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 平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具有时代开创意义的中国通史教科书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以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剖析中国古代历史事件的中国通史教科书。对中国现代史学教科书的写作影响深远。作者本身精通中国传统学术，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对大量史料和原始文献进行了整合和剪裁，使得本书的内容远比一般的通史教科书丰富，作者在其中体现的进化史观也代表了清末到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思考。


 

夏曾佑（1863—1924），字遂卿，作穗卿，号别士、碎佛，笔名别士。杭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光绪十六年进士.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此外他还注意学习外国史地知识和自然知识。曾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史》等。

本书原名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是夏曾佑的代表著作。作者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用章节体编写，突破传统的编撰方法，在当时是一种突破。本书依据历史的进化和演变，把中国历史由上古到隋朝划分为三大时期：传疑时代、极盛时代和中衰时代。这部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以现代历史学研究的视角重新编写的新式通史。虽仅写到隋代，但此书颇有影响，受到胡适、鲁迅等人的赞扬，对后来历史学教科书的撰写影响深远。

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传疑时代（太古三代）
第一节 世界之初
第二节 地之各洲人之各种
第三节 中国种族之原
第四节 古今世变之大概
第五节 历史之益
第六节 上古神话
第七节 包牺氏
第八节 女娲氏
第九节 神农氏
第十节 神话之原因
第十一节 炎黄之际中国形势
第十二节 黄帝与炎帝之战
第十三节 黄帝与蚩尤之战
第十四节 黄帝之政教
第十五节 少昊氏颛顼氏
第十六节 帝喾氏
第十七节 尧舜
第十八节 尧舜之政教
第十九节 夏禹
第二十节 禹之政教
第二十一节 夏之列王
第二十二节 夏传疑之事
第二十三节 商之自出
第二十四节 商之列王
第二十五节 桀纣之恶
第二十六节 周之关系
第二十七节 周之自出
第二十八节 周之列王
第二十九节 周之政教
第二章  化成时代（春秋战国）
第一节 东周之列王
第二节 诸侯之大概
第三节 孔子以前之宗教上
第四节 孔子以前之宗教下
第五节 新说之渐
第六节 老子之道
第七节 孔子世系及形貌
第八节 孔子之事迹
第九节 孔子之异闻
第十节  孔子之六经
第十一节 墨子之道
第十二节 三家总论
第十三节 晚周之列王
第十四节 韩魏赵
第十五节 田齐
第十六节 七国并立
第十七节 秦之自出
第十八节 秦之列王上
第十九节 秦之列王下
第二十节 六国对秦之政策
第二十一节 戎狄灭亡
第二十二节 周秦之际之学派
第二十三节 春秋制度之大概
第二十四节 战国之变古
第二十五节 自上古至秦中国幅员之大略 197
第二篇  中古史
第一章  极盛时代（秦汉）
第一节 读本期历史之要旨
第二节 秦始皇帝上
第三节 秦始皇帝下
第四节 秦二世皇帝
第五节 秦于中国之关系上
第六节 秦于中国之关系下
第七节 受命之新局
第八节 天下叛秦上
第九节 天下叛秦下
第十节 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上
第十一节 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下
第十二节 楚汉相争上
第十三节 楚汉相争下
第十四节 高祖之政上
第十五节 高祖之政下
第十六节 汉之诸帝
第十七节 文帝黄老之治
第十八节 景帝名法之治
第十九节 武帝儒术之治
第二十节 汉外戚之祸一
第二十一节 汉外戚之祸二
第二十二节 汉外戚之祸三
第二十三节 汉外戚之祸四
第二十四节 汉外戚之祸五
第二十五节 汉外戚之祸六
第二十六节 光武中兴一
第二十七节 光武中兴二
第二十八节 光武中兴三
第二十九节 后汉之诸帝
第三十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一
第三十一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二
第三十二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三
第三十三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四
第三十四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五
第三十五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六
第三十六节 匈奴之政治上
第三十七节 匈奴之政治下
第三十八节 匈奴之世系上
第三十九节 匈奴之世系下
第四十节 南匈奴之世系
第四十一节 北匈奴之世系
第四十二节 西域之大略
第四十三节 南道诸国
第四十四节 北道诸国
第四十五节 葱岭外诸国
第四十六节 汉第一次通西域
第四十七节 汉第二次通西域
第四十八节 汉第三次通西域
第四十九节 汉第四次通西域
第五十节 西羌之概略
第五十一节 前汉之西羌
第五十二节 后汉之西羌上
第五十三节 后汉之西羌中
第五十四节 后汉之西羌下
第五十五节 西南夷
第五十六节 南粤
第五十七节 闽粤
第五十八节 朝鲜
第五十九节 日本
第六十节 儒家与方士之糅合
第六十一节 黄老之疑义
第六十二节 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
第六十三节 佛之事略
第六十四节 佛以前印度之宗教
第六十五节 文学源流
第六十六节 两汉官制
第六十七节 汉地理
第六十八节 凉州诸将之乱
第六十九节 曹操灭群雄
第七十节 刘备孙权拒曹操
第七十一节 司马懿盗魏政
第七十二节 吴蜀建国始末
第七十三节 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上
第七十四节 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下
第七十五节 三国疆域
第二章  中衰时代（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读本期历史之要旨
第二节 魏晋之际上
第三节 魏晋之际下
第四节 晋诸帝之世系
第五节 晋大事之纲领
第六节 贾后之乱
第七节 八王之乱
第八节 五胡之乱之缘起
第九节 五胡之统系
第十节 前赵后赵之始末匈奴、羯
第十一节 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之始末
第十二节 前秦后秦西秦夏之始末氐、羌、鲜卑、匈奴
第十三节 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之始末
第十四节 蜀之始末
第十五节 元帝王敦之乱
第十六节 成帝苏峻之乱
第十七节 晋末桓氏之乱
第十八节 宋武帝之概略
第十九节 宋诸帝之世系
第二十节 宋少帝之乱
第二十一节 宋文帝被弑之乱
第二十二节 宋前废帝之乱
第二十三节 宋后废帝之乱
第二十四节 宋诸王之乱
第二十五节 齐诸帝之世系
第二十六节 齐郁林王之乱
第二十七节 齐末东昏侯之乱
第二十八节 梁诸帝之世系
第二十九节 北魏拓跋氏之世系
第三十节 拓跋氏之衰乱
第三十一节 北齐神武帝之概略
第三十二节 梁末侯景之乱
第三十三节 陈诸帝之世系
第三十四节 北齐高氏之世系
第三十五节 北周宇文氏之世系
第三十六节 隋诸帝之世系
第三十七节 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
第三十八节 晋南北朝隋之风俗
第三十九节 两晋疆域沿革
第四十节 南北朝疆域沿革
第四十一节 隋疆域沿革
第一篇第一章引用书目
第一篇第二章引用书目
附录
夏曾佑先生学术年表（李红岩）
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李红岩）

