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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完成本书的写作时，我发现自己对亚细亚主义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中国不仅属于空白研究领域，同时也属于敏感性研究课题。这一研究课题即便在日本也被称作思想的“危险地带”。我为自己5年前竟选择了这样一个庞大而“危险”的课题而感到有些“后怕”。
近代日本如同一个迷宫，如果不能正确辨认路线则永远无法走出迷宫。日本曾在侵略亚洲的腥风血雨中做出令后世亚洲人甚至日本人自己闻之颤栗的行为。与此同时，日本也曾是培养近代亚洲革命家的摇篮。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辨析近代日本的生存逻辑?如何在亚洲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为近代日本“盖棺论定”?我试着从“千变万化”的亚细亚主义入手去拨开那荡漾在迷宫中的轻轻“薄雾”。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闻之耳熟，辨之陌生。人们赋予它贬义可又无法否定它内涵中的褒义，它与整个近代日本发展史相伴始终。它究竟在近代日本乃至近代亚洲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何种地位?我们应如何正确评价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历史作用？带着疑问与好奇我开始了对该课题的资料收集与写作，并将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
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关于研究方向与方法的问题，曾得到我的指导教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增杰教授的悉心指导。他教导我应将国际政治与思想史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确立研究方向，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受到启发，我在进行国际政治与东方哲学两门博士课程学习的同时，注意寻找这两个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连接点。当我采用辩证的、历史的新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时，感觉获益匪浅。在本书选题的确定以及写作的过程中，我还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宋成有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魏常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汤重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卞祟道研究员的指导与鼓励。
2000年春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东京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我来到了东京大学，我一边在文学部、法学部上课一边撰写我的博士论文《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在这里，我得到了三谷太一郎教授、渡边浩教授、北冈伸一教授、滨下武志教授、佐藤康邦教授的热心指导，同时，对本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最后的确认。三谷太一郎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关于近代日本亚洲观发展阶段的精辟分析不仅使我澄清了许多谜团，还对我准确地把握近代日本历史以及合理地调整本书的结构与布局有很大帮助。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还承蒙三谷教授为拙作写序，不胜感激!在东大学习期间，时任东大法学部主任(现任东京大学副校长)的渡边浩教授不仅在课上对我严格要求，还在百忙中亲自带我到东大图书馆指导我查找资料，他告诉我说，“一个学者不一定什么都懂，但他应该知道去哪里查找”，渡边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北冈伸一教授关于“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的出色研究成果以及对“国家利益”观的深刻阐述都对本书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曾担任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滨下武志教授不仅总是把最新的资料介绍给我，还时刻关注本书的写作进程，甚至在旁不断地督促，使得笔者不敢有半点偷闲。今年春夏之交，当我再次来到日本时，滨下教授不辞辛苦地阅读拙作书稿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还为本书做序，令我感动!佐藤康邦教授是我的日方指导教师，他深邃的思想以及透彻的洞察力教会我如何观察日本社会。同志社大学的西田毅教授是我学习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启蒙老师，我在东大写论文期间，他曾两度与我就论文的章、节以及书中所涉略的人物进行仔细推敲，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本书的最后修改阶段，笔者还倾听了丽泽大学松本建一教授的宝贵意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先生还给我寄来了他整理的有关亚细亚主义的史料。还有一大批日本的专家学者，虽然我与他们不曾相识，但他们的前期研究成果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引领笔者一步步深入地研究下去，读者将在注释和参考书目中看到他们的名字及其研究成果。总之，本书的完成是与中日双方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可以说该研究成果是中日双方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对原有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补充了大量材料并在内容上进行了仔细的推敲。笔者力求从整个近代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把握亚细亚主义的变迁及其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征以及它给近代亚洲和日本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尝试从政治思想史与外交思想史的角度去探讨和展望亚洲文化整合的可能性以及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不过，本课题研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还没有出版过有关研究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专著，在国内收集资料很难。