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 系列讲座（第一季）第二讲

 

时　间：2012年6月30日

 

主讲人：蒋力，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的外孙。音乐评论家，歌剧音乐剧制作人，作家。编有《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东汉的豪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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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这么热的天，大家有兴趣来听我谈一位将近一百年前出生的人的往事，作为杨联陞先生的后人，我代表家人感谢大家。

一、汉学与杂家

　　我讲的题目叫“汉学杂家杨联陞”。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所以我用了一个稍微宽泛一点的题目，把汉学和杂家两个概念并在一起。杨先生自己对这两个概念有一个解释。所谓汉学是一个从英文单词转过来的概念，如果没有他们这一批二十至四十年代开始在海外，主要在美国留学，四五十年代开始固定在美国大学里面教学、研究的人出现的话，汉学这个词恐怕不一定有。它包括的内容简单地概括，一定有中国的历史，有中国的语言，有中国的艺术史、宗教史，甚至还有哲学史、思想史。在美国，学一些中国学问的话，只能是笼而统之的，大而化之的。这样老师必须要掌握的学问的门类要多要宽泛。关于杨先生作为汉学家的定义，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发生在余英时先生50年代中期到哈佛成为访问学人的时候。余英时当时是香港新亚学院的硕士毕业生，钱穆先生的大弟子。去了哈佛之后，第一次是跟年长于他的董同龢先生。有一天晚上，董同龢说咱们一起上杨联陞家里聊聊天去吧，余英时懵懵懂懂就跟去了，“他们天南地北聊了很多，我也插不上话，聊完天出来之后，也不知道杨联陞的学问到底在哪儿？是干什么的？”他后来给钱穆先生写信，其中说到这个事。没过几天，他去参加费正清先生主持的一个下午茶会。余英时后来回忆说，费先生向我介绍杨联陞先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我当时仍很懵懂，竟然不知深浅直接问道：“杨先生，您在汉学领域专门研究哪一门学问的？”他当时很宽容地笑笑，答道：在美国教的学生来自方方面面，希望学到的东西也是方方面面，作为老师不得不顺着学生的路子，方方面面都要尽量有所掌握。所谓十八般武艺。说来简单，实际上这十八般武艺在身上，在脑子里，在关键时刻能够冒出来，能够不掉链子，能够起到作用其实很难。
　　杂家这一块，就说杨联陞这个人，确实杂到兴趣和爱好相对偏多，而且还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随便举例子，中国文人的传统汇集起来叫诗书画，还有一个说法叫琴棋书画，他缺了一项叫“琴”，乐器这一项没有掌握，但只是诗书画又不够。他在“诗”的方面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诗人来看待，但是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从旧体诗到新诗，从诗到词，各种词牌、各种题材他有都兴趣去尝试，而且很多题材当中都有相当不错的作品。书画这一块，在近现代文人身上，无论是文科的、理科的，还是工科的，书画素养一般来讲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历来的交往当中毛笔和书法是离不开的，所以“书”是一定有的，但懂画会画的人就没那么多了，杨联陞的绘画成就不能说很高，一直到晚年，模仿古人绘画的作品还是他的绘画当中的主要部分。但是呢，到小品上，他自己的修养和创作能力就发挥出来了，而且在笔墨上确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效果。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的《哈佛遗墨》。封面上居中一幅画，就是杨联陞自己的作品。就是一个花瓶里面出来一枝花，就是小品，但很精彩。专业的中国画的画家，画同样的题材、小品画，也就这个水平了。
　　他的兴趣、爱好广泛，诗书画还不够，还有两个特别喜欢的门类——棋和戏。我最近在写《杨联陞别传》，按他的兴趣，分了一些小标题。其中一个标题就叫“杨联陞与诗、画、棋、戏”。戏指的是京剧。京剧很辉煌的时候，也是杨联陞他们这一辈人正在求学，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的时候。杨联陞对京剧的兴趣形成于在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那是30年代初，当时有六个要好的同学就结拜成了六兄弟，老大就是杨联陞，老六叫赵荣琛，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程派表演艺术家。放学之后，这六个人互相串来串去，到家里，几个人一起唱戏。这六个人里面有人专门拉胡琴的，有人专门唱老生的，有人专门唱旦角的。唱戏唱到什么程度？师大附中参加师范大学校庆的一个节目，就是杨联陞六个把兄弟的节目。杨联陞家那会儿住在东城区的遂安伯胡同。早年赵元任先生陪着罗素在中国讲学，在北京住的地方就是遂安伯胡同，租一个小院，住了很长时间。抗战爆发时，清华大学教授都躲到城里来租房，当时政治系的教授，也是《清华学报》的主编浦薛凤先生，先租的房也是遂安伯胡同，而且正好是杨联陞家的对门。杨联陞非常喜欢下围棋，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已经有时候在跟老师一起下棋，而且不是偶尔下一次。浦薛凤的回忆录里说，我租到遂安伯胡同房子的时候，“对门杨君联陞，经济系新毕业。越日辄来对弈”，就是说，隔不了一两天就一块下棋来了。
　　还有一位先生，今年6月份去世的，也是杨联陞先生生活、生命当中跟他关系很近、很重要的一位。他比杨联陞小3岁，今年95岁，美国芝加哥大学退休的著名教授，何炳棣先生。何先生的书，国内出版不算太多，比较重要的一本是关于明清人口的一部专著。何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非常有影响。何炳棣是清华大学小杨联陞一年的同学，但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课，是两年级的同学一起上的，两个人是非常好的同学。黄仁宇有一篇写他母亲的长篇散文的结尾讲1965年的事情，说我和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一起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晚饭后他们唱起了京剧，何先生和杨联陞唱的是《四郎探母》。我从何炳棣的回忆录和杨联的日记中看到，那天内容很丰富，不光是唱《四郎探母》，还想起了他们的恩师陈寅恪先生（有诗为证）。
　　就这两个清华学生来说，何炳棣是非常自恃的人。他有一句名言就是做学问要做一流的学问，从选题目就要选好。何先生认为自己做的一直都是一流的学问。杨联陞当面对何炳棣说过，你是专门家，我是开杂货铺的，不一样。何先生说，连我这样自认为很专的人，在你这样的杂家面前也不免还要表示我的敬佩。何炳棣在60年代做的一些研究当中，杨联陞先生帮助他提供了一些资料和需要注意的日本学人对同样课题的研究成果。因为何先生日语不行，他不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现状，他说有了杨联陞的提醒，至少我注意到在这个课题研究起步的时候，能够不至于走偏路，或者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

