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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宇 “汉译名著”的三代译者

2016-03-10作者:黄春宇刊发媒体:文汇报2016-03-04浏览人数:173

  从严复开始,“汉译名著”史上的译者不胜枚举,其中多为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并且是某个专业的执牛耳者。为商务印书馆译介西学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文汇学人》采访了96岁的何兆武、67岁的徐家玲、37岁的张卜天,听他们讲翻译的苦乐与收获。


“有益的知识可以影响一生”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

 

▲ 何兆武先生现在很少下楼,只能看看报,以书为伴。

 

  我年纪大了,人的机能都衰退了,耳朵不好,走路也不行了,平时很少下楼。我以前翻的书被收进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但是记不得有多少本,也不知道我翻的那些书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是学思想史的,翻译这些学术著作是利用了我的专业。当时我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白天干完所里的活,晚上回家就做翻译。现在看来,应该叫“地下工厂”,除了家里人,单位的同事其实也知道。那时候有规定,凡是马克思以前的都可以翻译,作为历史资料参考。所以我就挑了一些马克思以前的著作。在我看来,所谓西方的大师,有讲得好的,也有在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

 

  我跟商务印书馆是老交情了,最早给他们译书是在解放后,1951年或1952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大、最老的出版社,从很早就开始传播西方的思想,不但在学术上,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出版水准也有保证,不像有些出版社,质量很糟糕,混乱地进行删改,这个不应该。

 

  “文革”的时候,因为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给我戴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其实那本书里没有不好的东西,他们“灵机一动”,就给定了个罪名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我觉得这件事很荒唐,翻译这本书是毛主席交代的,工宣队的人不知道,后来也没听说谁去追问。

 

  对于这套丛书,我觉得,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要翻译过来。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不一样,而思想是逐渐积累的,不能说丢就丢。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的一些东西还是需要的。时代不同了,人们也许不能完全接受旧的事物,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些都值得去研究。我现在是老人了,有时会想起小学、中学时期学到的东西,说明有益的知识可以影响一生。真理应该是普遍,国外的经典著作里面有讲得好的地方,我们就要重视和吸收,弥补自己的不足。

 

  翻译学术名著,主要是有兴趣,对自己也是一种思想上的满足,似乎做了一点正经事情。在翻译《社会契约论》的时候,我在北京图书馆借了法文版的原著,如果从英文版翻过来的话,等于又要打一个折扣。我外文学得不算好,不过那个时候自由,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没人管,学习的效率比较高。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必然能够学成,反之,硬着头皮来的话,肯定就好不了。

 

  “信达雅”是译者的追求,我做翻译时没什么讲究,因为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我的方法是勤翻字典,掌握分寸,仔细琢磨原著的内容如何用中文来表达。当然还要查资料,看看别人以前是怎么讲这本书的。翻译时,抓不住具体意思,就很难译好。一个晚上花个一两个小时,翻译1000多字,翻好了就休息。一本书从开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总要看几遍的。我偶尔也会有翻译的错误,或是走神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请别人看过,自己核实好了就交给商务印书馆,然后过段时间继续下一本。

 

  你问我最满意的一本译作,也许有吧,但是现在说不上来,而且我不敢说自己翻译得很好。

 

 

“翻译的态度属于学风问题”

徐家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是第一批入校的硕士生,在东北师大跟朱寰先生、郭守田先生一块,做中世纪史的研究。当时我在写毕业论文,涉及到中世纪法国,去北京收集资料时发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我心想,这本书这么好,怎么没人读,没人译呢? 回来后,我就问我的老师。那时“文革”刚结束,拨乱反正啊,反正要做的事情很多。他说,这本书可以做,但是我年老没有精力,你喜欢做就做吧,没问题,我给你把关。那时我硕士还没毕业,他要不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没这个胆量,毕竟是跟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打交道。朱先生也很支持,说这是好事。

 