其次，由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学术观点的影响，要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确实并非易事。我曾一度放下书稿的写作。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工作，在蒋立峰所长的鼓励下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亚细亚主义”是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上争议较大的一个概念，正如松本建一教授所言，“有多少本辞典对亚细亚主义就有多少种解释”。关于亚细亚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向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从中日双方学界的主流观点看，基本将亚细亚主义等同于侵略主义。但是，笔者对大量资料进行阅读后发现，亚细亚主义在整个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千变万化”，如果用一种模式将其固定化似乎相当困难且不够严密。例如，单就其提法来说就有：“亚细亚连带论”、“大亚细亚主义”、“亚洲门罗主义”、“泛亚主义”、“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多种称呼。就其内涵而言，其中，有主张亚洲国家平等合作的“亚细亚连带论”，也有扩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大亚细亚主义”，还有打着“兴亚”招牌实则对亚洲国家进行军政统治的“大东亚共荣圈”。再例如，同样是“日中提携”的主张，其中有“连带论”式的提携也有“盟主论”式的提携。还有，宫崎滔天、孙中山也使用“大亚细亚主义”概念，但是，很明显，他们所使用的大亚细亚主义概念不含有扩张的意思，且不说还有李大钊使用的“新亚细亚主义”概念存在。因此，不能对亚细亚主义一概而论。
那么，要想对五花八门的亚细亚主义进行准确的把握，首先必须找出亚细亚主义概念的“最大公约数”，即找出它的共性。究竟什么是亚细亚主义最大的特点，是“连带”还是“侵略”?松本建一教授的回答是前者。当然，为达到“连带”的目的，使用的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战争”的。但是，就近代亚洲而言，如果不把亚洲国家的联合作为目的、如果亚洲国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战略对手，亚细亚主义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本书根据不同阶段亚细亚主义的性质特征，从作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作为“行动”的亚细亚主义、作为“外交战略”的亚细亚主义3个角度入手，使用“古典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3个概念对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进行了分析与界定。
研究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不能不考虑它形成的历史前提与其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如果我们想到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中国相继被西方列强的铁蹄践踏，东方的宝物与文化遗产被侵略者肆意掠夺，你就会理解冈仓天心所说的“欧洲的光荣就是亚洲的耻辱”。当你看到中国的治外法权以及关税自主权被掠夺、敦煌石窟精美绝伦的经卷被西方文化骗子盗走，你就会对中野正刚笔下的《亡国山河》感慨万千!北一辉之所以要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因为“当他站在上海寓所的窗前向街上的抗日游行队伍望去时，站在前排的正是他多年的革命同志”!他试图先将日本改造成“革命的帝国”，然后再实现亚洲的联合与振兴。石原莞尔制造了一块“试验田”伪满洲国，但这里并非是滋生“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他的“石原构想”也没能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实施。相反，战火却从这里向全中国蔓延。“目的”与“手段”的“异化”导致亚细亚主义悲剧性结局的出现。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日本，“当亚细亚主义走向衰落之后，有关亚细亚主义的讨论却盛极一时”(松本建一语)。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没有思想的亚细亚主义”的存在，才把真正的亚细亚主义概念搞混、搞乱。
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概念的多重性以及其发展阶段的复杂性成为吸引我埋头于此课题的原因。不过，尽管笔者做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该课题内容复杂，规模庞大，难点、疑点颇多，因此，本书只是笔者对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的初步成果。如果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与笔者一起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洞察和把握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并对书中有关亚细亚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有所认同的话，那对笔者来说将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要求人们对东方文化的一体性进行重新探讨，尤其在东亚各国寻求建立东亚安全新秩序的今天，关注东亚政治、文化一体化实现的可能性，寻求东亚各国合作、共生的新路径是东亚各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在本书定稿之前，笔者走访了漱岛龙三先生，并与他一起讨论了有关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问题。作为“战时大本营”惟一健在的作战参谋，他向我讲述了“大东亚战争”的原因与教训。他虽然91岁高龄，但思维清晰、敏捷。谈到中日关系，他讲了3点并嘱咐我转告读者：(1)中日两国“一衣带水”；(2)中日两国“同文同种”；(3)中日两国要建立睦邻友好的“伙伴关系”。听了他的话，我很吃惊。我说，现在有很多日本人已经不提“同文同种”了。他说，“我知道，但这是历史事实”。
作为未来亚洲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它需要我们整理与整合东方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亚细亚主义早已消失，但作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还存活着，因为亚洲的振兴还远远没有实现。战后日本出现“保守的亚细亚主义”(即石原慎太郎的“新亚细亚主义”)就是一个证明。但遗憾的是，由于这种亚细亚主义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无以担当重任。建立在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共生、共荣基础上的“新古典亚细亚主义”才能引领亚洲走向光明、繁荣的未来!
