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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发言
钱振纲:茅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6.12.05作者:钱振纲浏览人次:106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原会长钱振纲先生

 

  今天来参加由商务印书馆举办的“致敬茅盾图片文献展暨茅盾·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文学转型高端论坛”活动,很高兴,很荣幸!

  茅盾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商务印书馆是出现最早、历史最悠久的中国现代出版机构。从1916年8月至1926年4月,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成员,为中国现代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这个论坛确实是个可以深入讨论的题目。

  我今天只简单回顾一下茅盾的研究史。

  1920年4月,作为茅盾《答黄君厚生〈读《小说新潮宣言》的感想〉》一文的附件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1卷第4号的黄厚生的《读〈小说新潮宣言〉的感想》,是至今所知最早评论茅盾编辑活动的文章。从这篇文章算起,茅盾评说已有96年的历史。这90多年的茅盾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一、20年代初中期,作为编辑和评论者的讨论时期

  这一时期茅盾主要从事编辑、译介和文学评论。茅盾评说常以公开信商榷或者论辩的形式出现,内容则多关乎茅盾的编辑活动、文艺思想和翻译思想。

  二、20年代末期,作为小说家受到批评时期

  茅盾作为小说家被评说,则是从1928年初开始的。1927年9月至1932年6月,茅盾发表和出版了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路》《三人行》,长篇小说《虹》,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和小说与散文合集《宿莽》,并发表了表达其文学主张的文章《欢迎太阳》《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当时的茅盾评说,也多针对他的这些著作展开。第一篇评论其小说创作的文章是刊登于《清华周刊》第29卷第2期上的白晖的《近来的几篇小说》。这篇文章的第一节即《茅盾先生的〈幻灭〉》。之后,伴随着与茅盾之间展开的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以钱杏邨、傅克兴为代表的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便对茅盾的小说和文学主张作了猛烈批评。这些批评虽然也涉及作品的取材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但《蚀》三部曲中流露出的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幻灭悲观情绪以及茅盾重视小资产阶级读者群的文学主张显然是被批评的重点。这些批评主要着眼于文学的政治导启功能,并武断地将茅盾定性为小资产阶级作家,态度过激,要求过苛,没有对茅盾的小说和文学主张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但同时也有伏志英、曾虚白、复三、罗美、徐蔚南等论者认同茅盾的文学主张,并充分肯定了茅盾小说对于时代的反映和艺术造诣的不同凡响。这一时期关于茅盾的评论文章多收在当时出版的两部茅盾研究论文集当中。其中一部是伏志英编辑,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出版的《茅盾评传》,另一部是黄人影(顾风城)编辑,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2月出版的《茅盾论》。

  三、30、40年代:受到左翼文化阵营高度评价时期

  自1932年7月至1933年年初,茅盾又发表和出版了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和长篇小说《子夜》。这些作品问世后,很快得到以左翼文化人为主体的批评界的好评。最早给予《子夜》以高度评价的是瞿秋白。他在发表于1933年4月的《〈子夜〉与国货年》一文中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除了《子夜》,瞿秋白对此前茅盾所作的表现了大革命复杂政治局面的《动摇》也欣赏有加。他在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一文中将这部中篇小说与鲁迅的《阿Q正传》、曹雪芹的《红楼梦》一起,列为他还想“再读一读”的中国文学作品。而同样将茅盾的作品与《红楼梦》《阿Q正传》相提并论的还有鲁迅。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瞿秋白和鲁迅对茅盾小说的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价,足以反映出茅盾小说在当时左翼文化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赞赏茅盾小说的并非只有左翼批评者。一些不抱偏见的非左翼文化人对《子夜》也多持赞赏态度。朱自清在《子夜》一文开头就说:“近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而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对《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也表示了首肯。曾是学衡派主将的吴宓也在其《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中称,《子夜》是“近顷小说中最佳之作也”。30年代对《子夜》取基本否定态度的评论很难见到,只有已经退出“左联”的韩侍桁是个例外。他在《〈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一文中曾带着嘲讽口吻写道:《子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他的伟大只在企图上,而没有全部实现在书里”。

  进入40年代,对茅盾的评说有了新的进展。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剧本《清明前后》发表后,很快得到较为深入的研讨。1945年6月前后,许多文化人还以祝寿形式纷纷撰文,赞扬茅盾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这一时期,只有在政治上由左翼转为右翼的郑学稼在他的《茅盾论》一文中闪烁其辞地表达过敌视茅盾的言论。

  四、十七年时期进入学院化研究,出现专著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大陆的茅盾评说仍继续着30、40年代的评价取向。由于担任文化部长职务,茅盾少有新的创作问世,而这时中国新文学也已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因而茅盾评说也由同行批评转向了学院化研究。在这一时期,除了研究茅盾的学术论文时有发表外,一些学术性或者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茅盾研究单行本著作也开始出现。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1954)、王西彦的《论〈子夜〉》(1958)、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1959)、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1959)、艾扬(翟同泰)的《茅盾及其〈子夜〉等分析》(1960),都出版于这一时期。而在当时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也都对茅盾作了较为充分的评述。

  五、文革时期,停顿时期

  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茅盾和他的创作已经不能被当时极左的政治思潮所容忍。1965年初,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职位。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报刊上又出现了大量批判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的文章。虽然批判的只是电影,实际上也明示了小说原作已不合时宜。不久十年动乱开始,中国大陆的茅盾研究陷入停顿。