二、清华岁月得名师真传

　　话说回来，杨联陞在清华大学里受到的教育，是影响到他成为杂家的一个起始阶段。他在一篇小传里说到他在清华上的课程。经济系必修的课程他几乎没说，选修的课程他说是大量的文史课。国文课是朱自清先生教的，中国通史课是雷海宗先生，秦汉史、通史都是雷先生。隋唐史陈寅恪先生，中国经济史是陶希圣先生，中国诗词当中的词是俞平伯先生，楚辞闻一多先生，学术史张荫麟，说文解字杨树达，古文字学唐兰，中国音韵学王力，中西交通史张星烺。就是这样知名度的教授汇聚于一所高校里头的这种历史，这还没有写全。他还有一些文章，提到他学习日文的钱稻孙教授；英文跟的是叶公超教授；在清华上课之余还去北京大学旁听钱穆先生和孟森先生的课。而且跟这些教授们，不仅是学生与老师只限于听课与授课的被动关系，他很快就能与他喜欢的老师关系处近。比如说晚上到清华大学教授宿舍去看叶公超先生，他想去求叶先生一幅画，叶先生的竹子画的是最出色的，哪想到叶先生说我听说你会画画，先画一幅来给我看看。结果他想跟叶先生求画没求到，自己回家老老实实赶紧又画了一幅山水中堂给叶先生。多年以后，大概是60年代初已经在美国了，才得到一幅叶公超的书法，写的是岳飞的《满江红》。再比如说，后来他在美国交往比较密切的，也是杨联陞在清华的时候，已经是清华老师的萧公权先生，政治思想史的教授。杨联陞崇拜他主要一点就是他古诗词写得好，写得工整，工整当中又能见出时下的感觉。在学校的时候，杨联陞根本没听过萧先生的课，但是就在1937年，那年夏天杨联陞清华毕业，离七七事件还有几天那个时候。他居然能在北京城里找到萧先生的家，带着自己当时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去求教。萧先生也把自己新写的词拿给他看，当时北平城正在发生的变化对萧先生的影响，在那词里面已经有所体现。
　　我要说的杨联陞的“杂”，在清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在1977年回国的时候写他1937年之前、就是4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听过课的主要老师，他依然能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无论那些老师们开课的内容是互相怎么不搭，都对这个兴趣比较宽泛的学生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青少年的头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华对杨联陞的影响，不光是杂，而且是一生的影响。所以他对清华的回报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台湾的《清华学报》创刊时，编委会成员都在美国，是梅校长圈定的，就近开会。杨联陞当时很替中国人自豪，因为在美国还能看到这样一本中英文并于一书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报。杨联陞做了若干年的编委，做了十年的学报主编。在《清华学报》发表的文章大概是13篇或14篇，论文、书评，中、英文的都有。

