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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树的人文之旅 精装自然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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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98.00

  • 著者:119650 
  • 出版时间:2016年06月
  • 版次:1印次:2页数:309页
  • 开本:16册数:1
  • ISBN:978-7-100-12238-2
  • 读者对象:大众读者
  • 主题词:植物文化研究
  • 人气: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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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草与文化构筑的时空中回溯历史,在植物与意象交织的世界里探寻真相

  丰富悠久的“植物文化”知识,和多年旅行中获得的全球视野,在作者脑海中激荡冲撞,便因此有了这本《花与树的人文之旅》。本书中每一种植物,都承载了几千年的历史,同人类的认知的升华而被赋予生动的文化内涵。除引经据典之外,作者独到的思考,也使本书不同于单纯的植物小品文,具有了更深刻的韵味。

显示全部作者简介

  周文翰,1978年出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至2008年先后担任《财经时报》、《新京报》文化记者,从事文化艺术方面的报道。2009年至2010年赴印度、西班牙旅行兼从事文化研究和写作。2011年至今从事文化艺术产业研究,同时为《金融时报》、《新京报》、《人民文学》、《亚洲眼》(吉隆坡)、TAZ(德国)等国内外媒体撰写文化、艺术、旅游、收藏方面的专栏文章和评论。出版有建筑文化文集《废墟之美——亚欧大陆上的建筑奇观》。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一种植物发源于何处?如何被传播交流开来?在不同的文化中又有怎样的意象?

  在不同的国度,植物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而即便在同一种文化中,植物的象征意义也会随着历史变迁而改变。从科学性、人文性出发,结合中外文化交流史、园林史、美术史等,本书从更为综合的角度看待人类如何认识植物、如何赋予不同植物不同的文化意义,以及各种植物在不同地区、文化中传播的历史细节和反映的文化现象。

  名称来历、全球传播、文化内涵与历史典故,40篇植物文化随笔构成的这本书,让你有一种在文化与植物交织的时空中畅游的感觉。

显示全部目 录

Ⅷ | [自序] 花开时节又一程
002 | 向日葵:科学之眼与艺术之眼
012 | 松:从树到文化景观
020 | 芭蕉:丛生和孤立
026 | 茉莉:印度的香
032 | 玉兰:堂前有春色
038 | 水仙:镜中的男女
044 | 牡丹:象征物之累
056 | 芙蓉:风露清愁如有待
060 | 兰花:君子的幽香
068 | 菊花:实用和象征
080 | 百合:神圣的虚构
088 | 葡萄:酒神的种子
098 | 灵芝:升华之药
105 | 紫藤:攀缘的理由
110 | 紫罗兰:一念之间的香
115 | 薰衣草:蓝花映罗衣
121 | 鸢尾花:和玛利亚的百合纠缠不清
126 | 牵牛花:村边的小花
132 | 红豆:相思朱颜
135 | 仙人掌:现代懒人美学
142 | 玫瑰和月季:过火的情爱
153 | 桂花和肉桂:月亮和口味
164 | 荷花与睡莲:出世和入世
175 | 梧桐与悬铃木:误会的浪漫
183 | 指甲花与海娜花:十指纤纤玉笋红
191 | 昙花与夜来香:夜晚的期待
197 | 紫丁香与丁香:你的惆怅,我的香料
207 | 虞美人与罂粟:虞兮虞兮奈若何
218 | 郁金香与番红花:他乡何妨当故乡
228 | 曼陀罗花与曼德拉草:药毒是一家
238 | 琼花:传说和命名
242 | 梅花:寒冷的限度
251 | 杜鹃花:从高黎贡山到爱丁堡花园
259 | 山茶:从边缘到厅堂
266 | 竹:出尘入世同一枝
274 | 柳:水和树的牵连
279 | 槐:古树在古迹
286 | 枫:唐突红叶
292 | 银杏:孑遗的高大上
297 | 菩提树:有无之间
304 | 野草:远望
307 | 参考文献
309 | 后记

显示全部精彩试读

  

