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育杂志》1909年创刊，1948年终刊，是我馆创办的十大杂志之一。今年是《教育杂志》创刊百年，特刊登此文，以示纪念。

    《教育杂志》创刊于1909年2月15日，当时，我国现代教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虽有《教育世界》《直隶教育官报》等杂志翻译介绍海外教育理论，但能体现国人思想教育的杂志仍是空白。于是，我馆的《教育杂志》应运而生。

    《教育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是陆费逵。他热心于学制改革，将《教育杂志》的办刊方针立足于“研究教育，改良学务”，宣传教育救国论。陆费逵在《教育杂志》1909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这让我馆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的倡导者。

    《教育杂志》设有言论、实验、调查等栏目，初期以西方教育思想与各国教育制度为主要内容，其教育理论不仅介绍日本教育学、心理学等成果，同时还就国内教育问题予以分析。除介绍教育内容外，也刊登文学作品。如包天笑所译《馨儿就学记》（从日译《爱的教育》改写）为其中极著名者，此文曾有节选内容入选我馆小学语文课本。

    陆费逵于1912年离开商务，《教育杂志》由朱元善主持。朱元善善于从别国杂志中汲取精要。他执掌杂志后，刊物上就多了一个“天民”的笔名，这是杂志社内共用的一个公共笔名。这些署名“天民”的稿件多数是由朱元善选编并交樊炳清等我馆编译所同仁编译的。对于这个时期的《教育杂志》，曾在我馆任职的茅盾评价说“它及时介绍欧美新的教育学说，教育改革情况”，其读者以“中学或师范学校的老师为多”。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为顺应社会潮流的变化，1922年我馆引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李石岑就任《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提倡学术独立，并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引进了柏格森、尼采等西方思潮。他在主编《教育杂志》外，还是《民铎》的主编，以及主笔于《时事新闻报》副刊《学灯》。因工作难以兼顾，半年之后，《教育杂志》主编换成了协助李石岑编辑的周予同。周予同与李石岑一样都是从《民铎》杂志出来的，着重于西方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最新思潮”。

    1923年初，为扩大知名度，计划让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主任、著名心理学家唐钺担任主编。这个设想很不错，但唐钺在编译所内事务繁忙，结果是勉强编完一期《教育杂志》后，在1923年15卷第1期《教育杂志》上刊出一则启事：“……因唐擘黄先生事务繁忙，本刊主编仍为李石岑先生……”于是从此开始直到1932年，教育杂志的主编依旧是李、周二人。在他们主编期间，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一批进步文学作品在此发表。1927年地质学家赵亚在云南遇难，《教育杂志》率先发起追悼。

    1932年“一•二八”战火杂志停刊，1934年复刊。复刊后何炳松担任主编，他提出要达到4 个目标：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由此，杂志得到最大恢复，随后何炳松去暨南大学任校长，主编换为黄觉民。

    黄觉民就任主编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东方杂志》社长兼总编郑允恭叛国投敌，充当伪亚洲文协主席，郑允恭唆使日本人诱逼黄觉民出任伪东亚文协教育处处长。黄觉民拒绝接受，辗转到重庆，继任《教育杂志》主编。两年后，因经费拮据，《教育杂志》编辑部被裁撤，黄觉民改任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审员。

    抗战胜利后，《教育杂志》于1947年再次复刊，但此时已大不如前，除了篇幅缩水，内容也大大受限，赵廷为和李季开担任了《教育杂志》最后的主编。

    《教育杂志》共33卷382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最长的教育类刊物，为中国近代教育开创了诸多先河，也履行了我馆“开启民智、昌明教育”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