮书”升格为“汉译名著”）。此外还有一本与此有关的《世界著名思想家评传》，我也参加了翻译和校订。

 

　　《欧文选集》第二卷在“文革”前已经出版，编辑部认为质量不理想，要我为之校订，并希望及早完成。我以期限迫促，就请原北京编译社同事、译艺精深的沈桂高先生合作完成。因为修改频率颇高，在版本扉页上署：“黄鸿森、沈桂高 校”。此书1981年出版单行本，1984年出版“汉译名著”本。

 

《欧文选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圣西门学说释义》为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的门徒巴札尔等所撰，为了早出书，商务约我参加。书于1986年列入“汉译名著”出版，署“王永江、黄鸿森、李昭时 译”。

 

《圣西门学说释义》封面，商务印书馆

 

　　《自然政治论》为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霍尔巴赫所著，是翻译家陈太先等译，译文甚佳，偶有疏失，略作补苴。陈太先在《后记》中说“承百科全书出版社黄鸿森同志细心校阅”表示感谢。书于1994年同时出版单行本和“汉译名著”本。

 

《自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是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俄国巴枯宁著，马骧聪等译。巴枯宁曾加入第一国际，因反对马克思主义被开除。此书1982年作为“灰皮书”出版，内部发行。书前刊出批判性的《出版说明》之后，载有“本书译稿曾承黄鸿森同志校阅全文”字样。2013年，此书升格列入“汉译名著”出版，原《出版说明》连同我的署名一起撤去，改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2年1月撰写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商务把巴枯宁这部著作列入“汉译名著”，是符合丛书宗旨的，我很赞成。我在1999年写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巴枯宁是一种世界性思潮的代表人物。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灰皮书”封面和“汉译本”封面，商务印书馆

 

　　读书要知著书人。商务自己编纂的《世界著名思想家评传》是一本配合“汉译名著”出版的书，共收18位大思想家的评传。我为此书翻译了《康德评传》《黑格尔评传》，校订了《阿奎那评传》《边沁评传》《穆勒评传》《尼采评传》。书于1993年出版，如实署名。

 

《世界著名思想家评传》，商务印书馆

 

　　我作为一个翻译界老兵，商务待我甚厚，每有盛会，都必邀约。1984年我参加了在香山举行的“商务印书馆七年选题规划座谈会”，1992年参加了“商务印书馆成立九十五周年纪念大会”，1997年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大庆纪念活动，等等，不胜荣幸。

 

　　三、涉足语文辞书

 

　　1979年6月，我被调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直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工作，案头常置《现代汉语词典》，除了请它解疑释惑之外，我还用心探究语文辞书的编纂方法，以资借镜。到21世纪初，就涉足语文辞书，参与了下述工作。

 

　　参与语文辞书质量检查工作。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净化辞书市场，举办了三次辞书质量检查工作。第一次在2003年4月至10月，称为“2003辞书专项质量检查”，第二次是在2007年，第三次是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举行的，我都应邀参与其事。为了配合检查工作，利用检查工作发现的问题，我先后写了《这样的辞书，何必引进——评〈建宏成语义类辞典〉》《〈新华大字典〉篆书失宜》《吉林版〈中华现代汉语词典〉若干释义商榷》等批评文章，刊于《中国出版》等刊物，以期扶正祛邪。

 

　　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特约审读员。新闻出版总署这几次举办的辞书质量检查，都是由中国辞书学会协助办理的，而中国辞书学会的挂靠单位就是中国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我因为参加辞书质量检查工作，结识了不少语言文字学者、语文辞书专家、辞书编辑同行。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厉兵研究员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聘我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特约审读员。2005年1月，《现汉》第5版修订工作完稿后，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开始通读校样，也给我寄来60页征求意见。我置备使用《现汉》多年，得益良多，素知《现汉》编纂精审，心存敬佩。既然《现汉》不耻下问，我也就不揣浅陋，奉献刍荛之见。2011年冬天又参加了《现汉》第6版通读校样的工作。