  当时教育部说,中世纪史没人做,就让朱先生牵头,组织一个进修班,把南开、川大、武大一些名校的青年骨干教师送到我们师大来培训一年。第一次跟商务那边联系时,他们回信说暂时没有这个计划。等到进修班入学之后,商务又来信了,问我是不是还想做?我很快写了几千字的译稿,还有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说明——学术史上的作用、意义,以及为什么现在要翻译这本书。他们看了之后,就批了。开班时,我跟大伙儿提起了这件事,他们都很愿意,说太好了,所以我就把队伍拉了起来。郭老师年事已高,不能阅读,就跟我说,有问题随时找他,他帮我解决。

 

  后来我被教育部公派出国,这件事暂时搁下了,朱先生帮着校一校。等到1985年回国后,我又进行了集中校对。原稿是学生时代完成的,有些概念理解不了,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希腊留学了两年,我的视野和想法都得到了拓展,然后借助国内能够找到的工具书,把稿子重新梳理了一遍。我是1988年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译稿交上去的,1992年正式出版。我去北京交稿时,正好是在生我儿子前,他们还说,你挺着大肚子来真不容易。1996年,这个单行本收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前前后后,一晃十年。

 

  翻译书的整个过程很辛苦,其中也是有阻力的。书出版后,学校才给我解决了职称。我文章写得不多,这就影响评职称,但我觉得翻译名著这件事很有意义。很长时间以来,翻译都不算学术成果,直到9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在我们学校的认定中是省级刊物。老一辈的人更不能理解,“翻译啥呀,翻译不就是文字游戏吗?像学术研究吗?”不过做完之后,我觉得收获很大,翻译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能学到很多东西。通过这本书,我对于中世纪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很多故事、传说、谚语,以前都不懂,学会了就很有意思。

 

  现在翻译的技术手段也发达,那时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为了一两个名词,或者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学校有个教师资料室,条件非常艰苦,采暖不太好,冬天写字都冻手,两个手都是通红的。要利没有,名也谈不上,但是翻译学术著作的工作有意义,很多人都在学、都在用。怎么说呢?痛苦,但也很快乐。

 

  我是做世界史的,不看国外的著作不行,其间也有人向我推荐,但是自己精力不够,翻译学术著作这一方面做的不多。每做一本书,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把国外的思想介绍到国内,首先自己就得学懂。如果你翻译的时候一知半解,那么读者就更加云里雾里了。一个词、一个句子,怎么译,有时要查很多资料,也会碰到为了一个词的译法而卡了一天时间。让我欣慰的是,自己的翻译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

 

  前阵子都在谈学术翻译的质量,看到有些新闻真的很可气。不少学生打着老师的旗号,还有一种,老师让学生干活,自己看都不看。这是工作态度,也是生活态度。郭老师教导我,不能误人子弟,做事要掷地有声,偶尔的错误难以避免,但在大的方向、大的原则上决不允许有错。买这本书阅读的人,外语水平达不到阅读原著,或者不是百分之百地理解原文,因此我们的翻译要对读者负责。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从事翻译工作,这属于学风问题。如果书中有太多错误,就是专业水平不足,但就态度来说,我的确是尽力了。我不可能给自己打一百分,影视剧的演员们都说表演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我看来,翻译同样如此。有一回,我依照法语的音译把伏尔泰的名字译错了,老师审稿时很客气地提醒我,知识还是不够,要学一点近代史。

 

  1982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出版时,我们是用公费购买,一开始历史类,后来又加入了哲学,经济学。我读得比较多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教学生有这个需要,但不会从头到尾,只是选读。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那时我经常翻,都读烂了。还有希提的《阿拉伯通史》,我都读得很多。其他与专业不相关的名著,就是随便翻翻,不会太细。

 

  不管怎样,在汉译名著这方面,国内还没有哪家出版社能跟商务印书馆相提并论。我看过台湾的一批出版物,翻译的质量很差。商务老一辈的编辑做事非常认真,层层把关,即便是少壮派,翻译和编辑的水平也是最好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周期比较长,为了保证质量。当时已经开始市场经济,出版学术名著是赔钱的,他们要考虑辞书那边的收入情况,然后再来支持这套丛书。商务出书慢,也不能全怪他们。

 

