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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王忠祥
梁工和赵复兴的新作《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构思、撰写、成书于历史与未来的交合点上，现在摆在读者的面前了。这是一部适应21世纪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前景、在文学理论尤其在文学史论方面推陈出新的专著，颇有开拓意义和学术魅力。
我和两位作者相识已久。他们对犹太文学、基督教文学造诣较深，我是信得过的。梁工和我可说是“忘年交”，他勤于笔耕，锐意求新，在圣经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我所熟悉的中青年学人中显得相当突出。1992年7月，我在江西庐山参加并主持“全国首届犹太文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梁工关于犹太文学的概念、界说、研究范畴及其渊源的发言和议论，深得与会者的赞赏。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梁工的《圣经文学导读》、《圣经指南》等论著，已经显示了学术的功力和理论的厚实。在199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会上，我见到梁工主持申报的课题“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据记忆，评委们对这一课题的题旨、价值、研究计划，以及申请人的专业科研能力、有关前期成果予以认真评估后，表示满意，并投票通过。书稿于1999年7月如期完成，随后通过专家组的鉴定。大家为梁工在科研工作中获得又一硕果深感欣悦。我有幸先后读到《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的原稿和修订稿，获益匪浅，感受良多，故乐意接受梁工所提出的为此书作序的请求，欣然命笔。
这部皇皇60万言大著的各章节我越读得深入，越是殚精竭虑地苦思，越有这样切实的体会，它是一部创意超前、钧深探远的好书，强有力地证实作者走出了“一条未走的路”。此话并无夸张溢美之意，要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说起。在近20多年里，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翻译、撰写、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理论著作、文学史和资料丛书，真是硕果累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局面。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视角观察，面对新的时代，面对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大好形势，面对国际学术趋向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新需求统一辩证发展的未来，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如《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1997)中“外国文学学科组调查研究报告”所指出，随着东西中外文学交流的全方位推进，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将加强对过去处于视野之外的希伯来文学、韩国文学、南非文学的研究”。就希伯来文学研究而言，与新时期以来作为重点和热点的英、法、德、俄、美等国文学为主的欧美文学研究比较，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研究成果都很少。古希腊文学和古希伯来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扩而大之，希腊、罗马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渊源，而早期基督教文学又是古希腊精神和古希伯来精神融会的产品。两者在我国的研究都不够系统和深入，这可能与语言文字的障碍有密切关系。如果说“二希”文学研究是弱项，那么，其中希伯来文学研究就是弱项里的弱项了。不过，梁工并没有把希伯来文学放在科研视野之外，他的“圣经文学”研究可作佐证。可贵的是梁工参照前人所走的路，反思自己所走的路，在希伯来文学研究中另辟蹊径，不胶柱于原有的“圣经文学”研究模式，而是毅然调动笔锋，系统而深入地撰写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论著。不言而喻，这条小路是通向大路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犹太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理论价值，理所当然地有利于犹太文学史、基督教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研究，而且是这些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些道理，梁工在“后记”中提及“二希”在历史上的“两次相遇”时，已作解说，作者关注的不是论述颇多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而是谈论很少的“希腊化时期”，此处不容我浪费笔墨赘言。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道可道，非常道。”梁工和他的合作者赵复兴借鉴过去的“路”，走出了自己的“路”。老子所说“道”的原意未必如此，但借用过来比喻这部专著的作者苦心孤诣地走新路的坚韧精神，也许有其积极意义。写到这里，我必须交个“底”，说专著作者不甘心走“常路”时，借用了20世纪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话”，走出了“一条未走的路”。当然，我是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这条未走之路的。让我继续借用弗罗斯特的“诗话”，比喻专著作者走新路的新收获：“林子里有两条路，朝着两个方向，而我——我走上了一条更少人迹的路，于是带来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一条未走的路》)
