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商务印书馆,返回首页
图书搜索:

游宝谅  游国恩先生《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

2016-08-30作者:游宝谅 浏览人数:2

  2015年商务印书馆将游国恩先生早期的两本文学史著作《先秦文学》和《中国文学史讲义》合为一册重新付印,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先秦文学》是1934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写的专书,曾收入“万有文库”和“百科小丛书”;《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游先生1929—1931任教于武汉大学和1931—1932年任教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时撰写的讲义,内容是先秦两汉至南朝宋的文学史,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曾收入“名师讲义”出版。

 

  游国恩先生在大学任教凡五十年,开设的课程有二十多种,中国文学史则是其中始终开设的一门课。可惜的是他撰写的大多数讲稿已经丢失,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只留下了讲授的标题,有关文学史的专论文章,过去发表过的大体都已收入《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中了。较为完整的文学史著作,只留有《先秦文学》和《中国文学史讲义》。此次商务印书馆将著作合为一册,更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游先生早期对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中国文学史在20世纪初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古代对文学的概念向极模糊,更没有专门的文学史。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随着科举废除、西学东渐,借鉴西方的分科观念、文学概念以及西方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草创于20世纪初,大量的研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于游先生这一代20世纪2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的学者,文学史在当时仍然是前人未开发的园地。游先生写于任教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显示出他治学的开创性和个性化特点,同时也反映出其受“五四”新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影响。

 

  《中国文学史讲义》首先探讨文学的疆界和起源。游先生对文学史范围的界定在不同的时期有些不同,对文学起源的看法则比后来通行的看法更为通达。《讲义》以“传信”为原则。由于中国文学历史很长,很多材料真假难辨,没有定论,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可靠,游先生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时代真伪均一一考证,梳理旧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老一代学人的优良学风和开拓精神,对文学史的创建功不可没。具体来说,如关于《诗经》,对其时代,“二南”“风雅颂”名称的释义,及地域、内容等均有精辟的论述;论证了自《史记》以来因袭的“孔子删诗”的错误;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这些都是游先生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再如,《悲愤诗》是否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及《孔雀东南飞》的时代和作者,游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后多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定论。也有些问题,游先生的看法随着时间有些变化,如五言诗起源的时代,苏李诗、《柏梁台诗》的真伪等,对这些问题,游先生在以后的著作和笔记中都有所论述。

 

  《讲义》以科学的研究方法阐述文学史,认为“文学为时代之写真,诗歌即政治之反响”。对每一时代的文学,无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状况、时代特征、社会思潮来说明外部环境对作家和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文学为时代之写真,诗歌即政治之反响。如谈到魏晋文学,不仅分析了社会风气败坏和玄风兴盛导致文艺思潮的变革和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也分析了晋代重韵律词藻的文艺思想影响南朝的诗赋风格并进而导致隋唐文体和诗体的变化,这些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讲义》具体阐述了各种文学体裁由盛而衰的轨迹和原由,内容充实丰富,列举作家众多、繁简得当,在介绍作品时,除内容背景外,对艺术性和艺术手法的传承关系也分析得十分精细入微,如对辞赋的发展演变承前启后的脉络,有极为精辟详尽的论述。《讲义》还对民间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如认为国风“在《诗经》中之位置为最高”;汉乐府《相和歌词》等中的“古辞”及《鼓吹曲》之《铙歌》“究其文艺优美,且能充分表现人生之真意者,殆非其时陈陈相因之贵族文学所能望其项背”;认为两汉乐府“影响于文学者甚巨”,其“衣被词林之功不为小”,并导致五言诗的崛起;认为晋世乐府之《子夜歌》为“绝妙之歌诗”等。无论从研究方法、内容还是编写次序来看,《讲义》都是成熟的文学史著作。

 