  当下把一份工作当成事业来做的人太少,比如翻译。吃力不讨好,影响评职称,影响写文章,就科研成果的认定而言,也不是物有所值。深有感触的老师会告诉学生,少做翻译。我的建议是,最好设立一个基金,碰到好的书,好的译者,就及时抓住,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扩大译者队伍的同时也要加强编辑力量,希望这套丛书未来出得越多、越好。

 

 

“翻译工作不能有丝毫偷懒”

张卜天(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

 

  我本科学的是物理,在校时莫名其妙买了很多商务版的“汉译名著”。我所在的中科大,文科实力相对较弱,没什么气氛,也没有人可以请教。在书店看到有这么一套书,封面挺别致的,内容我不太懂,没有相关的课,也没有人指导。但是读下去,依稀觉得这应该是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为之努力的方向。当时基本是橘红色书脊的哲学类,渐渐对什么是哲学有了自己的理解,这似乎也预示着我今后会转到科学、哲学的领域。

  

  老实说,一开始读的并不是很多,就是拿出来随便翻翻,享受一下开卷的乐趣,然后就放回去了,因为不知道这些内容是在讲什么。比如看17、18世纪的著作,与所学的物理学知识之间找不到结合点,但又觉得学物理好像跟这个有关系。我比较关心终极问题,学的物理也是理论物理。对大问题应该怎么思考,有哪些类型的大问题,人类已有的知识框架对于这些终极问题的求索有哪些道路? 这些事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后来转到了哲学,家里收藏的那一本本汉译名著就渐渐变得亲切起来,我知道它们各自属于什么类型,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

 

  自己从事翻译之后,对译文质量的好坏比较敏感。以前看不懂一本书,只会怨自己学识不够,没有想过是翻译出了问题。现在都知道了,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关于译者的体验? 很多乐趣谈不上,辛苦是肯定的,习惯了就不觉得了。翻译这种事情不能有丝毫偷懒,你多花一分钟,就能多译几个字。因此你不得不和时间赛跑,你要牺牲掉自己的爱好。等年纪再大一些,想做翻译就不一定做得动了。乐趣就是,翻译一本书能学到很多东西,一本好书能引发读者共鸣。他们会给你反馈,看到网上的那些评语,辛苦付出也就得到了回报。

 

  理论上,一般的学生也能把翻译做到70分,前提是英语和汉语都不差。如果要明显超过别人,行文打磨得很流畅,像坐滑梯一样,一读就停不下来,那就很少见了。翻译最重要的就是认真、细致、责任心。一个词不懂,不能随便放过去,能查的话,尽可能查,不管是词典还是网络,或者向人请教。当然,并不是每本书都需要这样,而是灵活对待。如果是出于疏忽,整本书里应该只有几个低级错误,如果错误的内容特别多,那说明译者不适合做翻译。不一定是专业水平差,国外呆久了的“海归”,时间长了,中文就不行了。他适合做学术研究,但不见得适合做翻译。我认为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顶多占三分之二,同样重要的还有中文表达能力。

 

  现在来谈谈我给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天球运行论》(哥白尼),在中国学界普遍被译为《天体运行论》。为何要改动这个约定俗成的书名? 我的导师吴国盛在商务版的序言中作了说明:“这个译名是不确切的,问题出在对“orbium”一词的理解上。对哥白尼来说,这个词并不是指我们今天很容易接受的‘天体,,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带动天体运行的那个透明的‘天球’。今天我们不承认有‘天球,的存在,便想当然地把这个词译成了‘天体‘。”

 

▲ 均资料图片经过后人的研究,会有更好的注释本以及不同语种的译本,以此进行修订和完善。

 