具体说来，这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的突出优点和学术魅力，可归为彼此关联的四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源于“一条未走的路”，它们有序地组合成引人入胜的“一番景象”。
其一，全书的构架建立在文学史论、专题研究和重要作品考证评析的基础上，“绪论”之后的主干部分分为5章36节，结构模式，不落俗套；构思创意，深邃清新。绪论高屋建瓴，可供读者了解全书概要。它引导读者巡视由“二希”文化第一次融会而伴生的繁荣、复杂的犹太文学，进而追踪探究犹太主流文学，包括《希伯来圣经》(《旧约》)的部分后期经卷、《次经》(各卷)、“伪经”(多数篇章)、“死海古卷”(若干诗文)、“文人创作”(残篇)、斐洛和约瑟福斯的著作、《塔木德》文学(拉比文学)；并深切品味犹太支流文学，即作为犹太教异端派别的初期基督教的文学，包括汇集于《新约》中的福音书文学、纪事文学、书信文学、启示文学等。绪论预示出全书由各章节所谱奏的具有特殊音色的文学“交响乐”，各个“乐章”均有区别于“共性”的独特风格。绪论还提纲挈领地展列了本书所研讨的重大的“史”与“论”问题，如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发展演变史迹和脉络，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代表作的基本面貌、特征、主题思想和美学风格，希腊化时期“二希”碰撞和交融的若干理论阐释，希腊化时期犹太主流文学和支流文学的成就及其贡献，等等。这些理论问题极有学术价值，都在各章节中予以明晰、具体的探讨，有些作出深入而系统化的论述。这里还应提及作者的“后记”，它与绪论彼此呼应。在后记中，作者通过结论式的话语，再次强调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及其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贡献，着力总结了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创作经验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读过后记，追思各章节的考证和论述，人们自然会认同绪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作者在书末所得出的结论。
其二，这部著作中颇有发人深思的论断和独创的见地，不乏新观念、新理论、新材料。关于这些方面，上文论述作者走出“一条未走的路”时已有所涉及。这里再作些补充，以见“隅反”。比如，第一章“总论”的第三节“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美学风格”中关于“超越性、崇高性、神秘性、象征性和非悲剧性”的论证，充分而有力。尤其是作者对犹太文学审美风格的“非悲剧性”的辨析和议论，相当精辟。依作者之见，这种“非悲剧性”的含义有二：一是“犹太文学中没有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不可能给人以纯正的悲剧性审美感受”，二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固然是充分悲剧性的，整体上的犹太文学却无悲剧性可言”。作者从“外部形态”、“戏剧冲突”等方面论证之后，作出这样的论断：在犹太文学中，与崇高相连的是“非悲剧性”；“崇高性，以及超越性、神秘性、象征性与非悲剧性同出一源，这个源就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接着，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实例，予以解说。
“总论”这一章的第六节，连同第一节的最后部分，充分阐释了《旧约》的犹太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潜流，深入论证了《新约》的世界主义如何融会了犹太世界主义神学和希腊世界主义哲学，并有显著的发展和创新。作者明确指出，“将《旧约》世界主义神学和希腊—罗马世界主义哲学融为一体的是《新约》的作者们”，“《新约》作者是在抵制和改造犹太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汲取‘二希’精华而创建其世界主义学说的”。这里的论述、观念、理论和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充满“悖论”的犹太文化和文学大有裨益，甚至对时下的热门话题——有关“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辩证发展关系的研讨，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又比如，绪论、后记、第五章以及其他有关部分，都强调和论证了初期基督教文学是希腊化时代的产物，理所当然地位于“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之列，这在中国犹太文学研究中是首创。如作者所说，中国迄今还没有“一部犹太文学史或犹太古典文学史”，更谈不上“对犹太文学的断代研究”。由于宗教偏见和宗教纠纷，即使在西方，这种不带偏见的文学史论模式也是少见的。
