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哲学（第41辑） 外国哲学

外国哲学研究者必备。

韩水法，1958年生，浙江余杭人。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康德哲学暨德国唯心主义、政治哲学、韦伯与社会理论、当代中国思想、大学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汉语哲学。出版研究著作六部，译著三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外国哲学》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组稿，刊登外国哲学专业研究者的学术文章。《外国哲学（第四十一辑）》共有5个栏目，分别为大师百年、希腊哲学研究、中世纪哲学研究、近代哲学研究和现代哲学研究。“大师百年”栏目是为纪念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百年诞辰而设。本栏目收录了三位哲学大师的文章以及后学的纪念文章。“希腊哲学”研究收录两篇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中世纪哲学研究”收录一篇《基督宗教首席权概念生成史研究（下）》，是对基督宗教首席权的研究；“近代哲学研究”收录三篇论文，内容分别涉及笛卡尔的“思”、尊严与身体、康德的至善；“现代哲学研究”收录一篇维特根斯坦研究论文。

大师百年
执行主编按
汪子嵩  《希腊哲学史》前言
陈村富  净化学术生态环境的先行者——纪念汪子嵩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张世英  万有相通的哲学
李超杰  张世英先生的哲学之路
陈修斋  莱布尼茨论人的个体性和自由
赵敦华  缅怀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
希腊哲学研究
王玉峰  对亚里士多德“原始质料”概念的一种思考
吕纯山  分离之于亚里士多德——对陈康《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的反思
中世纪哲学研究
徐龙飞  基督宗教首席权概念生成史研究(下)
近代哲学研究
佘瑞丹  论笛卡尔对“思”的基本分类
吴天岳  哲学史视野中的尊严与身体：从西塞罗到康德
周小龙  为何促进至善是义务？——从贝克对康德的一个批评讲起
现代哲学研究
张励耕  如何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角度理解通感
《外国哲学》约稿启事

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开始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它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部分，在人类认识史特别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我们就是想将这一部分人类认识的历史写出来。

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总的方向说，认识是往前进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从比较不正确到比较正确。但是认识发展的情况又是错综复杂的，在前进过程中往往出现曲折反复和倒退。哲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我们写哲学史就是要写哲学认识的这种发展过程。

这点看法本来可以说是哲学史的应有之义，凡是写哲学史的人绝大多数是将哲学史当作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写的。我们现在所以要重申和强调这一点，主张将哲学史当作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看法曾经遭到错误的批判，要以另外一种所谓哲学史的定义来指导研究哲学史，要将哲学史写成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其实践结果便是将哲学史研究搞成简单化、庸俗化，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习哲学史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反而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人类认识是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问题也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本书将以大量材料说明：在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中，开始时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区别，后来逐渐将二者区别开来，但还常有混淆不清的清况。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只有一些残篇；从这些残篇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中，有些可以说是唯物论的，有些却是唯心论的，并不是前后始终一致的。后来的一些哲学家，特别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影响很大的哲学家，他们留下的著作很多，我们必须从中研究分析他们的思想。本书第二、三卷将以资料表明：柏拉图虽然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唯心论者， 但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出过一些重要的唯物论思想，如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的“蜡块说”；亚里士多德的情况更为复杂，在他的著作中有些表现明显的唯物论倾向，有些则表现浓厚的唯心论色彩。对许多哲学家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了事，而是应该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将哲学史上的复杂事实做出 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

哲学思想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受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 但是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处理。社会上各种关系是有不同层次的，哲学作为最抽象的思想领域，离开政治和经济基础最远，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发生的偶然性也最多。我们研究哲学史时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经济政治发生激烈转变和动荡的时候，它们对哲学的直接影响就比较明显。在古代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指出两次这样的情况：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以雅典为中心的智者运动的兴起是和当时民主制的兴盛直接有关的；另一次是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以后，后期希腊哲学讨论的主题比较集中于伦理问题，产生折衷主义和怀疑论等等思想，可以从当时由希腊到罗马的奴隶制的发展变化中找到原因。虽然如此，要是想为每一种哲学理论寻找政治和经济上的直接原因，也必然是徒劳的。如果采取过去常用的那种“阶级分析”的方法， 断定凡是唯物论哲学家必然属于工商奴隶主民主派，是进步的；凡是唯心论哲学家则必然属于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这种二分法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可惜它并不科学。

希腊的民主制在历史上当然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但它终究是奴隶主的民主制，它本身有从兴起到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当民主制在雅典发展到最完备的时候，它本身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了。当时一些哲学家如柏拉图等人对民主政治提出批评，我们怎么能简单地斥之为反动呢？对于古代希腊所称的贵族也要具体分析，有些是原来氏族制的世袭贵族，有些却是希腊人往海外建立殖民城邦时组织和率领群众的领袖人物，也被称为贵族，他们往往是赞成发展工商业的。“贵族政制”(aristocracy)原来的希腊词义就有由具有才德的人统治的意思，相当于“贤人政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这种政制说成是他们理想的政治制度，显然不能和歌颂反动的贵族统治一概而论。在哲学和政治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错误的哲学理论在政治上并不一定都起反动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智者，他们的哲学思想是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推动当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上却确实起过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