三、求学哈佛转益多师

　　我要说的“杂”，说他的兴趣面广，往下说就到美国了。他经过周一良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到中国来的访问学者贾德纳。贾德纳从中国走后，还希望这个助手也能去美国，周先生先有机会去美国哈佛念书，就把这个挺好的机会转给了杨联陞。杨联陞去了先是半工半读，在学校里面上学，跟着贾德纳先生工作，可以住在他家里，还可以得到一些报酬。
　　到美国之后，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几个人。一个是胡适先生，另外是赵元任先生和李方桂先生，两位语言学家、语言大师。杨联陞在哈佛求学，后来也在哈佛教书，中间很短暂的时间到耶鲁教书，这两个语言大师在他面前是躲不开的人，又有工作和他们一起做，包括编辑英汉字典。杨联陞自己在哈佛也教中国语文，他也经常到两位先生家里去请教。他说有一年去赵元任先生家，在赵先生家的签名册上留下的签名不下100次，3天大概就得去一次。耳濡目染的那种言传身教是非常难得的幸运；在李方桂先生家，也是关系近到能够帮着李太太一起包饺子，陪李先生下棋，同时请教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得益匪浅。杨联陞不是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但是写过两篇重要的文章，一个是为赵元任先生祝寿文集写的《汉语否定词杂谈》；一个是为李方桂先生祝寿文集写的《中国语文札记》，两篇文章在语言学界至今依然有影响，依然是躲不过去的文章。
　　受胡适先生影响更多。胡适先生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的一个人。但是呢，杨联陞和胡适接触最密切的十几年，是胡适一生当中最低谷的时期。胡适先生也是兴趣甚广的人，而且还关心政治，不光关心还参与，还要到处演讲，还写了一些很详细的日记。以至于他在治学上想做的事情，尤其像涉及到要考证，要看很多的史料，包括对《水经注》的研究，多年想做而没有时间去做。当他卸任了美国大使之后，客居纽约的时候，这件事开始做了，这时候哈佛还请他开了一年中国思想史的课。到了哈佛之后，老朋友赵元任就把哈佛大学年轻的中国学子们给胡适先生做了介绍，这些人立刻在胡适先生周围形成小圈子，他们和胡适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诗歌。他愿意聊，谈他的想法，谈他对诗的认识。杨联陞也是这样一个愿意聊诗的人，愿意努力地把诗写得更有意思的一个人，所以他跟胡适先生最早的接触主要是诗歌方面的讨论。《论学谈诗二十年》那本书里面收集他们两个人历时19年的通信。后来胡适先生去了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离得远了，通信相对少一些。他们俩前面的通信大多是波士顿、纽约两个很近的城市之间的通信，通着信之间还经常要见上一面。书名叫“论学谈诗”，可以看出杨联陞一些特点来。他跟这些先生的追随和学习，几乎是被先生们牵着走，这意味着在跟先生通信之余，你要赶快刻苦用功，先生们提的文章你得看，你在下一封信再写的时候还得能接得上话。这种拽着学习，拽着跑，学生要跟不上趟的话，要受指责。信里面的落款没有写年，只写日月，胡适先生都要提出来。后来杨联陞碰到别人有这个问题，他说胡适先生提到过这个问题，要注意了。