其三，这部专著自始至终在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大背景中研讨犹太文学的发展史迹和创作特性。作者以当时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犹太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两股文化思潮”为切入口，适当而准确。在第一章第一节里，作者写道：“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流行于犹太社会的两股文化思潮，在文学领域有着充分的表现。”当时的犹太人以民族主义为立族之本和兴教之纲，它使一个多灾多难的弱小民族在异国强权的奴役之下“免遭同化而生生不息”；但走向极端时，它又会蜕变为疏离外部世界而保守、停滞的“狭隘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作者同时认为，幸而有些“慧眼独具”的犹太人提倡“举世皆为上帝民”的神学观，这种朦胧的世界主义思想发展到耶稣时与希腊世界主义哲学的某些观念“相融会”，形成《新约》中“明确的世界主义学说”。作者这样的文化史观，在随后章节中或以“犹太文学与希伯来精神”、“‘二希’的碰撞交融”为题，或通过概论、引言的形式，不断予以详解和深化。
在这部著作中，文化背景的描写当然为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史的叙述和作品的评析服务。这里不妨岔开几句，谈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可说是子系统和母系统的关系。文学与审美文化(如音乐、绘画、雕塑等)，与非审美文化(如宗教、哲学、法律、史学等)是密切沟通的。毫无疑问，文学又有自己的特性。这一切，在本书关于犹太文学的“史”与“论”中均有鲜明而突出的反映。关于“史”的叙述，如希腊化“前期”、“中期”、“后期”的犹太文学发展，与众多专题议论以及对作品的细致研讨相结合，“史”与“论”彼此关照，相得益彰。尤其是《以西结伪书》等数十种作品的首次译介，《以诺一书》等一批诗文的翔实考评，弥补了过去国内对处于特殊文化背景上的古犹太文学研究之不足。
其四，专著作者在突破以往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拓展了研究方法。无论绪论还是此后各章节，均对“二希”文化、犹太主流文学和支流文学进行了历时性或共时性、整体性或局部性的比较研究。作者运用比较文化与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符合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这是值得特别称赞的。
梁工在后记中写道：“本课题尝试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已有著述的精华，写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著。”面世的这部专著已经证实，此言不虚不谬。也如后记所说，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有其“潜在的深广度和复杂性”，还有不少问题和新鲜资料“有待深入研究”。但是，这部著作出现在新世纪之初，无论是对特定时期犹太文学史的全景式描绘，还是对精选出来的犹太作品的解剖式详析，都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鼓舞人心!
我乐意向各界读者推荐这部颇有独创性学术价值的著作，祈望它能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评议，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王忠祥
梁工和赵复兴的新作《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构思、撰写、成书于历史与未来的交合点上，现在摆在读者的面前了。这是一部适应21世纪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前景、在文学理论尤其在文学史论方面推陈出新的专著，颇有开拓意义和学术魅力。
我和两位作者相识已久。他们对犹太文学、基督教文学造诣较深，我是信得过的。梁工和我可说是“忘年交”，他勤于笔耕，锐意求新，在圣经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我所熟悉的中青年学人中显得相当突出。1992年7月，我在江西庐山参加并主持“全国首届犹太文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梁工关于犹太文学的概念、界说、研究范畴及其渊源的发言和议论，深得与会者的赞赏。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梁工的《圣经文学导读》、《圣经指南》等论著，已经显示了学术的功力和理论的厚实。在199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会上，我见到梁工主持申报的课题“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据记忆，评委们对这一课题的题旨、价值、研究计划，以及申请人的专业科研能力、有关前期成果予以认真评估后，表示满意，并投票通过。书稿于1999年7月如期完成，随后通过专家组的鉴定。大家为梁工在科研工作中获得又一硕果深感欣悦。我有幸先后读到《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的原稿和修订稿，获益匪浅，感受良多，故乐意接受梁工所提出的为此书作序的请求，欣然命笔。
这部皇皇60万言大著的各章节我越读得深入，越是殚精竭虑地苦思，越有这样切实的体会，它是一部创意超前、钧深探远的好书，强有力地证实作者走出了“一条未走的路”。此话并无夸张溢美之意，要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说起。在近20多年里，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翻译、撰写、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理论著作、文学史和资料丛书，真是硕果累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局面。