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版本研究 平装

全面调查和考究《日知录》版本的专著

张京华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执教于国内多所高校，出版学术著作、整理古籍均超10余部，近10年尤其致力于《日知录》的版本学研究。本书重点对《日知录》的八卷刻本和八卷稿本，三部三十二卷清抄本及黄侃《校记》，遂初堂和经义斋两种三十二卷刻本及其翻刻本，清代陈訏、孙泷、李富孙、丁晏、何焯、谭献诸家批校本，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及文渊阁抽毁本，以及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的编纂体例，做出系统的梳理，认为《日知录》一书有顾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清初三十二卷旧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抄本、西草庐《日知录集释》本，共六个系统，亦即六种形态。本书是首部全面调查和考究《日知录》版本的专著。







 

引言  顾炎武关于《日知录》的自述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书首附顾炎武与人书，共五通。今检得顾炎武书札中关于《日知录》的自述，共十四通。加上《初刻〈日知录〉自序》，共计十五篇。这十五篇文献基本上反映出了顾炎武本人关于《日知录》内容、文意、分类和篇卷数目的自述。
顾炎武的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自述，各有不同的表述。这些表述均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也许这些模糊的表述符合顾炎武本人撰写《日知录》的实情，但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易定论的难题。
自康熙九年（1670）初刻《日知录》八卷本，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卒，中间十二年，其间的撰写过程应当存在许多复杂的细节。
兹以顾炎武本人表述之逻辑顺序，摘录如下：
一、 “初本乃辛亥年刻”
顾炎武《与友人书》：“《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刻，彼时读书未多，见道未广，其所刻者，较之于今，不过十分之二，非敢沽名衒世，聊以塞同人之请、代抄录之烦而已。至于三代之英，固圣人所有志；百姓之病，亦儒者所难忘。窃欲待一治于后王，启多闻于来学，而六艺之精微罔析，群言之浩博靡穷。《记》曰：‘学然后知不足。’信哉斯言！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而不但当为称誉之辞也。若乃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为山期于覆篑，祭海必于先河，则区区于同志有厚望焉。而擿埴索途之夫，不足为壤流之一助矣。率此布谢，并冀起予。”
见《蒋山佣残稿》卷一。
此处“辛亥年”为康熙十年（1671）。
二、 “数年前，已刻八卷”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辛丑之岁，一至武林，便思东渡娥江，谒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载，流览山川，周行边塞，粗得古人之陈迹，而离群索居，几同伧父。年逾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谂起居无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傥辱收诸同志之末，赐以抨弹，不厌往复，以开末学之愚，以贻后人，以幸万世，曷任祷切。同学弟顾炎武顿首。”
《与黄太冲书》不见于顾炎武的文集，仅存于黄宗羲《思旧录》，书信前有“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不得志于乡里，北游不归。丙辰，寓书于余云”一节。后又见于粤雅堂本《南雷文定》附录、《明夷待访录》附录，及《亭林诗文集》等，又题《与黄太冲先生书》或《与黄梨洲书》。
钱邦彦、张穆两家《年谱》引书札，无“惟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一句，“且有碍时未刻”删作“未刻”二字。
《年谱》定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顾炎武六十四岁。
车持谦《校补亭林年谱》载：十五年丙辰六十四岁：“春正月，自山西之山东。二月入都，主原一甥邸寓。三月往山东。夏五月入都。秋至蓟州，仍入都。在京邸度岁。”车持谦按语云：“此书不载集中，元谱亦未载其事，兹从黄太冲所著《思旧录》中补入。”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浙江余姚人。民国间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此处“辛丑之岁”为顺治十八年（1661）。
“陈、万二君”，指陈锡嘏、万斯同。
陈锡嘏（1634～1687），字介眉，号怡庭，浙江鄞县（今鄞州区）人。黄宗羲弟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今鄞州区）人。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举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
三、 “近刻《日知录》八卷”
顾炎武《与陆桴亭札》：“廿年以来，东西南北，率彼旷野，未获一觐清光……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
见《亭林余集》不分卷，《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诵芬楼刊本。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桴亭，江苏太仓人。
顺治十四年（1657），顾炎武避仇离家北行，归庄作《送顾宁人北游序》送行，学者称之为“北游”。此札当作于康熙九年（1670）刊刻《日知录》八卷本之后不久。
四、 “已刻成样本”
顾炎武《与李武曾书》：“弟夏五出都，仲秋复入，年来踪迹，大抵在此。将读退谷先生之藏书，好音见惠，亦复易达。顷者《日知录》已刻成样本，特寄上一部。天末万山中，冀览此如觌面也。率尔不宣。”
见钱邦彦、张穆两家《年谱》，据顾炎武手书墨迹补入。
李良年，又名法远、兆潢，字武曾，号秋锦，晚号芋田叟。浙江秀水人。少与兄远、弟符齐名，号“三李”。李良年又与朱竹垞齐名，人称“朱李”。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顾炎武六十岁，五月至济南，八月入都。《与李武曾书》作于此时。
（节选）

