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三家巷
好了,现在要说说最底层的老百姓了。有学者说要写人民的历史,我认为,用心是好的,执行是难的。 原因非他,有材料吗?没有材料,如何做出饭菜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是不朽的,即所谓的立德、立 功、立言的“三不朽”,三不朽也就是“三立”。我想了一下,这当然是从好的方面说,如果笼而统之,则还有如同《三国演义》中曹操所说的“遗臭万年”者,至于“朽”与“不朽”,又是另一回事了。于是,除了帝王将相,要从老百姓那里挖出点东西来,难之又难。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出土,竟把当时当地老百姓的大量东西都留下来了,这正是老天爷的恩惠呀。
于是,这里要来看看民间的胡化婚姻形态了。我检索到的胡化婚姻形态有三家,我就把这节文字戏称为“敦煌三家巷”。
敦煌文书户籍
隋唐时期,政府控制老百姓的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是户籍制度。凡是老百姓的人口年龄身份地位地产赋税徭役等等,都得登记在“户籍”中,而三年登记一次的“户籍”的基础就是每家每户老百姓自己申报的“手实”。这样的“户籍”和“手实”就在敦煌吐鲁番的文书中留下了一些。
人们便也根据这些材料进行各种研究,我却在读这样的文书过程中,发现了“胡化婚姻”在民间的痕迹。尽管是蛛丝马迹,但通过分析还是能看出名堂来的。先看第一例。
这是一份唐大历四年(769)沙州燉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手实中的户主是索仁亮,三十八岁,他是一个折冲府的副将。根据手实记载,他曾祖父叫“守”,祖父叫“济”,父亲叫“楚”。他的户主身份的获得原因是“代兄承户”,即他的兄长索思楚已经死去,于是他便成了户主,如果活着,索思楚应该是七十五岁。当然,索仁亮还有一个寡嫂姓宋,当年已经七十岁了。这些记载都没有问题,但再看索仁亮的侄子索元晖时,却发现有点蹊跷了,这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
我发现索元晖年龄为二十九岁,他的“故父”就是索思楚,而在他的档案中,曾祖父叫“守”,祖父叫“济”,父亲 叫“楚”,与他的叔叔索仁亮竟然完全一样——我这样说不是很清楚,列一个表吧。
索氏叔侄世系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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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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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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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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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索仁亮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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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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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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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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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索元晖二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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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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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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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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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索元晖还有一个亡故的兄长叫索元亮,活着的话应该是三十五岁了。
还可看到,索思楚比索仁亮大三十七岁,而索仁亮只比索思楚的长子索元亮大四岁。兄弟年龄差异大而叔侄年岁接近也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手实正文中,索思楚为索仁亮的兄长,而在索仁亮的档案中却变成了父亲。假若索仁亮之父“楚”与思楚并非一人,则比照索思楚儿子索元晖的世系,索思楚亦应为索仁亮之父行辈而非兄弟辈无疑。在同一手实中,竟然出现如此矛盾之记载,不得不说,这是婚姻胡化的结果,即索思楚妻其小母(继母),亦即思楚与他的父亲济(索仁亮之祖)之小妻(继妻)结合生出了索仁亮的缘故。
这样,从父系推算,索仁亮与索思楚为子父关系;从母系看,由于索仁亮之生母为其祖之小妻(继妻),则两人又为兄弟行了。只有作如是观,索仁亮户之昭穆矛盾才能迎刃而解。即此户为报母婚这样的胡化婚姻形态。
三家巷中的第二家是唐天宝六载(747)燉煌郡燉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的杜怀奉户。这里可发现户主杜怀奉与他的侄子杜崇真的档案记载也是矛盾着的,列表即是:
杜氏叔侄世系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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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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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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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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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杜怀奉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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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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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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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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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杜崇真三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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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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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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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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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怀奉与他的侄子杜崇真之世系排列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观表可知,杜怀奉之世系为奴、苟、开,而杜崇真之世系却是头、奴、开。两相对照,杜崇真的世系竟然脱去了“苟”这一序列而“开”的辈分却降了一等,其中的奥秘何在呢?这种情况显然与索仁亮户不一样。我进行了多种设想,终于发现解开此一谜案的关键在于杜怀奉的父亲、杜崇真的祖父“奴” 是谁所生,也就是“奴”为“开 的儿子,抑或是“苟”的儿子的问题。杜怀奉的父亲“奴”与杜崇真的祖父“奴”无论为同一人抑或为二人,都脱不开“苟”这一环节。但假若有“苟”的父亲“开”以他的儿媳为妻子而生出了“奴”,情况又怎样呢?倘使站在“奴”的立场,若从母系看,“奴”为“苟”的儿子,若从父系看,则“奴”又直接上承于“开”而绕过了“苟”的序列。如此,杜怀奉和杜崇真的世系排列有这样的矛盾和结果便也毫不足怪,因为它本身就是胡化婚姻形态中翁媳婚下的产物。
第三户的户主叫曹思礼,与杜怀奉同乡同里,户籍也是 天宝六载的。列表如下:
曹氏叔侄世系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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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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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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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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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曹思礼五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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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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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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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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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曹琼璋二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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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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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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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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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矛盾在叔曹思礼与侄曹琼璋的曾祖父、祖父竟完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假定曹思礼父珎婚其小母(户籍上无其名,这里的“婚”,不论是娶为妻也好,或目之为乱也好)而生产了德建,情况如何呢?如此,则德建若从母系看,为廓之子;若从父系看,思礼又为其弟,琼璋也就自然而然地避过珎而祧廓为其祖了。这样,曹琼璋和曹思礼之昭穆混乱也就可以澄清了。也就是说,曹氏一家又出现了胡化的报母婚形态。
李氏皇族“闺门失礼”,乃是因其源出夷狄之故。敦煌索、曹、杜三姓,其族属源流又如何呢?
杜、索皆为中原汉族之显姓,尤其是索氏,更为敦煌之大族。敦煌出土之数种氏族志残卷及文献都以索姓为敦煌之首望,颇类似于中原的四姓王谢袁萧之类。
而曹氏亦为中原之显姓、敦煌之大族。时隔一百六十年,沙州归义军曹氏便自称是谯国曹姓之后而称王河西数郡。但这种自托殊为可疑,犹同碎叶李白自称皇族支流一般,也说不定。敦煌聚居之粟特人后裔当为不少。曹思礼户或为粟特九姓胡。
而在开元中期(723—727)去天竺巡礼的新罗僧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大食以东,有安国、曹国、史国、 石骡国、米国、康国等胡国。这些个胡国“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亦纳母为妻”。
但敦煌毕竟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虽有“焉耆的龙姓,龟兹的白姓,鄯善的鄯姓,吐火罗的罗姓,昭武诸国 的康、米、安、石等姓”都在敦煌文书中出现,仍然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因此,敦煌出现的这种胡化婚姻状态,只能归结于文化习俗的交流和冲击。
敦煌南接吐蕃、吐谷浑、羌,北抵突厥、回纥,西为西域各国,南、中、北三道又“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样的地理形势,使得“如匈奴、鲜卑、乌桓、夫余、羌、吐谷浑、突厥等皆如此”的“父死而 妻后母,兄死而妻嫂,固为北方民族颇为普遍之风习”影响了汉族,遂出现了胡化的婚姻形态。
人们论及唐朝胡化之婚姻形态,往往纵向考察较多,这固然不错,殊不知在唐朝开放之政策下,汉胡的婚姻形态在横向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和联系,敦煌索、曹、杜三户之婚姻状况可说为平民百姓之代表。而世称大族中人之裴行俭也有胡化婚姻的迹象,这就使人们大为惊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