四、中国文化之海外媒介

　　50年代的时候，哈佛燕京社委派杨联陞去欧洲访学，因为哈佛认为自身是美国新大陆汉学研究的重镇，希望派自己青年的研究者到欧洲去交流，看看欧洲汉学的研究到什么样子了。该学的东西要去学，该交流的东西要交流。杨联陞这是第一次去欧洲，见到了欧洲汉学界的多位前辈，年纪最长、待他最好的是法国的戴密微教授，后来为他的文集写过序。然后是受哈燕社委托再到亚洲，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和这些地方的汉学研究者接触。日本汉学研究一直是以京都大学的人文所的研究作为亚洲重镇的，这个所的人几乎都来过中国，访学甚至留学，个个是中国通，通到能用中文写旧体诗。杨联陞跟他们接触是很有意思的交流，还有互相较一较真。这个较真，杨联陞心里很清楚，底线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出来的学者，你要做汉学界的“警察”。“汉学警察”就是不允许其他自认为对汉学都还有所了解，有所成就的人，对汉学的研究指手画脚。比如说天上的云彩和地上的树，这个树和云之间一定不要混为一谈。这是一位美国的著名学者的论述中出现的错，被傅斯年先生指出来，不要把远方的树木误认为是天上的浮云，是很有意思的比喻。杨联陞后来在几次重要的学术会上都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萧公权先生也很赞同这个观点。
　　哈燕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作为杨联陞来讲，他说他那个时候等同于《哈佛亚洲学报》的书评编辑。《哈佛亚洲学报》是世界上关于汉学、关于亚洲学术研究的权威刊物，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书评，评你的著作，对你都是一种荣耀。这个学报的书评编辑，尤其关于汉学方面著作的书评，多年里几乎都是杨联陞一个人写的，最后汇总到他的一本专集当中，大概是40篇书评（英文）。这些书评涉及的面，往大了说，语言、历史、宗教、哲学、思想史、艺术史；往细了说，比如说西伯利亚什么地方出土了一个铜镜，这个铜镜上面的图案和文字到底是什么？是宁夏一个地方的地名。人家出什么你就要评什么。那个时候的书评，或者说《哈佛亚洲学报》书评的风格，我认为现在的书评不一定能够企及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提出意见，这篇书评才算是完整。比如说李约瑟写《中国科技史》。杨联陞访问英国的时候，有一站见到李约瑟，当时聊到晋代的什么事，李约瑟马上把打字机拿过来，把他当时怎么说的记下来，就感兴趣到这样。李约瑟的助手帮着翻译的时候把沈括《忘怀录》里的“泥靴”译成了“泥船”，李约瑟照着错的写下去了。杨联陞看出来是不会不说的，但一定是对自己国家的学问的底，要非常非常地清楚，否则这个杂货铺是不敢开的。
　　杨联陞有一次在台湾为了纪念胡适先生诞辰做演讲，那个演讲题目叫《书评经验谈》，整理出来的文章编发到《大陆杂志》上，我编《哈佛遗墨》的时候收到这本书里来了。大陆专门搞书评研究专家徐雁说这是一篇书评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献。为什么说是重要文献呢？就是说在那篇文章里面，杨联陞谈了他的书评观念，对书评写作的把握。虽然别人说他是东方的伯希和，但他自己特别注意他和伯希和的区别。他给人提意见的话，还基本上让人接受，甚至还能激起对方再来反驳，再继续辩论。
　　概括而言，我认为杨联陞成为汉学杂家的原因，一是机遇好，抓住了不少；二是兴趣广，耽误了不少；三是转益多师。他跟那些老师的接触，对他来讲都能化出其中一部分，在他的身上继续去发展。
他接触的人当中还有一位钱穆先生。《素书楼余渖》里面收的信，有钱穆给胡适、杨联陞、徐复观、余英时等人的信，数量最多是给杨联陞的信，40封。为什么数量最多呢？钱穆先生晚年的重要著作《朱子新学案》，是钱穆辞去了香港新亚学院院长的职务之后开始写作的，原来以为三两年就能写完，最后用了七年。这七年里面吃什么、喝什么啊？钱穆先生自己想到了哈燕社能不能给予支持和赞助啊？他提出来这个要求，把这个选题报上来了，是杨联陞认识到选题的重要，说服哈燕社破例批给个人资助经费的。这个经费也是按月寄的，或者是两个到三个月。在钱穆的40封信里面，一个延续的内容是我收到钱了，我进度到什么地方，我写到中间遇到什么问题跟你探讨探讨。杨联陞面对的这个对象现在一门心思就是朱子，他就不能不对朱子也去做点研究，要不然这个信怎么给人回呢？遗憾的是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杨联陞回信这一部分。这些信里面还提到这个信不能丢，得留着，这将来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都是当时的预见。这些信说明虽然《朱子新学案》出版之后，杨联陞没有写书评，但是他也没有对钱穆先生研究《朱子新学案》掉以轻心。《朱子新学案》全书90万字，序是10万字，叫《朱子学提纲》。这个序寄到美国之后，杨联陞看了跟余英时说：钱穆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像这样的提纲胡适先生恐怕还写不出来。这里面好几层含义，从杨联陞角度来讲，胡适先生也研究中国思想史，也有自己的著作，但是胡适先生一生没有大部头著作，恐怕也有杨联陞对胡适的惋惜；第二，钱穆先生很多年是一个孤军作战的学术战士，香港应该说是夹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相对自由一些，但是自由到不重视人。所以钱穆能够得到哈燕社的支持，对他来讲还是管事的。杨联陞到香港的时候，在钱穆先生家里住过一次。作为学人，他与钱先生其实是差着辈呢，钱先生1895年出生，杨联陞1914年出生，但是杨联陞在50年代末在香港见到钱穆先生时候，说我30年代在北大去听过您的中国思想史。钱穆那时候讲中国思想史在北大是很火的一门课，300人集于一堂，有不少站着听的。钱穆先生怎么能记住下面那么多学生呢？但是有的学生比老师有心，或有心于老师，1961年，钱穆先生访问美国的时候，到哈佛去讲一次课，在杨联陞办公室里面居然见到他保留的30年代印发、40年代重庆版的《国史大纲》。钱穆先生说这本书我自己都没有，杨先生说我这本送还您，对您是依据。这么样两个人的关系就近了。
　　最后，说到“百年学脉”这个主题，说到《东汉的豪族》这本书。这本书篇目的选编，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基本上采纳了我的建议。《东汉的豪族》是杨联陞早年的文章，很重要的论文，这么多年了，我相信大家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上网，通过PDF去看一些学术文章，能编到这本集子里来，恐怕还会有很多读者感兴趣，这是第一篇文章。再下面一篇文章，是我在2008年去美国的时候，托人特意从哈燕社的图书馆里面复印出来，就是《食货》杂志在台湾复刊之后，杨联陞写的书评，在《食货》杂志上发的，像通信类的书评。他不能不写，那是杨联陞躲不开的重要老师、杂志主编陶希圣先生让他写的。《食货》上的几篇文章都收进来了。再从其他几个集子里面，选了几篇文章，分别能够体现杨联陞历史、语言、宗教史、艺术史多方面的兴趣和研究成果，汇成了这个集子。书里面有一张杨联陞的照片，和一幅杨联陞的手迹。
　　我最近因为写杨联陞的传记，有意识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阅读方式，把他们那代人的书，几个相关的人的书，放在一起读，比如说都读其中的某一阶段，会觉得很有意思。我最爱看的是他们的回忆录或自传性的书，把他们的书和杨联陞相关的文章呼应着一起阅读，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又获得一种新的阅读快乐，就是对故人、古人的认识重新换一换角度，重新得到一些综合认识，可能会有所得，这只是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2012年8月1日雨后，审订修补于北京百子园。尽量保持了讲座的风格，删去了一些口头语和扯得偏远了的内容，以避信口开河之嫌。——蒋力记）

