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 平装解读柴尔德

全面探索考古学巨匠柴尔德的学术贡献，深入剖析其对欧洲及近东史前史的研究，进而揭示柴尔德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哲学方面的前瞻性影响力，重塑其在考古学史上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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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尔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使他有别于其他史前学家。
——李零（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汉语学家）

★全面解读戈登·柴尔德的学术贡献
犹如考古学者在尘土飞扬的遗址中发掘历史的宝藏，本书深入挖掘了被历史沙尘掩埋的考古学巨匠——戈登·柴尔德的学术瑰宝。不仅细致梳理了柴尔德的学术思想，更是一次对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柴尔德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探寻欧洲与近东地区史前史的深层奥秘，为我们揭示了一幕幕壮丽的史前文明画卷。他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整合了零散的史料，构建了欧洲史前史宏大而完整的叙事结构。同时，他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哲学方面的贡献犹如璀璨的明珠，闪烁着深邃而前瞻性的光芒。
★重塑柴尔德在考古学星空中的学术地位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巨匠的光芒被时间的尘埃所遮掩，但他们的贡献却永载史册。戈登·柴尔德就是这样一位被忽视的考古学巨匠。本书旨在拂去历史的尘埃，重塑并彰显他在考古学史上的璀璨地位。通过对其方法论、理论体系和哲学思想的深入剖析，本书将读者引领至一个全新的认识高度，让我们领略到一位考古学巨匠的风采和智慧。柴尔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对史前史的深入研究，更在于他为后世学者提供的宝贵财富——一套独特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这份财富将激励着后人继续探寻人类文明的奥秘，不断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
★开启一段跨越时空的史诗般对话
走进戈登·柴尔德的思想世界，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古老文明的大门。本书将带领读者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史诗般对话之旅，让我们与史前时代的先人们进行心灵的交流。通过柴尔德的理论视角，我们将穿越时空的壁垒，领略到欧洲史前文明的壮丽与独特。这不仅仅是对史前史的简单梳理和陈述，更是一次对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深刻反思和启迪。在这段旅程中，我们将与柴尔德共同探寻人类文明的根源和脉络，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深邃。本书作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将成为每一位热爱历史、追求真理的读者心中永恒的珍藏。
 

本书是对考古学巨擘V. 戈登·柴尔德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全面探索，深入剖析了他对欧洲及近东地区史前史研究的杰出贡献。作为一位考古学的集成者，柴尔德成功整合了分散的史料，为欧洲史前史构建了宏大且完整的叙事框架。但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哲学方面的著述，显示出深远的前瞻性和影响力。柴尔德坚信分类系统是科学发展的基石，积极参与并改进了当时学科内的分类体系。他对考古学的理论追求尤其引人注目，晚年更是明确了自己的哲学立场，认为现实是不断变化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为他提供了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的最佳工具。尽管柴尔德的理论贡献在其时代并未得到充分认识，但本书旨在揭示并强调其在考古学史上的核心地位。通过深入分析柴尔德的方法论、理论体系和哲学思想，本书为读者呈现了一位考古学巨匠的立体肖像，并推动了对其独特贡献的深入理解与评估。

众所周知，分类系统和解释模型对考古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建立对过去的准确理解，必须对考古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考察。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历史视角，将当前的理论和方法放回其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我们从过去的考古学家那里继承的，不仅是他们积累的数据和材料，还有他们所使用的分类系统和阐释方法。
本书考察考古学学科发展中最为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V. 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的方法和理论。柴尔德对于欧洲和东方史前史独具广度和深度的研究视野广为人知。最重要的是，他被视为一位“考古学的集成者，延续了蒙特留斯（Montelius）的学术传统，能够以学者的超然态度，透过近距离的考古细节，审视欧洲场景，既见木，又见林”（Piggott 1958a，77）。二十世纪初的考古学的主流是详细具体的个案研究，因此柴尔德的作品显得格外突出，如《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1925）、《史前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1929）、《不列颠群岛的史前群落》（Prehistoric Communities of the British Isles，1940）等重要著作，建构了完整的欧洲史前史。柴尔德成功地将此前分散于欧洲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材料进行搜集和整合，从而打破了各个研究中心之间的地理和语言区隔，为欧洲考古学家提供了开展研究的总体框架。
除了作为“集成者”的工作，柴尔德还为考古学做出了许多其他重要贡献。他在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哲学等方面著述颇丰，这也在许多方面预见了该学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早在1935年，柴尔德便曾直截了当地阐述他在考古学上的目标和方法（1935c），到了1940年代，他提出考古学应当在社会科学中发挥作用（1946d）。他自始至终积极参与解释和修订当时学科中主流的分类系统，包括“三期说”及考古学的“文化”概念。这些工作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他坚信，合理的分类系统是衡量一门科学的首要标准（1935c）。
柴尔德无疑是本世纪上半叶考古学方法论的主要贡献者。同时，他在历史和哲学理论方面的工作为这门学科形成“批判性自我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Clark 1973）。柴尔德也是首位采用明确的方法论，以及历史和社会理论的考古学家。尽管他不认为考古学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历史法则，但他确实预见了考古学在构建这种法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考古学和人类学作为关于“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的两个分支，可以为归纳历史进程的规律提供基础，具体地说，考古学可以检验人类学民族志对当下文化所做的共时性分析（1946d）。
柴尔德致力于寻找历史的法则，这些法则在他看来是科学的，并不带有文化背景的主观性。带着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他考察了不同的历史模型，包括宗教的、人类学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柴尔德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适合考古学阐释，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历史模型。

既然“生产资料”在考古记录中如此重要，我想大多数史前史研究者应该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要从化石中研究人的行为模式，“生产资料”扮演着决定性角色。（1958a，72）

然而，柴尔德做出这样的判断却不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考古学都必须从过去社会的物质遗存中做出推论。柴尔德对现实的本质持有强烈的哲学观点，认为现实是一个自给自足且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唯一接近这一观点的史学模型；而其他理论则无法处理“变化”的问题（1945c，21—6）。柴尔德在晚年对认识论的兴趣增加了他的思考深度。柴尔德明确了他的思想的哲学基础，也让我们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考察这位杰出的考古学家的个人哲学和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
在他1957年去世之前，柴尔德在一篇题为《回顾》（Retrospect）的简短的自传体文章中明确表示，他认为自己对考古学的主要贡献本质上是理论性的。

我对史前史做出的最具原创性和最有用的贡献，当然不是通过惊世骇俗的实地发掘或在博物馆馆藏中进行耐心研究而带来什么新的发现，也不是有充分根据的考古断代或新定义的文化，而是阐释性的概念和方法。（1958a，69）

然而终其一生，他所做的考古学理论方面的工作却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同代人忽视，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为人所知。本书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这并不意味着贬低柴尔德作为一个集成者的角色，也不是夸大他对理论的关注，而是把他工作的这两个方面都看作是对史前史整体研究的组成部分。本书并未穷尽柴尔德的生平著作，而是考察笔者认为柴尔德思想中最为主要的方法论、理论和哲学根基，以及对他对欧洲和近东史前史所做的整体性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