 

　　《现汉》编者是虚怀若谷的，我深有体会，姑举一例，《现汉》第4版“科举”条释文首句为：“从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我建议改为：“从隋唐至清代朝廷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并简要说明修改理由，这个意见被第5版采纳了。

 

　　关于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向专家递送《现汉》第5版校样一事，《〈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大事记”篇有如下记载：“（2005年）1月17日，词典编辑室和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开始通读校样，并给所内外70多位专家递送校样（其中包括所外语言学、辞书学专家22位，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专家22位），征求其修改意见。”笔者认为这样广采博纳，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学术活动。

 

　　《现汉》第5版在整理异形词方面有一重要举措，即将历版的推荐词形“惟一、惟有、惟独、惟恐”改为非推荐词形，而将非推荐词形“唯一、唯有、唯独、唯恐”改为推荐词形。连类所及，成语也以“唯命是从、唯命是听、唯利是图”为推荐词形，以“惟命是从、惟命是听、惟利是图”为非推荐词形。《现汉》第5版跟历版一样只设“惟其、惟妙惟肖”条，表示这两个词不能以“唯”代“惟”。这是《现汉》编者提倡“唯、惟”二字有所分工，让“唯”主要作副词，承担“只”义，让“惟”主要作助词，承担加强语气的任务。

 

　　《现汉》第5版出版后，有的论者对此持有异议，在《辞书研究》发表文章，认为“这种处理有欠妥当，势必引起相关词语使用的混乱。”为此，笔者遂在《辞书研究》2009年第6期发表《“唯、惟”议》一文，认为《现汉》第5版对“唯、惟”两个条目的处理，是顺应社会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势，是继续进行它一贯重视的异形词整理和规范工作，是合适的。我替《现汉》当了一回义务辩护人。

 

　　《现汉》第6版问世后，我写了书评《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刊于《中国辞书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参加《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审稿工作。我参加了《现汉》第5版通读校样工作后，大概认为愚见还有点参考价值，时任商务副总编辑（现任总编辑）周洪波先生又约我参加《现代汉语学习词典》通读工作，寄来该书S部、T部各一部分清样，附来“体例说明及读稿注意事项”，这样，我读稿就有章可循了，并于2010年6月读毕交卷。这部词典商务印书馆于同年8月出版，我收到了样书，翻阅之余，觉得此书最难得的是创新精神，具有不同于已有同类词典的鲜明特色。它突出了时代特色、文化特色、语用特色、设立“注意”“辨析”“语汇”“知识窗”“插图”等栏目都符合读者益智的需求。腰封上写着：“开创学生‘学习词典’之先河，开创汉语‘牛津高阶’之楷模”，全是务实之语。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封面，商务印书馆

 

　　我在读稿中提出108条建议，大多为编者采纳。例如“挺”条，我建议在释义中加进近年出现的“支持”义。又如“天王星”条，它的公转周期原稿为“80.1年”。我当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的编辑，顺便一查，天王星的公转周期为“84年”；又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2009）同名条，为“83.75年”；《辞海》（1999）为“84.01年”；《新华词典》（2002）为“84.01年”；《现汉》（2005）为“约84年”。各家数字，小有出入，本书非专业辞书，建议采用“约84年”。

 

　　在《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署名页上，我的名字列在“审稿”栏内。这是我第一次在语文辞书上署名，既表示谢意，又感到惭愧，因为我对此书贡献有限。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署名页，商务印书馆

 

　　四、商务给我出了两部著作

 

　　商务印书馆近十年给我出了两本文集：《文章病案》和《当代辞书过眼录》，是我暮年一搏。

 

　　《文章病案》是一本评论近年出版物上语文错失和知识舛误的文集，收文81篇，凡26万字，2006年出版，列入“语林漫步丛书”。

 