最后，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为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所提供的经济援助，也感谢商务印书馆著作室的常绍民主任、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以及各位校对人员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也感谢我的父母及爱人竹立家教授为我分担后顾之忧。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本书的完成与出版是无法保证的。因此，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作 者
2003年11月于北京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中国不仅属于空白研究领域，同时也属于敏感性研究课题。这一研究课题即便在日本也被称作思想的“危险地带”。我为自己5年前竟选择了这样一个庞大而“危险”的课题而感到有些“后怕”。
近代日本如同一个迷宫，如果不能正确辨认路线则永远无法走出迷宫。日本曾在侵略亚洲的腥风血雨中做出令后世亚洲人甚至日本人自己闻之颤栗的行为。与此同时，日本也曾是培养近代亚洲革命家的摇篮。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辨析近代日本的生存逻辑?如何在亚洲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为近代日本“盖棺论定”?我试着从“千变万化”的亚细亚主义入手去拨开那荡漾在迷宫中的轻轻“薄雾”。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闻之耳熟，辨之陌生。人们赋予它贬义可又无法否定它内涵中的褒义，它与整个近代日本发展史相伴始终。它究竟在近代日本乃至近代亚洲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何种地位?我们应如何正确评价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历史作用？带着疑问与好奇我开始了对该课题的资料收集与写作，并将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
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关于研究方向与方法的问题，曾得到我的指导教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增杰教授的悉心指导。他教导我应将国际政治与思想史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确立研究方向，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受到启发，我在进行国际政治与东方哲学两门博士课程学习的同时，注意寻找这两个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连接点。当我采用辩证的、历史的新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时，感觉获益匪浅。在本书选题的确定以及写作的过程中，我还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宋成有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魏常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汤重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卞祟道研究员的指导与鼓励。
2000年春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东京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我来到了东京大学，我一边在文学部、法学部上课一边撰写我的博士论文《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在这里，我得到了三谷太一郎教授、渡边浩教授、北冈伸一教授、滨下武志教授、佐藤康邦教授的热心指导，同时，对本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最后的确认。三谷太一郎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关于近代日本亚洲观发展阶段的精辟分析不仅使我澄清了许多谜团，还对我准确地把握近代日本历史以及合理地调整本书的结构与布局有很大帮助。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还承蒙三谷教授为拙作写序，不胜感激!在东大学习期间，时任东大法学部主任(现任东京大学副校长)的渡边浩教授不仅在课上对我严格要求，还在百忙中亲自带我到东大图书馆指导我查找资料，他告诉我说，“一个学者不一定什么都懂，但他应该知道去哪里查找”，渡边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北冈伸一教授关于“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的出色研究成果以及对“国家利益”观的深刻阐述都对本书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曾担任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滨下武志教授不仅总是把最新的资料介绍给我，还时刻关注本书的写作进程，甚至在旁不断地督促，使得笔者不敢有半点偷闲。今年春夏之交，当我再次来到日本时，滨下教授不辞辛苦地阅读拙作书稿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还为本书做序，令我感动!佐藤康邦教授是我的日方指导教师，他深邃的思想以及透彻的洞察力教会我如何观察日本社会。同志社大学的西田毅教授是我学习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启蒙老师，我在东大写论文期间，他曾两度与我就论文的章、节以及书中所涉略的人物进行仔细推敲，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本书的最后修改阶段，笔者还倾听了丽泽大学松本建一教授的宝贵意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先生还给我寄来了他整理的有关亚细亚主义的史料。还有一大批日本的专家学者，虽然我与他们不曾相识，但他们的前期研究成果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引领笔者一步步深入地研究下去，读者将在注释和参考书目中看到他们的名字及其研究成果。总之，本书的完成是与中日双方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可以说该研究成果是中日双方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对原有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补充了大量材料并在内容上进行了仔细的推敲。笔者力求从整个近代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把握亚细亚主义的变迁及其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征以及它给近代亚洲和日本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尝试从政治思想史与外交思想史的角度去探讨和展望亚洲文化整合的可能性以及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不过，本课题研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还没有出版过有关研究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专著，在国内收集资料很难。其次，由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学术观点的影响，要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确实并非易事。