 

《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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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刚才蒋力老师的讲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互动环节就留一个问题，因为还有抽奖环节。

　　提　问：蒋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缪钺先生，他的妹妹就是杨先生的夫人，缪钺先生他们家族还在四川大学里面居住，不知道杨家和缪家有什么密切的交往？

　　蒋　力：杨家和缪家都是我妈妈上一辈人，缪钺先生是我妈妈的大舅，我管他叫舅公。杨先生夫人就是我外婆，我外婆高寿，去年才去世的，90多岁，就是老太太身体太好了，一个人在波士顿自己度过晚年，最后几年里面觉得一个人没把握了，就是我小舅舅还在美国，也在波士顿，就在他家里住了几年。去年去世的时候，我大舅也去了美国一起去办后事，缪家跟我们走动得很近，因为是这么近的亲戚。最近缪钺先生去世之后，他的下面的一辈，他的孙子叫缪元朗是我的表弟了，留在四川大学工作，这几年的工作主要整理缪钺先生的遗作，已经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集，有可能在商务《东汉的豪族》这套丛书也有一本缪钺先生的专著，大概会让缪元朗去编，还有一本缪钺书信集，会在商务的另一套丛书当中出现。

　　主持人：大家可以通过刚才蒋力先生所说的《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刚刚新书，以及杨联陞的《国史探微》和《哈佛遗墨》，包括蒋力先生新编的《哈佛遗墨》（修订本）等书来更深了解讲座的内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蒋力先生。

　　蒋　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正文部分由陈洁据演讲记录整理，经作者审订，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13日B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