                     

花开时节又一程

 

  为了消磨旅行拉长的时日,我曾坚持以脚步丈量自己去过的大部分城市,从车站走到市中心,走到旅舍,走到博物馆,走到广场,走到古城墙……在海外大多数国家这是可行的,毕竟,相比如今中国那些正在急剧扩张的城市,它们大多只能算小城市。

  等看厌了教堂、寺庙、展馆、古迹和街头涂鸦,就去探寻更生僻的地方,比如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曼谷的私家园林多待一会儿,在阿尔罕布拉宫观察喷泉如何运作,在罗马寻找古引水渠的残迹。有时候会半路在毫不知名的小镇临时下车,闲逛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一户户人家的窗前挂着花,紫藤顺着一面白墙攀缘而出。印象深的是安达卢西亚人养花种草的热情,不,不仅仅是热情,这是他们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房前屋后总有花木盛开,收拾得干净利落。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养的那些寻常花木,红绣球、凤仙花、吊金钟,想起上中学的时候校园在城市边缘,紧邻一大片田地,每到春季油菜花开时我们沿着田埂背书、散步。那时曾淘到一本旧书《群芳新谱》,讲一些花草的栽培方法和古诗文典故,出版时可能针对的是离退休干部,因此拉开距离看也挺有种老派的怀旧感。

  后来读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这些有关植物的著作在挑剔的今人看来,或许插图不够精细,分类也有点荒诞─和林奈的植物分类学不搭界。其实明代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在商业和兴趣的驱动下,人们开始着力在各个行业、诸多方向上深究细赏,出版商、药物学家、爱看杂书的文人们纷纷撰文出书,于是有了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计成这样的园林高手、李时珍这样的药物学家和《金瓶梅》那样世俗味浓厚的小说。

  和明代大致同时,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也对植物研究产生了很大兴趣,进而,随着殖民的脚步到全球搜集标本和移种植物,这也是所谓现代知识建构和传播、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加速的宏大历史的展开。在好多博物馆里能看到欧洲的博物学家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采集的标本、精致的手绘图谱,它们足以构成迷宫一样的景致。

  自然,书店、图书馆里也有各种植物有关的书,有的从现代植物学的角度辨析花草,诸如“科”“属”“种”“多年生落叶小灌木”等名词让我发懵,爱读的是那些讲述植物学家、园林学家如何去世界各地搜集标本的故事,他们进行的是真正的“发现之旅”,而我的旅行更多地是在既有的指南地图中寻找到一个个景点。

  算是为旅行留个纪念,拉拉杂杂边走边读边写,记下我曾见到的那些植物、看到的故事和对比之下的些微感想。让我好奇的是植物标本、命名在不同文化间“迁移”的过程中,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以及“文化定位”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像《群芳新谱》那样仅仅从中国古诗文、神话传说等“内部视角”出发解读植物的审美、文化意涵的传统著作不曾涉及的。

  在古代,帝国的扩张、使节的往还、僧侣的传教促进了植物的传播和植物知识的扩展,但一种花木能否得到广泛传播、种植往往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和缓慢的人为改造。而大航海后的植物传播以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全球经济体系对资源的商业开发为基础,波及规模和推进速度前所未有,一旦有市场需要或者进入公共建设范畴,就会形成规模化的开发,再进入全球的需求市场和知识体系的循环建构中。

  在历史变迁中,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对同种、同类的花草会有不同的命名和认知。即便是在中华文化圈,今天的我和唐代、宋代、明代的人看到的同一种花朵的前因后果就大不相同,比如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年轻人把玫瑰当爱情的象征,视向日葵的寓意为生命力的张扬,等等,可是500年前的明代人可能还没见过葵花籽这种东西呢。

  养花种草方面我是新手,不敢教大家如何侍弄,姑且就在科学和人文、地域化和全球化、前现代和现代、中国和外国这诸多理念、机制、知识的变化纠结处和琐细缝隙里找些闲话说说。

  是为志。

周文翰

2016年

 

 