我曾一度放下书稿的写作。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工作，在蒋立峰所长的鼓励下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亚细亚主义”是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上争议较大的一个概念，正如松本建一教授所言，“有多少本辞典对亚细亚主义就有多少种解释”。关于亚细亚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向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从中日双方学界的主流观点看，基本将亚细亚主义等同于侵略主义。但是，笔者对大量资料进行阅读后发现，亚细亚主义在整个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千变万化”，如果用一种模式将其固定化似乎相当困难且不够严密。例如，单就其提法来说就有：“亚细亚连带论”、“大亚细亚主义”、“亚洲门罗主义”、“泛亚主义”、“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多种称呼。就其内涵而言，其中，有主张亚洲国家平等合作的“亚细亚连带论”，也有扩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大亚细亚主义”，还有打着“兴亚”招牌实则对亚洲国家进行军政统治的“大东亚共荣圈”。再例如，同样是“日中提携”的主张，其中有“连带论”式的提携也有“盟主论”式的提携。还有，宫崎滔天、孙中山也使用“大亚细亚主义”概念，但是，很明显，他们所使用的大亚细亚主义概念不含有扩张的意思，且不说还有李大钊使用的“新亚细亚主义”概念存在。因此，不能对亚细亚主义一概而论。
那么，要想对五花八门的亚细亚主义进行准确的把握，首先必须找出亚细亚主义概念的“最大公约数”，即找出它的共性。究竟什么是亚细亚主义最大的特点，是“连带”还是“侵略”?松本建一教授的回答是前者。当然，为达到“连带”的目的，使用的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战争”的。但是，就近代亚洲而言，如果不把亚洲国家的联合作为目的、如果亚洲国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战略对手，亚细亚主义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本书根据不同阶段亚细亚主义的性质特征，从作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作为“行动”的亚细亚主义、作为“外交战略”的亚细亚主义3个角度入手，使用“古典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3个概念对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进行了分析与界定。
研究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不能不考虑它形成的历史前提与其发展的国际国内背景。如果我们想到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中国相继被西方列强的铁蹄践踏，东方的宝物与文化遗产被侵略者肆意掠夺，你就会理解冈仓天心所说的“欧洲的光荣就是亚洲的耻辱”。当你看到中国的治外法权以及关税自主权被掠夺、敦煌石窟精美绝伦的经卷被西方文化骗子盗走，你就会对中野正刚笔下的《亡国山河》感慨万千!北一辉之所以要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因为“当他站在上海寓所的窗前向街上的抗日游行队伍望去时，站在前排的正是他多年的革命同志”!他试图先将日本改造成“革命的帝国”，然后再实现亚洲的联合与振兴。石原莞尔制造了一块“试验田”伪满洲国，但这里并非是滋生“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他的“石原构想”也没能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实施。相反，战火却从这里向全中国蔓延。“目的”与“手段”的“异化”导致亚细亚主义悲剧性结局的出现。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日本，“当亚细亚主义走向衰落之后，有关亚细亚主义的讨论却盛极一时”(松本建一语)。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没有思想的亚细亚主义”的存在，才把真正的亚细亚主义概念搞混、搞乱。
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概念的多重性以及其发展阶段的复杂性成为吸引我埋头于此课题的原因。不过，尽管笔者做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该课题内容复杂，规模庞大，难点、疑点颇多，因此，本书只是笔者对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的初步成果。如果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与笔者一起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洞察和把握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并对书中有关亚细亚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有所认同的话，那对笔者来说将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要求人们对东方文化的一体性进行重新探讨，尤其在东亚各国寻求建立东亚安全新秩序的今天，关注东亚政治、文化一体化实现的可能性，寻求东亚各国合作、共生的新路径是东亚各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在本书定稿之前，笔者走访了漱岛龙三先生，并与他一起讨论了有关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问题。作为“战时大本营”惟一健在的作战参谋，他向我讲述了“大东亚战争”的原因与教训。他虽然91岁高龄，但思维清晰、敏捷。谈到中日关系，他讲了3点并嘱咐我转告读者：(1)中日两国“一衣带水”；(2)中日两国“同文同种”；(3)中日两国要建立睦邻友好的“伙伴关系”。听了他的话，我很吃惊。我说，现在有很多日本人已经不提“同文同种”了。他说，“我知道，但这是历史事实”。
作为未来亚洲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它需要我们整理与整合东方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亚细亚主义早已消失，但作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还存活着，因为亚洲的振兴还远远没有实现。战后日本出现“保守的亚细亚主义”(即石原慎太郎的“新亚细亚主义”)就是一个证明。但遗憾的是，由于这种亚细亚主义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无以担当重任。建立在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共生、共荣基础上的“新古典亚细亚主义”才能引领亚洲走向光明、繁荣的未来!
最后，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为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所提供的经济援助，也感谢商务印书馆著作室的常绍民主任、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以及各位校对人员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也感谢我的父母及爱人竹立家教授为我分担后顾之忧。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本书的完成与出版是无法保证的。因此，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作 者
2003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