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
李红岩

夏曾佑曾经在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中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这就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其一去不复返和不可实验性，认识者无法直接面对认识对象。这是历史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根本所在。那么，人们又当怎样去认识历史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也就是说，人们只能依靠口传、文字与文本，也就是通过某种中介去认识历史。一旦依靠中介，那么历史认识独有的困难便冒出来了。
这不仅是因为史书有正史、稗史之分，而且还因为任何书都不完全可靠。“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看，“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所以，历史认识的困难可谓与生俱来。特别是在思想上，古人与我们的想法并不一致。“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显然，夏曾佑非常精彩地描绘了历史认识的独有特点及专有困难。他的这些描述，被民国时期几乎所有讲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所吸收。
那么，人们是否因此就无法达到对历史的真实认识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怎样“人为”？途径有二。一是读史之人应发挥合理想象，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在与历史的对话过程中，读史者并非单纯接受，无所作为，而是会“悲喜无端、俯仰自失”，与阅读对象共同唤醒历史性，实现史实的现实化，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的效果。二是读史之人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今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这就是说，史学家要有留白、空缺的心理，不必把画布画满。因此，夏曾佑对不能明确判定的历史对象，一律存疑。“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就是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做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是，即使荒诞记载，也包含真实成分，故须鉴别。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实际说明“疑古”“信古”“释古”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夏曾佑在历史认识领域另一项令人激赏的内容，是初步揭示了关于史书接受特点的思想。后来有学者将他这一思想概括为历史接受思想。他说，史书在阅读过程中存在“易传”和“不易传”两种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反映史书的社会影响，还反映史书本身的构成特征与大众的阅读心理。他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说，记事之书以“传人”为根本特点，但同为记事之书，却有传之易、不易的区别。究其原因，主要是看书中所用的语言文字是否采用了大众通用语言，是否接近口语，是否详尽，节省人的脑力，是否更多地叙述了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满足这些条件，记事之书便容易流传。总之，史书必须符合并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违反读者心理的实事，就不容易流传。这样，他便把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心理作为一个史学思想范畴提示了出来，因此也就与后来出现的所谓接受美学挂上了钩。当然，他把“虚事”与“实事”作为区别易传或不易传的标准，还不够准确。夏曾佑提出，国史不容易流传，稗官小说容易流传。因此，他与梁启超一样，一方面倡导史学革命，一方面倡导小说革命。但是，史书与小说并非毫不搭界，因为“小说家即史之别体”。作为从历史学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文体样式，小说虽然出于虚构或虚拟，却属于“人心所构之史”，也就是人类精神的历史。他说：“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制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这段话意蕴丰富，不仅精彩，而且深刻。
（节选自本书导读文章李红岩《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