                     

杜鹃花:

从高黎贡山到爱丁堡花园

 

 

  曾经在浙江的山野看到大片的映山红(Rhododendron simsii),烂烂漫漫,每朵花都是5瓣花瓣组成的小漏斗形状,在中间的花瓣上还有一些小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杜鹃花属植物中的一种,也不知道关于它的神奇传说。只是听从当地人的指点,尝着吃了几个映山红长条状的花瓣,有一点甜味,可是不能吃太多,否则会流鼻血。

  最早见于记载的杜鹃花可能是东汉《神农本草经》里写的下品有毒药物“羊踯躅”,这是一种黄色的杜鹃花,因为羊吃了就会死,所以见到这种花就踯躅不进。现代植物学也证实羊踯躅(R. molle)的叶子和一种白色杜鹃的花的确含有毒物质,吃了会引起呕吐、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等病症。

  而“杜鹃”这个名字则首先见于南北朝时的《本草经集注》,这个名字和杜鹃鸟(也叫子规、子鹃、布谷鸟)、古代蜀国国王杜宇的传奇有关。相传杜宇在位的时候遇到大洪水,自己没法治理,就命令鳖灵为相治水,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望帝自谦德薄,主动禅位给鳖灵,他要离开王都的时候,子规鸟叫个不停,以后蜀人听到这声音就对望帝唏嘘不已。这是西汉末期的四川人扬雄在《蜀王本

纪》里记载的,后来民间又把杜鹃鸟与杜鹃花联系起来,说杜鹃花是由杜鹃鸟啼出的血染红的,这就是杜鹃花和“子规啼血”这个成语的来历。

  开始这只是四川的地方传说,后来因为扬雄写在书上而广为人知。但细细品味的话,这个传说流露出一种凄凉的意味,后来的史学家猜测这个禅位的故事可能是对一次部落权力斗争的减缩版描述,鳖灵代表新崛起的、会治理洪水的新部落势力, 而杜宇是被迫离开甚至是遭到杀害的。在这个传说中杜宇化身的杜鹃是受到同情的, 但实际上杜鹃鸟可不是好惹的,它们出名的行为是喜欢“狸猫换太子”:偷偷把蛋产在其他鸟的巢中,让这些“养父母”孵化和养育幼鸟。为了防止“养父母”看出卵的数目有增加,杜鹃鸟还会移走养父母的一两个卵,而刚孵出的杜鹃幼雏也不简单,它甚至会把同巢的其他卵和幼雏推出巢外,自己一个劲儿叫着要东西吃。

  中国人是最早开始人工栽培杜鹃花来观赏的,映山红迟至唐代就被人带入城市, 中唐大历年间的诗人王建也写过长安皇宫里种植有红杜鹃。唐开成四年(839 年) 宰相李德裕在自己的山庄里也种有从会稽(今浙江绍兴)移植来的“四时杜鹃”。不过因为杜鹃长得高大,多数人还是在野外欣赏,从山石榴、山丹花、山踯躅、山鹃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叫法就可以看得出一二。

  现代植物学研究表明,杜鹃花这种起源于距今约6550 万年至1 亿4550 万年的中生代白垩纪时期的古老植物,本在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有广泛分布,后因北美洲和欧洲等地受第四纪冰川的覆盖而大部分灭绝,在北美洲仅存杜鹃花24 种,欧洲9 种,澳大利亚仅1 种,而中国西南部横断山区和喜马拉雅地区有400 多种,占目前发现的原生品种的半数以上。横断山脉巨大的落差同时造就了立体分布的垂直气候带,从山脚到山顶同时汇集了从亚热带到极地的各种气候类型,这样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物种的生存、演化和迁移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选择,加上地理阻隔也让人们不容易打扰到它们,至今云南、贵州的原始森林里还有野生的高山杜鹃。

