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船民的“总体史”图景

     

《江河行地：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为激励学术、发掘培养优秀青年学者，引领学界风气，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日新文库”丛书。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陈瑶的《江河行地：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以下简称《江河行地》）是丛书最新的一种。该书聚焦木帆船航运业自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在长江中游流域的发展，综合利用新发现的船民历史文献和民船业档案，与官方记载、中外调查等史料交相印证，系统考察木帆船航运业在近代跨区域商贸往来中的复杂角色，特别是其在抗战时期的非凡贡献，借此充实与深化中国近代航运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

 

　　探索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理路和自身动力，一直是中国人文社科学界的重要学术议题。以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有关研究者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与历史人类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特别注重打通明清与近现代的历史连续性，并关注历史转型变化在地方社会中的具体展演机制。《江河行地》一书承接了上述学术关怀，在关注近代长江中游的航运业转型的同时，更强调利用多元史料呈现船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和人生遭遇。

 

　　长江流域航运业呈多层次发展格局

 

　　长期以来，尽管“现代化转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方式并不一样，但是这种转型仍然被描述为一种单一线性的历史方向。我们经常这样简单地描绘长江流域的近代转型：现代轮船航运取代了传统木船航运。这实际上是把机械轮船技术以及现代航运公司经营方式视为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判断大大简化了历史现实的复杂性，也无从呈现大量参与航运的船民的个人生活和自我表达。

 

　　《江河行地》一书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历史面貌。实际上，长江中游的传统木帆船航运业并没有因为现代轮船的到来而被完全取代。毫无疑问，轮船这种现代交通技术更加高效、先进，它侵蚀了传统木帆船航运业的生存空间，引发行业衰退，同时还带来现代交通运输经营模式。但一个经济行业的存续并不单纯依赖效率和技术，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度是更为基础的因素。

 

　　从晚清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快慢不均，映射到长江沿线地理空间上，就是长江干流区域的转型速度更快，新事物新技术产生和被接纳程度更高，支流和二级支流地区转变速度有限。于是整个长江流域的航运业也就呈现出多层次的发展格局：长江干流货物吞吐量大，效率要求高，现代商业环境成熟，以现代轮船航运为主，木帆船航运逐渐衰退直至基本被取代；而湘江、涟水等支流流域，货物分散，吞吐量小，传统商业网络仍居于主导，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木帆船航运也仍旧保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

 

　　《江河行地》一书揭示出，长江流域航运体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层次多区域的生态体系，每种航运技术和经营模式都能在这个生态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与整个社会体系不断互动演化。

 

　　多元视角考察船民生活现实

 

　　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宏观议题之外，《江河行地》还关注了普通船民的日常历史。这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人文历史关怀。

 

　　一直以来，木帆船航运业的从业者即船民群体，因其高度的流动性，被传统社会主流群体所排斥。在官方文献以及士大夫的日常记录中，船工常常杀人越货、虚报运价、欺瞒客人，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需要强力管制。

 

　　那么船民自己是怎么理解自己生活的呢？一个不断被其他人叙述、描写的群体有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历史声音？这就需要历史研究者辛勤的田野工作。作者从湖南湘乡一户普通船民的家族族谱开始，广泛搜集，查找到了包括水路歌、船歌号子、日常账簿、契约、碑刻、管理档案等丰富多元的历史材料，极大地丰富了船民形象，也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船民自己讲述的历史。

 

　　透过这些民间文献，《江河行地》向我们展现了不同立场、不同群体的历史声音，从更多元的视角去考察船民群体的生活现实。作为具有专业技能的群体，船民在与国家、市场互动的五六百年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明代朝廷以差役的形式无偿征发船民劳动，满足官府需要。船民则在血缘组织内部轮换支应差役，于是形成了发达的船户宗族。船民个体和小家庭在集合而成的宗族庇护下，不至于因朝廷的过度差役而破产，同时船户宗族化的趋势也与明代长江流域地方社会宗族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

 

　　其次，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国家治理体制，但在基层社会放松了国家控制，特别是在水上社会，船民不再直接支应国家的差役征发，官府参考市场以较低价格购买船民的服务完成国家需要。与此同时，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刺激了长江流域航运市场发展，在船户宗族之外更加专业的船帮行会组织出现并逐渐成熟。它们成为长江中游航运业近代转型的起点。

 

　　最后，晚清以降至抗日战争时期，长江中游流域的航运市场在新老交通方式的碰撞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生态。现代轮船和航运公司经营占据了长江干线的航运市场，但他们无法经由支流深入内地整合全部客货物流。实际上在长江支流沿线，社会转型尚不剧烈，传统木帆船航运仍然适应这种物资生产和转运市场。传统和现代两种交通方式相互配合，成为完整的长江中游物流网络。抗战时期，长江干流现代航运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只剩下支流传统木帆船航运和船帮组织，是他们依靠传统航运技术支援了华中抗日战场，特别是前三次长沙会战。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船户自身的命运和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江河行地》呈现的这三个阶段的历史逻辑，并不是上层国家总体历史简单地辐射到地方，也不是地方在重复展演国家总体历史，而是生活在长江流域的船民群体自身的不断孕育发展，在向外探索中与国家、市场和其他社会群体不断碰撞，进而形成自身丰富多彩的历史，也在近代中国总体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体而言，《江河行地》体现了作者陈瑶一种历史写作的努力，即中国历史既非单一的王朝层面的国家历史演进，也不是碎片化的地方历史拼图，而是船民、市场、地方官府、朝廷、外来现代航运公司等多重社会群体不断互相影响、互相建构、共同演进的“生态”历史。没有国家的地方性“在场”，船民无法演化出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也很难形成自身多元文化积淀，而没有船民的参与，传统国家无法实现有效的物流转运，现代中国在长江流域的抗战恐怕也会有很大变数。这也正是“日新文库”收录该书，冀其发挥引领学界风气的期望所在。

 

　　（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20日第2739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