　　书缘90年代《新闻出版报》（2001年改名《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年改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受国家新闻出版署委托，连续分批举办报纸编校质量评比活动，我也多次应邀担任评委，得以了解当前报纸上语言文字应用情况，加上平素个人读书笔记，于是我便以匡谬正俗为内容，给《新闻出版报》写了《读报拾零》专栏，给《中华新闻报》（全国记协机关报）写《报海求疵》专栏，并向语文刊物《语文建设》《咬文嚼字》，新闻刊物《传媒》《新闻之友》等期刊投稿，以期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有所裨补。

 

　　《文章病案》问世后，社会反应尚好。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田载今先生在《中国出版》写了肯定的书评。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黄仲鸣先生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字医生”的医案》说：“看了这部书，很多人才知道自己的文章有病。”又说：

 

　　内地有一位资深编辑，年已耄耋矣，一生与文字打滚，他不是作家，也不是甚么学者，到了晚年，深感中文的衰落，也不让叶圣陶建立的“文章病院”专美于前，遂撰写了一部《文章病案》，挑出报刊数以百计的毛病，草成文字，教诲病人，教诲一些自己患了甚么病也不知的病人。

　　这位“文字医生”名黄鸿森。

 

　　我跟黄仲鸣先生素昧平生，感谢他的热情鼓励。至于说“不让叶圣陶建立的‘文章病院’专美于前”，实在过誉了。叶圣陶先生是治文病的名医国手，薄海同钦，我只不过是私淑叶氏，学点皮毛，沿着他指引的道路迈步而已，焉敢分享大师的美名！这本书得到香港作家的好评，得益于商务印书馆这块金字招牌，商务出版物在香港素有崇高的声誉。

 

《文章病案》封面，商务印书馆

 

　　至于《当代辞书过眼录》一书，则是改革开放时代出版的一些辞书的评论文集，讨论的对象主要是30年来出版的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共收文章34篇，2013年出版。

 

　　十分幸运，中国百科全书事业刚刚起步，我就在1979年6月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立即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首卷《天文学》的编辑工作。其时，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先生、副总编辑阎明复先生号召百科同仁，除了编好百科全书，行有余力，还要探讨百科全书编纂理论，总结百科全书编纂实践，评介中外百科全书，希望大家及时动笔，社里已在筹办内刊《探讨》作为交流园地，也可投寄其他报刊。这样，我就响应号召试笔，以编辑《天文学》卷的点滴心得，写了《百科全书的定义和定性叙述》，蒙姜椿芳总编辑的推荐，刊布于《辞书研究》1980年第4辑，这是我写百科全书研究文章的开端。以后凡是我参加编辑的学科卷一问世，我就撰写评介文章，因为每个学科卷都是该学科泰斗级人物主持编纂的，书既面世，理应广为人知。这些都是我的职务之作。

 

　　至于收入这本书的关于语文辞书的文章，主要是因为参加辞书质量检查工作得到素材而执笔的，上文已经说过，不赘。

 

《当代辞书过眼录》封面，商务印书馆

 

　　我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援手和支持，具体说来，不能忘记三位副总编辑的鼎力相助。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还在北京郊区劳动，干“深挖洞”的活，商务两位副总编辑高崧先生和骆静兰女士就约我译校《神话辞典》和《欧文选集》。接着馆方又出面向我所在单位的上级——北京市门头沟区革命委员会借调我译书，商务政治编辑室主任陈森先生在盛夏酷暑中奔走办成此事。这样，我就有一年时间“全职”译书（我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后则是业余译书），基本上完成两部书的译校任务。在我处于困境之中，商务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并赋予译校世界名著的重任，真令人感激莫名。

 

　　到了21世纪，商务出版了我的两本著作《文章病案》和《当代辞书过眼录》，都是得到时任副总编辑周洪波先生的大力支持。前一本是投稿得到他的同意而顺利出版，后一本是出于他的热情组稿而成书问世。

 

　　如果说高崧、骆静兰两位先生是为我雪中送炭的话，那么，周洪波先生就是为我锦上添花了，因为出书时我已经离休，生活在北京安度晚年。

                                   2016年5月28日完稿

时年九十有六

于北京芳古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