  中国的杜鹃花是从横断山脉沿着长江向东南传播的,云南、西藏、四川这些地

  方保存的野生树种最多。因为四川很早就和中原有密切的交流,所以“川鹃”出名最早,安徽宣城的杜鹃花曾经让李白回忆起故乡四川的杜鹃花,而浙江一带生长的杜鹃也因为靠近经济中心,很早就得到人工栽培和欣赏。据说唐末五代时候绍兴法华山奉圣寺佛殿前有一株红杜鹃,一丛千朵,灿若堆锦,郡守每年等花开时会带领僚属到树下宴集赏花,郡人也纷纷前来围观,让静修的僧人烦恼不已。这些僧人也算难得,换了别人还巴不得取悦郡守。可惜,这树杜鹃入宋以后就枯死了。

  明清时候中原才对云南的杜鹃花、山茶等植物有所认识,乾隆时期曾在云贵为官的安徽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记录自己在滇山闯入大片野杜鹃林,“穿林数十里,花高几盈丈,红云夹舆,疑入紫霄,行弥日方出林”,惊奇的檀萃当时就设想,如果能把这些杜鹃树带到江南培育出售,价格一定可以和黄金白银相比,可见当时人对于花卉商业的敏感。可是他并没有能力和技术手段去实行,后来是欧洲人实现了他的想法,而且走得更远。

  欧洲人工栽培杜鹃花的历史比中国晚得多,观赏杜鹃花是荷兰人1680 年从爪哇第一次引入欧洲的,当时他们认为这是印度原生的树种。开始引进的花木多数种在贵族们的私家花园里,当时不少贵族以培育珍奇花木为乐趣。到17 世纪中期欧洲人才把原产于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密毛高山杜鹃(R. hirsutum) 进行人工培植,这是第一种欧洲原生杜鹃树种进入观赏花木世界。到18 世纪初期,原产于北美殖民地的粘杜鹃(R. viscosum)、柳叶杜鹃(R. maximum) 等引入英国,大大丰富了英国的花园景观。

  可以说第一次引种杜鹃花的洪流始于1811 年。这一年的初春原产于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一侧的树形杜鹃(R. arboreum)在英国绽放出了极为艳丽的花朵,在英国园艺界引起轰动,后来以其为亲本杂交培育出许多新的品种。大约在1808 年,中国的一种杜鹃花就曾被引入英国,可能就是映山红的栽培品种。19 世纪20 年代,中国著名的黄杜鹃花羊踯躅(R. molle) 远涉重洋来到英国,其金黄、橘黄或浅黄等多变罕见的黄色系花朵受到不列颠园丁们青睐。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英、法、德、俄不少人爱上这种东方来的红色杜鹃花, 可是因为罕见,富人买到一棵好点的树大约要花费100 法郎,等于普通人家好几个月的收入总和。这也衍生出花木种植市场,在荷兰等地出现了商业性的公司来经营这项生意。由于之前引进的很多杜鹃来自亚热带,无法对抗冬季的寒冷气候,商人就在冬天用温室来促进植物生长,在一个镶嵌有玻璃窗的大屋子里烧明火来保持温度,等到了春天再把花放到室外自然生长。

  19 世纪杜鹃花人工育种大爆炸式发展,当时英国、法国的业余“植物猎人”如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都利用来华的机会在广东、澳门、台湾、北京收集植物标本,英国人通过广州的通商口岸进口中国的花木,园艺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

  在1839 年到1860 年曾四次来华调查及引种花卉果木,在厦门、浙江都发现了丰富的杜鹃花品种,其中从浙江天目山附近送回去的云锦杜鹃(R. fortunei)开的花外侧淡红,内里黄绿,在英国颇受青睐,后来还和其他杜鹃花杂交出好多新的品类。1851 年2 月他通过海运,运走2000 株茶树小苗,1.7 万粒茶树发芽种子,同时聘请了6 名中国制茶专家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茶园工作,对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茶叶生产有很大促进。

