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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妙凝 《辞源》百年:积聚、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2016-02-01作者:孙妙凝刊发媒体:中国社会科学网浏览人数:108

    《辞源》是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始编于1908年,陆尔奎任主编,1915年正式出版。百年来,《辞源》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增补、修订,对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200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启动了《辞源》修订项目。最近,第三版《辞源》历时八年修订终于与读者见面。这版《辞源》有何特点?《辞源》的编修对于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何重要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与学术进步相适应

    《辞源》的问世创立了中国现代大型辞书编纂和修订的基本模式。茅盾曾评论道:“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自1915年问世以来,《辞源》的增补与修订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每一次的修订都与学术进步与社会文化的积累相适应。

    《辞源》修订项目组副组长、商务印书馆编审乔永撰文指出,1931年《辞源》的续编,重点是增补新词语。1939年的正续编合订本,重点是查证印书出处。1983年的修订本,是由古今兼及的大型综合性语词兼百科辞典转型到大型综合性古汉语辞书。而此次修订的重点则是加深《辞源》的古汉语语词探源和增加名物百科,在内容上进一步补充古代百科知识,根据分类,补充典章制度、官职等名物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研究员董琨表示,这次修订共增补词目8000余条,重点增补的是百科条目。主要是吸收现代辞书学研究的成果,并将从前的百科条目进一步系统化、完整化。比如,“元曲四大家”在之前的版本中只收了三位,在修订版中已经补齐。

    据介绍,《辞源》第三版修订内容主要包括整理字形、考订注音、增补辞目、改进释义、优化书证、沟通系统、增补插图、完善体例、科学建档等9个方面。全书分上下两册,收单字14210个、复音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共1200万字,其篇幅是1915年出版的《辞源》的三倍。

    《辞源》修订本也是近年来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研究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比如在注音方面,学界对上古音、中古音的研究,使辞书标注上古三十韵部和探索上古、中古音源成为可能。董琨告诉记者,在对一些名物条目进行解释时,如青铜器条目,就会参考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

    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辞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指出的那样:“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学者认为,《辞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和知识库,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掌握中国古代文化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宁看来,《辞源》在内容上立足中国本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它不收引进的词语,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话语权,有利于国际对话时本国的立场。比如,《辞源》百科条目的选取就迥异于西方现代的百科分类,而以中国古代文献为旨归。董琨告诉记者,就植物的条目而言,现代的植物学已经有科、属、种的分类,《辞源》没有套用这些分类,而是强调它在古代文献中的用法,根据《尔雅》、《说文解字》以及《诗经》的注译释等对其进行解释和溯源。

    与同样侧重百科知识的《辞海》相比,《辞源》更为重视中国古代的名物百科。董琨表示,就科举文化而言,《辞源》修订本就收录了几百条相关的条目,足够写成科举文化的专册。这既能帮助喜欢中国文史的读者解答疑难,亦可满足专家学者的查检取用。

    在《辞源》的修订过程中,传统小学和文献学起着关键的作用。《辞源》的修订本身也体现了对于优秀学术传统的传承。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继如告诉记者,《辞源》用的书证,基本上是古代文言文,而且以上古的文献为多。修订的抓手,就是查核书证,读懂书证。查核书证,就需要运用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等知识。

    “有些人见到更早的文献中出现那个字词,并没有读懂,拿来就用,往往会用错。我们在修订时,非常警惕这样的情况。”王继如说。

    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桥梁是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事业。在王宁看来,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是当前文化建设最关键的问题,《辞源》在这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1915年出版的《辞源》,本身就是传统训诂学现代转型的成功尝试。据王继如介绍,《辞源》从传统文献中取材,而又有现代的转型,采用以字头带词条、立目之后释义并出书证的现代方式,这一方式为后来的语词词典所承用。《辞源》的修订也秉承这一理念。比如,《辞源》是以古代书面文献为材料的,不涉及古文字。但文献中的用字,错综复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宁的团队建立起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规范,这就是文字学在现代电脑技术中的应用。这个规范的建立和完善将为古籍的数字化做出很好的贡献。

    在“国学热”的今天,对古代文化知识的重新审视和阐释是当务之急。董琨对记者表示,有些人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理解走上了歧途,比如将《易经》用于算命占卜,这就背离了其本义。用现代辞书学方法对传统的优秀经典进行准确地阐发和解释,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表现对于古代文献的认识很有必要。

    在王继如看来,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整理和研究,首先是要科学地梳理,也就是要读懂,要读明白。要读懂这些文献,要靠小学和文献学的功底。有了这些功底,点勘出来的古籍整理本,才比较可靠。有了可靠的本子,再来谈研究,就比较可靠。“现在高校对教师业绩的考核,将点勘文献的工作,将修纂大型工具书的工作,都排除在外,都不作为业绩点来计算,这就造成年轻的一代不注重小学和文献学这些基本功的训练,而忙着去炮制论文。实际上,相当多的人文学科的空洞论文,对文化的传承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这样的考核指向,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只能起遏制作用,必须迅速扭转。”王继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