  关于这本书,我必须得说,如果没有老的版本做基础,我是不敢翻译的,因为有些内容还是把握不准。另外,如果没有前人铺好了路,把很多专业的天文知识做了一个模板,我也没办法做下去。相较于老的版本,我在翻译时的变动还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标题换了一下,还包括附在后面的将近200页的注释。注释是英译本最宝贵、最重要的贡献,这么详尽的注释把书里跟历史线索有关的人、物、事情都交代得很清楚。但旧的译本是由一位天文台的老先生译的,他对西方哲学、古代科学不是太了解,几乎可以说,只要牵涉到一些古代的人物、事件,错误是极多的,更不用说一些哲学和科学上的术语。我在翻译之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由于不知道翻译的过程,读者应该也是一样,尽管有些错误非常明显。我在这方面做了极大的改进,因为字数太多,没办法在每一页做脚注,只能统一附在后面。一般读者不会看注释,如此说来,这么做不见得能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以后万一有人要做哥白尼的专业性研究,那么这个注释就很重要了。

 

  除了《天球运行论》,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还有:《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爱因斯坦)、《世界图景的机械化》(爱德华′扬′戴克斯特豪斯)、《生命是什么》《自然与希腊人》《科学与人文主义》(薛定谔,后两本是合集)。2005—2006年,我去同济大学的留德预备部培训了一年,因此在翻译《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时主要是依据德文本,同时也参照了英译本,把里面的几个小错误改了。交了稿还没出的有七八本,今年应该会陆续推出来。

 

  我关注的是比较早期的科学史,因此与哲学,甚至神学的联系非常紧。我给商务计划了两个译丛,一个是“科学史译丛”,另一个可能会叫“科学经典译丛”。我会尽量选择带有评注的本子,很多原著只读正文是读不懂的,必须要有介绍、导读和注释。这里面也包含一些哲学经典,比如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它在科学史上特别重要。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书,很难说是科学经典还是哲学经典。其实是一回事,古代科学叫自然哲学,与现在理解的意思不同。我的兴趣是在18世纪前的科学史,或者说自然哲学史。

 

  在西方科学史领域,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几乎是从零开始,没什么积淀。一个学科领域刚兴起的时候,翻译经典著作是最重要的工作,论文的话,就是皮毛。翻译一本书,不只是学科建设,还可以促进学科的交融、打开人的视野,尤其是对于思考西方文明的特点、思维方式,出版译著远比撰写论文的价值更大。我自己把翻译放在第一位,比学术研究的分量更重,不是不重视学术研究,只是权衡一下,怎样做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就目前而言,翻译科学史,比论文更重要。

 

  翻译需要奉献精神,尤其是过去十年,房价涨了好多,稿费基本没变。我没别的事情,以后主要是给商务译书,希望其中一部分能进《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而有的“二手书”(国际上比较新的研究性著作,并非原著)就不属于“汉译名著”的范畴。如果一本译著进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种感受当然不一样,它有品牌,效应就大。同一本书,放在不同的出版社,以及不同的系列,带来的影响都不一样。

 

  商务版的“汉译名著”,有些人就算不看,也会买了收藏,它的地位还是没法撼动。虽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汉译名著在出,但是商务版的时间久、积累的也多。另一方面,其他出版社推出的书目,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的选题,就是把中译本改改。中改中,这是出版界的一个乱象,因为是公版书,也就无所谓了。很少有出版社像商务印书馆这样,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译一本以前没有出过的书。商务版的“汉译名著”目前还在陆续出着,很多人觉得这个样式有点太陈旧,也该时髦一点,更新一下。但是据我所知,商务人还是愿意保持这个样子,某种程度上的保守性,我还是比较赞赏的。对学术经典来说,外在的、形式上的改变并没有那么重要。

 

  至于这套书还有什么不足的话,我的看法是,有些译本应该重译一下,尤其是过去译的半文半白的那种。译文只是一方面,经过后人的研究,会有更好的注释本,以及不同语种的译本,可以利用这些来进行修订和完善。一本名著有几个译本是很正常的现象,日本的很多名著多达七八个译本。如果将来有机会,商务印书馆应该拿好的译本来替代旧的译本。中国现在的学术界太浮躁了,太不景气。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别说这么艰深的学术著作了。但越是这样,“汉译名著”越能显示出“最后的阵地”的价值。无论如何,商务人和他们的书都是值得钦佩的。

 

  注:本文原载于2016年3月4日《文汇报 · 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