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视角观察，面对新的时代，面对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大好形势，面对国际学术趋向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新需求统一辩证发展的未来，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如《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1997)中“外国文学学科组调查研究报告”所指出，随着东西中外文学交流的全方位推进，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将加强对过去处于视野之外的希伯来文学、韩国文学、南非文学的研究”。就希伯来文学研究而言，与新时期以来作为重点和热点的英、法、德、俄、美等国文学为主的欧美文学研究比较，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研究成果都很少。古希腊文学和古希伯来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扩而大之，希腊、罗马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渊源，而早期基督教文学又是古希腊精神和古希伯来精神融会的产品。两者在我国的研究都不够系统和深入，这可能与语言文字的障碍有密切关系。如果说“二希”文学研究是弱项，那么，其中希伯来文学研究就是弱项里的弱项了。不过，梁工并没有把希伯来文学放在科研视野之外，他的“圣经文学”研究可作佐证。可贵的是梁工参照前人所走的路，反思自己所走的路，在希伯来文学研究中另辟蹊径，不胶柱于原有的“圣经文学”研究模式，而是毅然调动笔锋，系统而深入地撰写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论著。不言而喻，这条小路是通向大路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犹太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理论价值，理所当然地有利于犹太文学史、基督教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研究，而且是这些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些道理，梁工在“后记”中提及“二希”在历史上的“两次相遇”时，已作解说，作者关注的不是论述颇多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而是谈论很少的“希腊化时期”，此处不容我浪费笔墨赘言。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道可道，非常道。”梁工和他的合作者赵复兴借鉴过去的“路”，走出了自己的“路”。老子所说“道”的原意未必如此，但借用过来比喻这部专著的作者苦心孤诣地走新路的坚韧精神，也许有其积极意义。写到这里，我必须交个“底”，说专著作者不甘心走“常路”时，借用了20世纪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话”，走出了“一条未走的路”。当然，我是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这条未走之路的。让我继续借用弗罗斯特的“诗话”，比喻专著作者走新路的新收获：“林子里有两条路，朝着两个方向，而我——我走上了一条更少人迹的路，于是带来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一条未走的路》)
具体说来，这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的突出优点和学术魅力，可归为彼此关联的四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源于“一条未走的路”，它们有序地组合成引人入胜的“一番景象”。
其一，全书的构架建立在文学史论、专题研究和重要作品考证评析的基础上，“绪论”之后的主干部分分为5章36节，结构模式，不落俗套；构思创意，深邃清新。绪论高屋建瓴，可供读者了解全书概要。它引导读者巡视由“二希”文化第一次融会而伴生的繁荣、复杂的犹太文学，进而追踪探究犹太主流文学，包括《希伯来圣经》(《旧约》)的部分后期经卷、《次经》(各卷)、“伪经”(多数篇章)、“死海古卷”(若干诗文)、“文人创作”(残篇)、斐洛和约瑟福斯的著作、《塔木德》文学(拉比文学)；并深切品味犹太支流文学，即作为犹太教异端派别的初期基督教的文学，包括汇集于《新约》中的福音书文学、纪事文学、书信文学、启示文学等。绪论预示出全书由各章节所谱奏的具有特殊音色的文学“交响乐”，各个“乐章”均有区别于“共性”的独特风格。绪论还提纲挈领地展列了本书所研讨的重大的“史”与“论”问题，如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发展演变史迹和脉络，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代表作的基本面貌、特征、主题思想和美学风格，希腊化时期“二希”碰撞和交融的若干理论阐释，希腊化时期犹太主流文学和支流文学的成就及其贡献，等等。这些理论问题极有学术价值，都在各章节中予以明晰、具体的探讨，有些作出深入而系统化的论述。这里还应提及作者的“后记”，它与绪论彼此呼应。在后记中，作者通过结论式的话语，再次强调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及其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贡献，着力总结了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创作经验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读过后记，追思各章节的考证和论述，人们自然会认同绪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作者在书末所得出的结论。