  《先秦文学》是很短时间写就的(见作者《叙》),但由于游先生对先秦文学用功很深,对古文献极其谙熟,所以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首先,游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学史研究的任务,指出:“我国历史至长也,作家与篇章至夥也,其间文学与学术政治社会种种关系尤至复杂,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学史者,贵得其要,其要维何?如说明文学之变迁及其盛衰之状况也;推求文学变迁与盛衰之因果也;考证篇章之真伪及其时代之先后也;评断文学之价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学史家之所有事也。”不仅是游先生治文学史的准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至于研究的范围,本书没有采取“五四”以来受西方影响,将文学理解为只包括诗、文、词曲、小说的观点,而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先秦之文学,即在专门著述之中,固未可以决然舍去也”。认为先秦诸子中之庄周、孟、荀、韩非,历史散文中的《左传》、《国语》、《国策》实兼文辞之美;《尚书》为记言文之所出;《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为后世小说之祖,故均应列入文疆。这一观点与先生后来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其次,游先生根据大量古籍记载加以考核,勾勒出远古时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文明演进情况及文学的萌芽和发展情况等。如考证“黄帝造乐律、有乐舞,其说甚古”,黄帝战胜蚩尤所作的《掆鼓曲》为我国最古的铙歌和武歌。提出“黄帝时已有雏形之文字,则其时文学之萌芽实不足异”,并征引古籍中黄帝时有韵遗文为证。本书又说:“古史相传,确然可据,知文字制作之后,文明递进,可断言也。自是以来,史籍渐有可稽……唐虞之世,实已进至文化较高之时期。……尧舜时,礼乐政教之事渐备,文学声乐之事已甚进步矣。”可信者,有我国最古的民谣《立我烝民》和《击壤歌》;又有《尧典》、《尧戒》及舜帝做作的诗歌多首。其所歌“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等数节,为古籍所载唐虞诗歌之最古者,“其辞亦稍有风韵,每句韵脚之下缀以助词。已开风骚格调之先声”。此外还有《卿云歌》等。夏代史迹虽不能详,但见于古籍的遗文也不少,其中如夏启的《甘誓》和禹伐有苗的誓师之词为誓文之最古者;夏启时的卜文为最古的繇词等。商之先王契敷五教,“五教既敷,则百姓亲睦;推而广之,内平外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由此可知,我国文化演进日益增高,已渐异于夷狄禽兽者。”商汤之遗文传世者不少,如《汤誓》、《汤诰》、《祷旱辞》、《盘庚》三篇及《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三言韵语之始见者)等。周初“设官分职,制礼作乐,天下大治,文物彬彬大备,文化之进步突过前代,孔子所以称其郁郁乎文也”。有关文学方面,除易、书、诗、礼、乐外,还有箴铭、繇兆、祭祝及杂歌诗,其中有不少为周初所制作或表现周初的文治。本书以连续的专章讲述了《诗经》、周之历史文学与晚周诸子、楚辞,充分肯定周代历史文学和诸子文学的价值,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观点。在《楚辞之起源》一章,指出:楚辞之名始见于《史记•张汤传》,再见于《汉书•朱买臣传》,三见于《王褒传》,对《楚辞概论》中的说法有所补充。本书还专门设立了《先秦之小说》一章,并有独到的见解。游先生根据古籍对先秦所谓小说的诠释和定义,将先秦小说分为四类:歌谣谚语、神话传说、寓言设语、隐语廋词,从古书中爬梳出大量的例证。在这一章里还专门介绍了《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这些都体现出游先生广博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底蕴,他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向我们介绍了中华文明和文学源头和早期发展状况。从大量古籍中发掘出古代文化和文学诸多珍贵宝藏,这也是本书的重要贡献。同时,本书所描述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也能为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创建新的现代化文明提供依据和借鉴。

 

  《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还将游先生1964年在北大的讲义《左传讲录》作为全书的附录。这是唯一完整保存的游先生未发表过的专书讲义。讲义除了对以往众说纷纭的《左传》名称和作者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阐述了《左传》的时代和文章特点之外,还有“学习《左传》应该注意的几件事”和最后部分专门的“《左传》研究法”,这些都可以为研究者指点方向和途径。《讲录》还附有游先生总结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政治变革大事年表》,帮助初学者更好地理解《左传》的内容;另有多篇《左传》文讲析,细致地分析了文章的写作特点和艺术之美。《讲录》对如何学习和进一步研究《左传》提供了指导,对读者的意义是非凡的。    
 

《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游国恩 著

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