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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十年与茅盾文学风格的确立
2016.12.05作者:刘勇 张悦浏览人次:214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悦女士

 

  茅盾是一个人生经历相当丰富的作家。早年丧父、青年辍学;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又曾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参加过南昌起义(尽管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也是左翼文学的中坚力量,从鲁迅到左翼阵营都给予了《子夜》极高的评价。在这些传奇化的履历面前,他曾在商务印书馆潜心工作的十年显得并不瞩目,甚至有点平淡。尽管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茅盾的这段经历,但这“商务”十年在茅盾文学道路中的重要性却远远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我认为,茅盾的文学风格之所以能够截然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任何一个作家,这十年的独特经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茅盾的文学道路不是从1927年发表《蚀》开始的,也不是从1921年改革《小说月报》,成立文学研究会开始的,而是在1916年踏入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开始的。“商务”十年,就已经决定了茅盾作为一个作家与众不同的根本底色。

  十年沉潜:是“文学家”更是“理论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从事理论批评的时间之长、系统之深入是其他作家很难比拟的,这与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16年到1926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从事了整整十年的编辑工作。这个十年恰好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当鲁迅、郭沫若等人横空出世的时候,茅盾几乎没有文学创作,而是一直在商务印书馆潜心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在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和自己兴趣所致,茅盾翻译和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对世界文学理论思潮作了细致系统的梳理。可以说这十年是茅盾文学创作的理论准备期,这也正是茅盾在一众新文学作家中能够后发制人的关键因素。

  人们往往更熟悉那个作为文学家的茅盾,而往往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理论家,其实如果按时间先后来看的话,茅盾应该首先是一个理论家,然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期间,茅盾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且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方文学思潮的文章,从俄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到新写实主义都做过细致的梳理。这极大地拓展了茅盾的视野,并且最终形成了一套他自己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理解体系。茅盾对于一些文学问题的思考包括后来的文学实践(改革《小说月报》、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都可以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找到立足点,这一点也决定了茅盾之后文学创作的基本格调和主要特质。

  理性文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初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出版机构,即便是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它也不可能像一些中小型出版机构那样先锋和激进,而更多呈现出一种稳健的风范。虽然在当时看来,商务印书馆这种略微保守的文化立场让它多次成为新文化运动论争的批判对象和风暴中心,但是我们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如果能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会发现商务印书馆这种稳健的作风,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的激进和决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调和作用。

  茅盾虽然是新文学作家,但是深受商务印书馆这种稳健的风范的影响。王瑶曾说茅盾用小说写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通史,简直是一部‘编年史’”。可以说茅盾的作品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但这种风格的沉静和沉稳,是商务十年给予的。我们有的时候评判一个作家,并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是怎么写的。和五四那一代人一样,茅盾关注的也是现实人生、农村社会、城市生活,但是相比于五四的激情喷射和个性的释放,茅盾显得冷静得多。他只是在作品中对社会事件、现实人生进行客观的展示和理性的叙述,判断则留着读者自己去做。叶圣陶就认为,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 这让他的创作虽然面向很多,层次很丰富,却能够杂而不乱,尤其在茅盾“解剖式”的描写之下,作品本身的主题和思想意义便会自然而然地“剥落”出来。

  除了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上茅盾也始终怀有理性的批判精神。作为最早的鲁迅研究研究者之一,茅盾对《阿Q正传》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当时时代的限制,他认为把阿Q说成农民典型是“欠妥”的。对于阿Q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茅盾的理解是“你会感到滑稽,但如果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在《读〈呐喊〉》中茅盾又补充道:“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普遍点之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茅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能够有如此体悟,实属相当理性和超前的。

  务实态度:要“思想启蒙”更要“实业救亡”

  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民办企业,在经营上自然奉行“在商言商”的原则,而它能够在30年代成为市场份额占有率最高的出版机构,这足以说明了当时的董事长张元济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更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样的性质使得商务印书馆在运营上少了些激情式的口号,多了一份务实的行动。实际上这一传统一直贯彻在商务印书馆长达百年的运营之道中。从历史到今天, 从上世纪初期的“林译小说”到建国后的“汉译名著”,从1929年印发的“万有文库”到《新华字典》等一系列辞典,商务印书馆始终最敏锐地引介着西方文学与文化,又最踏实地整理和编汇着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茅盾在商务的十年,也跟随孙毓修先生编纂了大量的中国寓言、童话,以及完成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的目录抄写工作,这对他之后在文学和革命上的选择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曾经有学者指出,茅盾和鲁迅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鲁迅始终致力于批判国民劣根性,试图实现民众精神灵魂上的觉醒。但是“茅盾则将着力点放在了资本家身上,放在现实的反封建的物质力量上面”,比起在思想上的启蒙,茅盾更看重的是如何以实业实现救亡。从《子夜》到《林家铺子》,从吴荪甫到“林老板”,不同于大多数现代作家热衷于写“乡土中国”,茅盾描写的对象有农村、乡镇也有大城市,有农民也有工人,有企业家也有小商人。很多读者反映茅盾的小说不好读,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到他的很多小说都牵涉到当时社会复杂的经济和金融关系。不熟悉历史,我们可能会很难进入茅盾的小说,不懂经济,可能根本就无法理解茅盾的小说。长期以来,经济学视角一直都是解读茅盾小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这也是其他现代作家作品里罕见的。

  除了在文学描写上带有很强的实业精神,茅盾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也出处体现了他的实干家的气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茅盾一样如此紧密地与革命、政治牵涉在一起。早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时,茅盾就一直担任着中共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各地党组织和中央的信函来往。包括后来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积极参与了国民党左派的一系列活动, 直到担任国民党左派的上海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可以说茅盾的一生都在战斗,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切实地参与到了革命战斗当中。

  今年是茅盾诞辰120周年,也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100周年。100年前,20岁的茅盾在商务印书馆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而在茅盾谢世的前两个月,他还在为商务印书馆重印的《小说月报》写序。但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更像是一种缘分。我们常说影响一个作家创作风格形成和确定的因素是复杂的,但对于茅盾来讲,在商务的十年是一段极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也是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这一段历史,对茅盾的理解才能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也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