  六、80、90年代,繁荣时期

  从1977年开始,茅盾研究在中国大陆得到恢复。1981年3月茅盾逝世,茅盾研究事业却在80年代得到空前发展:1983年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后改名为中国茅盾研究会)成立,《茅盾全集》自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全国性茅盾研讨会议经常性举行。茅盾研究单行本著作的出版盛况则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上世纪最后20年时间内,除吴奔星、邵伯周、叶子铭、艾扬等继续从事茅盾研究之外,又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茅盾研究人才。其中撰写过茅盾研究专著或回忆录,或者主编过重要茅盾研究资料集的学者就有60余人。他们是孙中田、侯成言、庄钟庆、林焕平、丁尔纲、唐金海、孔海珠、周春东、李玉珍、朱德发、阿岩(赵耀堂)、翟德耀、李岫、查国华、王尔龄、万树玉、陆维天、杨健民、李庆国、曹万生、李广德、汪家荣、王嘉良、金燕玉、邱文治、韩银庭、李标晶、丁亚平、史瑶(包维岳)、钱诚一、骆寒超、罗宗义、钟桂松、黎舟(吕荣春)、阙国虬、沈卫威、丁茂远、桑逢康、潘晓东、陆文采、王建中、党秀臣、李庶长、丁柏铨、唐纪如、徐春雷、金韵琴、李频、黄侯兴、刘长鼎、杨扬、徐越化、顾忠国、刘焕林、吴福辉、欧家斤、韦韬、陈小曼、王芳、袁振声、宋炳辉等。(以上排名依学者首部茅盾研究单行本著作出版时间为序,不包含对其学术成就的评价。下同)这一时期出版的茅盾研究专著、论文集等单行本著作达百部,学术论文上千篇。这些研究著作对茅盾生平、茅盾著作进行了多角度的、全人视野的学院化研究,充分肯定了茅盾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同时也指出了其思想和艺术上的局限。这些研究著作铺就了茅盾研究学术殿堂的基座。

  需要指出的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学界曾一度出现过一种否定茅盾文学成就的声音。这种声音主要来自非长期从事茅盾研究的学者。1988年和1989年,在“重写文学史”旗帜之下,短时间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对茅盾及其作品展开猛烈批评。首当其冲的是他的代表作《子夜>。这些文章的作者指责《子夜》“主题先行”,“人物概念化”,甚至有学者称《子夜》“就像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在这些学者看来,造成茅盾作品概念化的原因是政治家的茅盾“没有建立起皈依文学的诚心”。90年代中期,又有学者在编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时将茅盾排斥在外。理由是他的小说“欠小说味,往往概念痕迹过重”,茅盾以往的高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偏见”。这种轻率贬抑茅盾的声音虽然产生过轰动效应,却无法得到茅盾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广大学者的认同。不少学者对这种轻率颠覆茅盾文学大家地位的言行进行了严厉驳斥。维护茅盾大家地位的学者并不反对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严肃地重新思考和评估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思想成就和文学成就,并在此基础上重写文学史。大家反对的只是一些学者追风逐潮的学风和无视基本事实的武断而幼稚的论点。

  贬抑茅盾的声音没能撼动茅盾的文学史地位,但它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却值得重视和思考。有人批评说,轻率贬抑茅盾的学者是“盲目求新”、“立异鸣高”。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我们认为,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时代思潮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政治思潮的再度变迁和中国社会新的转型,中国知识界开始对自“五四”以来在中国逐步发展为时代主潮的左翼政治文化思潮进行反思。很自然的,人们也会对从属于这一政治文化思潮的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产生重新审视的诉求。实际上,轻率贬抑茅盾的学者们正是感觉到时代的这一诉求而来“重写”茅盾的。但他们试图通过指摘《子夜》的某些艺术缺陷而一笔抹杀《子夜》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做法不免偏激,他们全盘否定茅盾文学史地位的观点也有失公允。应当说,轻率贬抑茅盾的学者感受到时代的诉求,却没有很好地回应这一诉求。

  七、本世纪,平稳发展时期

  本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进入了平稳扎实发展的新时期。一些资深的茅盾研究学者如翟德耀、钟桂松、艾扬、韦韬、陈小曼、丁尔纲、李庶长、王嘉良、孙中田、庄钟庆、桑逢康等继续有学术专著出版。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初次出版了茅盾研究专著。他们是郑彭年、龚景兴、张立国、蔡震、李继凯、周景雷、陈桂良、郑楚、陈晓兰、余连祥、陈天助、陈开鸣、陈建华(香港)、刘屏、周兴华、秋石、梁竞男、康新慧等。从2001年至今的十余年时间内,出版的茅盾研究著作近30部,论文数百篇。每年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在数量上虽然不及此前20年茅盾研究热潮时期,但学术研究的进展是明显的。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视角更为多样,搜集的资料也更为齐备。尤其是经济视角和绅士视角引入注目,经济视角有邬冬梅、赵丹,绅士视角有罗维斯、雷超。

  展望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茅盾研究在资料搜集、生平阐释、思想探究、人格分析、作品解读等方面已经做了相当扎实的工作,成绩是可观的。但后来者也并非已经无事可做。除了许多研究领域仍需要深化、细化和扩展之外,我们仍然有站在时代高度对茅盾思想和作品重新认识和评价的任务。这一任务以往的茅盾研究者没有全部完成,它仍然摆在大家面前。然而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仍然学者们的努力。从外部来说,要继续营造自由研究不设禁区的学术环境,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学者,有三点要求,一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二是有时代的眼光,三是有历史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