张京华，1962年生于北京。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洛阳大学教授、湖南科技学院教授，现为台州学院特聘教授、湘南学院特聘教授。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整理古籍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最近10余年致力于《日知录》的版本学研究。已出版《日知录校释》（2011）、《抄本日知录校注》（2021）、《顾炎武与〈日知录〉研究》（2022），并为《原钞本顾亭林日知录》影印本撰写《出版前言》。

顾炎武《日知录》一书被誉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作，自问世以来至今已有350多年，但对《日知录》版本的研究仍有较多空白。本书重点对《日知录》的八卷刻本和八卷稿本，三部三十二卷清抄本及黄侃《校记》，遂初堂和经义斋两种三十二卷刻本及其翻刻本，清代陈訏、孙泷、李富孙、丁晏、何焯、谭献诸家批校本，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及文渊阁抽毁本，以及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的编纂体例，做出系统的梳理，认为《日知录》一书有顾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清初三十二卷旧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抄本、西草庐《日知录集释》本，共六个系统，亦即六种形态。本书是首部全面调查和考究《日知录》版本的专著。

引言  顾炎武关于《日知录》的自述
第一章  《日知录》八卷本的稿本
第一节  仲虎腾旧藏、郑慈崧递藏
第二节  潘景郑收藏、邓之诚寓目
第三节  《日知录》八卷稿本的形态
第四节  八卷稿本与八卷刊本的比较
第五节  《日知录》的稿本系统与成书过程
第二章  《日知录》八卷本的刊本
第一节  《日知录》八卷本的刊刻与符山堂
第二节  《日知录》八卷刊本的馆藏与题跋
第三节  《日知录》八卷刊本的早印本与再印本
第三章  《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清抄本
第一节  北大馆藏清抄本《日知录》
第二节  张继旧藏《原抄本日知录》
第三节  陈垣所得清抄本《日知录》
第四节  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清抄本《日知录》
第五节  黄侃《日知录校记》
第四章  《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刊本
第一节  《日知录》的遂初堂刊本
第二节  《日知录》的经义斋刊本
第三节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重镌”本
第四节  乾隆六十年“乙卯新镌”本
第五节  道光十二年锦江书院重刻本
第五章  《日知录》的清人批校本
第一节  陈訏并录张惟赤、杨瑄、阎若璩、杨名宁、孙泷六家批校本
第二节  鱼元傅过录孙泷批校本
第三节  钱泰吉、钱炳森父子过录李富孙批校本
第四节  丁晏、丁寿昌父子并录阎若璩、汪椿、吴玉搢五家批校本
第五节  《日知录》四种清人批校本的比较
第六节  《日知录》谭献批校本
第七节  《原抄本日知录》的眉批
第六章  《日知录》的《四库全书》本
第一节  《四库全书》对顾炎武的认同
第二节  《四库全书》抽毁本《日知录》
第三节  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日知录》
第七章  《日知录》的黄汝成《集释》本
第一节  《日知录集释》作者署名之疑谳
第二节  《日知录集释》还原“李贽”“钟惺”两条的贡献
第三节  《日知录集释》的编纂体例
第四节  《日知录集释》的征引姓氏名录
第五节  黄汝成“尤好言经济”
第八章  《日知录》的版本系统
第一节  《日知录》“都令史”条十六个版本的对读
第二节  《日知录》的版本谱系
第三节  顾炎武的“日知录体系”
第四节  《日知录》版本总表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