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人类文、史、哲、宗、艺作品无不以表现伦理思想为宗旨，思潮流派亦均以特定伦理思想为特征。传统上伦理学为研究伦理思想理论根据之学，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知识迅速膨胀，传统式的伦理学已难为日渐繁复的伦理思想提供有效的理论框架，今日人文学界必须考虑如何在新的知识条件下用新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伦理学问题。本书的目的是首先对现代西方伦理学和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和趋向进行剖析，以为我们今后建设21世纪新伦理学准备认知方面的条件，因此我称本书为伦理学认识论研究。
人类现代人文科学的成就无疑以西学为主。20世纪重要的人文思想和伦理思想均以西方的成就最称丰富。因此，检讨本世纪的伦理思想时也自然地会以西学为主要对象。就人文科学和伦理学的理论研究而言，一般而论，德法学术又比英美学术更为重要。本书取材因此即以现代德法伦理学和伦理思想为主。
记得几年前我在对巴黎人文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时，提出的课题名称即为“伦理学认识论”。法国哲学家和诗人J．P．法耶(Faye)曾对此词的用法感到好奇并询问其确切涵义，因为一般我们只说“伦理学本体论”或“伦理学方法论”。其实，这个用法与我常用的“人文科学认识论”及“符号学认识论”涵义近似，均无关于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问题，而是指称学术体系的逻辑结构和理论根据，特别侧重其根据、方法、目标、环境等与理论运作方式相关的方面。虽然长期以来我都倾向于对学术对象运作过程进行结构分析，认识论分析方向的明确化则要归诸于早先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启发。
大致来说，过去十年我在欧美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都是伦理学方向的。在撰写理论符号学时，与西方符号学家不同，我将苏格拉底视为西方符号学最早的奠基人之一，因为希腊时代语义辨析活动正是首先发生在伦理学思考中的。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相关领域正是至今尚为西方符号学家们所忽略的伦理学。我在其后撰写中国伦理学一书时又进一步使伦理学分析和符号学分析结合起来。自此之后我的若干具体研究计划大多相关于伦理学，甚至包括我的史学符号学理论研究。因此，本书主题可以看作是我过去十年来伦理学研究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其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一般研究规划的范围和方向当然可以反映和体现在某一具体写作计划中，而后者的拟定和实现却与现实提供的机会有关。本书内容也可以看作是我最近以来所致力于的“西方伦理学认识论”系统探讨的一个相关部分。
本书上、下两编的原稿分别是我担任台湾辅仁大学中西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5—1996)和台湾佛光大学客座研究员(1996—1997)期间所完成的。两次选题都在我的长期研究规划内安排，内容上自然维持着某种统一性。现在将两份原稿组合成一部书，等于是在同一主题上扩大了对象范围。上编讨论现代德法哲学中的三大潮流——现象学，虚无主义和解释学——中的伦理学理论，下编讨论精神分析学先后两位创始人——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伦理思想。两编内容是在两次计划中分别完成的，在个别章节上略有重复，但无碍于统一的论证方向。精神分析学选题突显了跨学科方法，使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符号学交织为一体。两编的共同主题是伦理学认识论，在不同内容中特别分析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大致来说，上编偏于理性主义或伦理学形上逻辑主义，下编偏于非理性主义或伦理学本体虚无主义。简言之即“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这是现代西方人文理论思潮中两个主导的伦理认识论方向，我也以其作为本书的标题。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老译者，现在我有机会再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新作者，感到十分荣幸。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虽建立于70年代末，但早在60年代初在家自学时就曾以一部有关数学哲学书的试稿获得选题批准(后因故未能承译)。60年代时商务印书馆也是我的精神食粮来源之一，许多有关国外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来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读物。1977年秋译出《结构主义》小书不久即由杜任之先生推荐至商务印书馆。这样，1980年时我平生的第一本书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样一本仅在前一年还会列入“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禁区的书，在“文革”结束伊始是不会由别家出版社出版的。在此以后，我的几部译著陆续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也就从早先一名商务印书馆的老读者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老译者。
过去二十年中商务印书馆各级领导和编辑先生对我的译事的一贯支持，令人感念。商务印书馆重视学术质量而对译者非关学术的社会身份不予挑剔的一贯作风尤其令人产生敬意。我愿趁此机会对商务印书馆多年来对我翻译工作的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特别是原哲编室主任武维琴先生的长期协助更为难得。他不仅关心过我在商务印书馆的所有译著的出版，而且亲自主持了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一书的编辑出版。当时出国在即而国内翻译出版事务渐趋凌乱，不敢轻易交出稿件。鉴于该书的学术重要性，武维琴先生慨然承诺予以优先处理，其后克服了各种障碍终于使其出版。现在他又热心地将本书书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新成立的著作室。商务印书馆著作室在目前出版学术书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同意出版此书，在此谨对著作室主任常绍民先生、王希勇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孟辉先生等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谢意。