其二，这部著作中颇有发人深思的论断和独创的见地，不乏新观念、新理论、新材料。关于这些方面，上文论述作者走出“一条未走的路”时已有所涉及。这里再作些补充，以见“隅反”。比如，第一章“总论”的第三节“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美学风格”中关于“超越性、崇高性、神秘性、象征性和非悲剧性”的论证，充分而有力。尤其是作者对犹太文学审美风格的“非悲剧性”的辨析和议论，相当精辟。依作者之见，这种“非悲剧性”的含义有二：一是“犹太文学中没有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不可能给人以纯正的悲剧性审美感受”，二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固然是充分悲剧性的，整体上的犹太文学却无悲剧性可言”。作者从“外部形态”、“戏剧冲突”等方面论证之后，作出这样的论断：在犹太文学中，与崇高相连的是“非悲剧性”；“崇高性，以及超越性、神秘性、象征性与非悲剧性同出一源，这个源就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接着，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实例，予以解说。
“总论”这一章的第六节，连同第一节的最后部分，充分阐释了《旧约》的犹太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潜流，深入论证了《新约》的世界主义如何融会了犹太世界主义神学和希腊世界主义哲学，并有显著的发展和创新。作者明确指出，“将《旧约》世界主义神学和希腊—罗马世界主义哲学融为一体的是《新约》的作者们”，“《新约》作者是在抵制和改造犹太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汲取‘二希’精华而创建其世界主义学说的”。这里的论述、观念、理论和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充满“悖论”的犹太文化和文学大有裨益，甚至对时下的热门话题——有关“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辩证发展关系的研讨，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又比如，绪论、后记、第五章以及其他有关部分，都强调和论证了初期基督教文学是希腊化时代的产物，理所当然地位于“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之列，这在中国犹太文学研究中是首创。如作者所说，中国迄今还没有“一部犹太文学史或犹太古典文学史”，更谈不上“对犹太文学的断代研究”。由于宗教偏见和宗教纠纷，即使在西方，这种不带偏见的文学史论模式也是少见的。
其三，这部专著自始至终在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大背景中研讨犹太文学的发展史迹和创作特性。作者以当时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犹太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两股文化思潮”为切入口，适当而准确。在第一章第一节里，作者写道：“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流行于犹太社会的两股文化思潮，在文学领域有着充分的表现。”当时的犹太人以民族主义为立族之本和兴教之纲，它使一个多灾多难的弱小民族在异国强权的奴役之下“免遭同化而生生不息”；但走向极端时，它又会蜕变为疏离外部世界而保守、停滞的“狭隘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作者同时认为，幸而有些“慧眼独具”的犹太人提倡“举世皆为上帝民”的神学观，这种朦胧的世界主义思想发展到耶稣时与希腊世界主义哲学的某些观念“相融会”，形成《新约》中“明确的世界主义学说”。作者这样的文化史观，在随后章节中或以“犹太文学与希伯来精神”、“‘二希’的碰撞交融”为题，或通过概论、引言的形式，不断予以详解和深化。
在这部著作中，文化背景的描写当然为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史的叙述和作品的评析服务。这里不妨岔开几句，谈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可说是子系统和母系统的关系。文学与审美文化(如音乐、绘画、雕塑等)，与非审美文化(如宗教、哲学、法律、史学等)是密切沟通的。毫无疑问，文学又有自己的特性。这一切，在本书关于犹太文学的“史”与“论”中均有鲜明而突出的反映。关于“史”的叙述，如希腊化“前期”、“中期”、“后期”的犹太文学发展，与众多专题议论以及对作品的细致研讨相结合，“史”与“论”彼此关照，相得益彰。尤其是《以西结伪书》等数十种作品的首次译介，《以诺一书》等一批诗文的翔实考评，弥补了过去国内对处于特殊文化背景上的古犹太文学研究之不足。
其四，专著作者在突破以往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拓展了研究方法。无论绪论还是此后各章节，均对“二希”文化、犹太主流文学和支流文学进行了历时性或共时性、整体性或局部性的比较研究。作者运用比较文化与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符合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这是值得特别称赞的。
梁工在后记中写道：“本课题尝试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已有著述的精华，写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著。”面世的这部专著已经证实，此言不虚不谬。也如后记所说，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有其“潜在的深广度和复杂性”，还有不少问题和新鲜资料“有待深入研究”。但是，这部著作出现在新世纪之初，无论是对特定时期犹太文学史的全景式描绘，还是对精选出来的犹太作品的解剖式详析，都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鼓舞人心!
我乐意向各界读者推荐这部颇有独创性学术价值的著作，祈望它能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评议，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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