  到1860 年中国内陆逐渐开放以后,“植物猎人”纷纷深入内陆去探索,1867 年法国传教士法盖斯在四川收集到喇叭杜鹃(R. discolor)、粉红杜鹃(R. oreodoxa)和四川杜鹃(R. sutchuenense)的标本,后来英国园艺学家亨利·威尔逊(Ernest Herry Wilson)在湖北和四川地区考察,10 年里为英国引种了1000 多种植物,其中杜鹃花有50 多种,开创了大量引种之先河。威尔逊的著作《一个植物学家在华西》对各国纷纷派员来华收集和引种园林植物资源起了很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

  值得一说的还有法国传教士苏列(Jean-André Soulié),他1886 年来到中国,

  在四川打箭炉和靠近西藏的地区一边传教一边收集植物标本,短短10 年给巴黎博物馆发送了7000 多份标本,其中包括几种杜鹃品种,1905 年他在四川巴塘藏民、教会和清政府的复杂矛盾冲突中死于藏民枪下,他的助手则被斩首。

  尽管有死亡、疾病的危险,探险家们还是接连进入这个知识上的未知之境。英国人安德森(John Anderson)于1868 年和1875 年两次率领探险队从缅甸进入高黎贡山采集鸟类、两栖类和鱼类标本,首次探险就采得800 种植物,存在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复份标本则送到英国邱园。后来英国人弗朗克·金顿─ 沃德(Frank Kingdon- Ward)、法国传教士兼博物学家谭卫道(Armand David)、赖神甫(P re Jean Marie Delavay)、法尔热(PauI Guillaume Farges)、美国人迈尔(Frank Meyer)、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都曾前往云南收集杜鹃花回国栽培。此外,德国、意大利、丹麦等欧洲国家也从中国大量引种。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曾去澳大利亚淘金、当过爱丁堡植物园标本室员工的乔治· 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一个利物浦商人经营花木进口生意,雇佣福雷斯特到中国引进杜鹃花。1904 年8 月,福雷斯特抵达云南大理,一边学习当地语言文化, 一边开始长达28 年的收集,主要是在云南丽江等地雇人从滇西北、川西和藏东各地采集树种。最终他一共采集到3 万多份植物标本,其中包括杜鹃花标本4651 号,依据这批标本所发表的杜鹃花新种达140 多个,朱红大杜鹃、腋花杜鹃、灰背杜鹃等200 多种杜鹃花都是他引进英国的。1919 年他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西坡找到一棵高25 米的大树杜鹃(Rhododendron protistum var. giganteum),福雷斯特采集了这棵杜鹃花树王的花和果实标本, 贪婪之心驱使他雇工人硬将这株树龄达280 年的大树杜鹃砍倒,截取一段木材标本送回英国,至今仍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内。1981 年,植物学家冯国楣曾在高黎贡山发现一棵树龄达500 多年的“大树杜鹃”,树高25 米, 基围3.07 米,冠幅60 平方米,比福雷斯特在高黎贡山砍的那棵还要大。

  福雷斯特那时进行植物采集的工作充满风险,要在荒野、丛林里冒着被各种野兽、昆虫袭击的危险去寻找植物。在1905 年藏区的动乱中他差点丧命,后来在傈僳族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生。在丽江他还遇见过天花疫情暴发,他自掏腰包为当地上千个老百姓接种疫苗。1932 年,他由于劳累过度死在德钦城外的路上。在他病死以后,一些当地百姓还通过英国驻腾冲等地的领事馆继续为他服务的公司、机构收集杜鹃等花卉苗木。

  福雷斯特引种的大树杜鹃还健壮地生长在欧洲许多植物园内,其中爱丁堡植物园是世界上收种杜鹃花最多的植物园,栽培有500 种杜鹃花,其中半数来自中国。在欧洲各种杂交的杜鹃花和报春、玉兰都是广受欢迎的春景花木,各地公园、园林的种植要比中国广泛得多,我还在罗马的一家私人庭院见过长有红、黄、白多种色彩的杜鹃花。

  在福雷斯特、洛克曾经待过的丽江玉水寨,2001 年昆明植物研究所和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合作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植物园,福雷斯特引种的一些云南杜鹃被引回云南的故土上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