北昆李梅女士在我出国期间不仅照料本书出版联系工作，而且代为料理了我在北京的各项出版业务，亦一并在此致谢。
李 幼 蒸
1998年6月 于美国加州
人类现代人文科学的成就无疑以西学为主。20世纪重要的人文思想和伦理思想均以西方的成就最称丰富。因此，检讨本世纪的伦理思想时也自然地会以西学为主要对象。就人文科学和伦理学的理论研究而言，一般而论，德法学术又比英美学术更为重要。本书取材因此即以现代德法伦理学和伦理思想为主。
记得几年前我在对巴黎人文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时，提出的课题名称即为“伦理学认识论”。法国哲学家和诗人J．P．法耶(Faye)曾对此词的用法感到好奇并询问其确切涵义，因为一般我们只说“伦理学本体论”或“伦理学方法论”。其实，这个用法与我常用的“人文科学认识论”及“符号学认识论”涵义近似，均无关于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问题，而是指称学术体系的逻辑结构和理论根据，特别侧重其根据、方法、目标、环境等与理论运作方式相关的方面。虽然长期以来我都倾向于对学术对象运作过程进行结构分析，认识论分析方向的明确化则要归诸于早先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启发。
大致来说，过去十年我在欧美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都是伦理学方向的。在撰写理论符号学时，与西方符号学家不同，我将苏格拉底视为西方符号学最早的奠基人之一，因为希腊时代语义辨析活动正是首先发生在伦理学思考中的。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相关领域正是至今尚为西方符号学家们所忽略的伦理学。我在其后撰写中国伦理学一书时又进一步使伦理学分析和符号学分析结合起来。自此之后我的若干具体研究计划大多相关于伦理学，甚至包括我的史学符号学理论研究。因此，本书主题可以看作是我过去十年来伦理学研究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其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一般研究规划的范围和方向当然可以反映和体现在某一具体写作计划中，而后者的拟定和实现却与现实提供的机会有关。本书内容也可以看作是我最近以来所致力于的“西方伦理学认识论”系统探讨的一个相关部分。
本书上、下两编的原稿分别是我担任台湾辅仁大学中西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5—1996)和台湾佛光大学客座研究员(1996—1997)期间所完成的。两次选题都在我的长期研究规划内安排，内容上自然维持着某种统一性。现在将两份原稿组合成一部书，等于是在同一主题上扩大了对象范围。上编讨论现代德法哲学中的三大潮流——现象学，虚无主义和解释学——中的伦理学理论，下编讨论精神分析学先后两位创始人——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伦理思想。两编内容是在两次计划中分别完成的，在个别章节上略有重复，但无碍于统一的论证方向。精神分析学选题突显了跨学科方法，使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符号学交织为一体。两编的共同主题是伦理学认识论，在不同内容中特别分析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大致来说，上编偏于理性主义或伦理学形上逻辑主义，下编偏于非理性主义或伦理学本体虚无主义。简言之即“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这是现代西方人文理论思潮中两个主导的伦理认识论方向，我也以其作为本书的标题。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老译者，现在我有机会再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新作者，感到十分荣幸。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虽建立于70年代末，但早在60年代初在家自学时就曾以一部有关数学哲学书的试稿获得选题批准(后因故未能承译)。60年代时商务印书馆也是我的精神食粮来源之一，许多有关国外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来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读物。1977年秋译出《结构主义》小书不久即由杜任之先生推荐至商务印书馆。这样，1980年时我平生的第一本书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样一本仅在前一年还会列入“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禁区的书，在“文革”结束伊始是不会由别家出版社出版的。在此以后，我的几部译著陆续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也就从早先一名商务印书馆的老读者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老译者。
过去二十年中商务印书馆各级领导和编辑先生对我的译事的一贯支持，令人感念。商务印书馆重视学术质量而对译者非关学术的社会身份不予挑剔的一贯作风尤其令人产生敬意。我愿趁此机会对商务印书馆多年来对我翻译工作的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特别是原哲编室主任武维琴先生的长期协助更为难得。他不仅关心过我在商务印书馆的所有译著的出版，而且亲自主持了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一书的编辑出版。当时出国在即而国内翻译出版事务渐趋凌乱，不敢轻易交出稿件。鉴于该书的学术重要性，武维琴先生慨然承诺予以优先处理，其后克服了各种障碍终于使其出版。现在他又热心地将本书书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新成立的著作室。商务印书馆著作室在目前出版学术书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同意出版此书，在此谨对著作室主任常绍民先生、王希勇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孟辉先生等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谢意。
北昆李梅女士在我出国期间不仅照料本书出版联系工作，而且代为料理了我在北京的各项出版业务，亦一并在此致谢。
李 幼 蒸
1998年6月 于美国加州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