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刚跨进九十年代，我便退出繁忙的社会活动，躲进我一生迷恋着的“书林”中去漫步沉思了。不料忽生急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然后在京郊休息了大半年。闲居无事，免不了思前想后，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由是写下《不是战争的战争》和其他三篇漫忆往事的文章，还了积欠《读书》的稿债，接着便到海外讲学去了。
在海外时恰逢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西方媒体不无挖苦地说，那个“阵营”制造了或引发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雪崩”。西方媒体传言，那里的人们欢呼：“隧道的尽头是光明！”——句子的结尾用的是感叹号。
一年之后，我从海外归来，西方媒体又传言那里的流行语却已经换成“光明的尽头是隧道？”句末的感叹号变成问话符号了。
这场“雪崩”，确实使我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外加一些困惑和一点忧伤。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力疾写了题名为《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这篇政论非政论、回忆录非回忆录的文章。我喜欢它，我身边的人也喜欢它，虽则略嫌它带着几分伤感，甚至还有若干捉摸不定的情绪。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时，我故意署上一个解放前用过的笔名，我想藉此试探有没有同时代人怀着类似的心态。果然好几个熟人打电话来，探问作者是谁，同时也约略表示他们的心情也有相近之处。最使我激动的是，某夜，我接到旅居西欧的年轻女友打来长长的电话，她说她喜欢这文章，她说她猜测一定是我写的，她说她了解我，她断定文章表达的就是我的真实心境；她又说她周围的年青朋友也有如此的心情，这文章正好道出了他们那一群知识者的心声。
我，作为文章的作者，听到这样几句真诚的话，自然很高兴；但也不免惶惑：难道人们的心情真是这样的吗？真该是这样的吗？
我接着写下另外几篇忆旧文字。边写边想，于是又有了在《读书》杂志连载的《黄昏人语》三十一则。这是一九九四年的事。
这一年，我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心境变得很不平静，对往事已不再有那么浓厚的兴趣，这类文章也少写了。只是为了抚平自己的心境，我着手把那几年发表的怀旧文字汇编成册，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版的机会；而在那里工作的年青挚友林道群君，居然赞同我的奇想，出书时就用我所喜欢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作书名。这个古怪的其长无比的十八个字书名，就这样与读者见面了。书未能发行到内地，可是在香港和海外却引来不少评介文字。我感谢这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评论家和读者，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和希望，他们的激励增加了我继续前行的不少勇气。
九十年代结束了，二十世纪也就成了历史。怀旧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了，但是已经发生过的往事，却不能从脑海中抹去。我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旧时代找到了历史的归宿，而新时代正展开翅膀腾飞。自然，一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在一个场地停止了试验，而这个试验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雷电，一旦中止，仿佛眼前一切都不见了，消失了，归于一片静寂了。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世纪之初，“震撼世界的十日”开始的壮丽事业，到世纪将尽之时，却忽然烟消云散，上演了震撼世界的“雪崩”。我们这一代人，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憧憬着这所谓人类“未来的希望”，如今亲眼目睹这场雪崩，不能不心情沉重。但是人——真正的人——是坚强的，顽强的，甚至是顽固的，特别是老人。因为他们看到过数不尽的沧桑，经历过个人力量阻挡不住的世变，确信理想在未来的世纪中必定会实现。他们深知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西方不亮东方亮”。信念是不会消失的，理想是不会湮灭的。理想是种子，埋在地下，到了春天就会发芽。而诚实的人相信，春天会有的，春天一定会来的。
雪崩当年，海外有记者采访我，我说过，“幽灵”在欧洲徘徊，徘徊了不止一百年，这才落地生根，如今“幽灵”飞走了。可是“幽灵”难道不会在别的地方，换上新的装束出现吗？
就这样，雪崩给我们带来一阵惆怅，但是信念驱散了惆怅的浓雾，当惆怅的时代让位给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的时候，需要勇敢地面对历史，需要自己更需要后来人勇敢地揭开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让这部小书重新问世的缘由。
我这书不是回忆录。我不写回忆录，我不会写回忆录，因为我的一生平淡无奇，没有做过什么值得回味的大事，不值得写回忆录。我这一辈子只同书打交道，我记下的只是跟书以及由书及人有关的实事和断想。所以新版刊行时，我宁愿采用原来那十八个字的长长书名，而舍弃了原来的副标题《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这个诱人的题目留给书中的一辑文章，即那六篇《不是什么的什么》的纪事作总名。
新版的内容与海外版完全一样，只不过改正了若干笔误和排误，又在校阅时把文章分成三辑，每辑分别加上《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隧道的尽头是……》和《黄昏人语》作总题。书中数目字的写法，也一仍其旧，即用方块字而不用阿拉伯字。请读者和书刊检查者不要责怪出版社，因为这并非编校不慎，而是作者认为在文字和符号表达方式上有权使用自己独特的规则，尤其是语言学者有冲破某种世俗习惯的学术自由。
陈原
二○○○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在海外时恰逢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西方媒体不无挖苦地说，那个“阵营”制造了或引发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雪崩”。西方媒体传言，那里的人们欢呼：“隧道的尽头是光明！”——句子的结尾用的是感叹号。
一年之后，我从海外归来，西方媒体又传言那里的流行语却已经换成“光明的尽头是隧道？”句末的感叹号变成问话符号了。
这场“雪崩”，确实使我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外加一些困惑和一点忧伤。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力疾写了题名为《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这篇政论非政论、回忆录非回忆录的文章。我喜欢它，我身边的人也喜欢它，虽则略嫌它带着几分伤感，甚至还有若干捉摸不定的情绪。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时，我故意署上一个解放前用过的笔名，我想藉此试探有没有同时代人怀着类似的心态。果然好几个熟人打电话来，探问作者是谁，同时也约略表示他们的心情也有相近之处。最使我激动的是，某夜，我接到旅居西欧的年轻女友打来长长的电话，她说她喜欢这文章，她说她猜测一定是我写的，她说她了解我，她断定文章表达的就是我的真实心境；她又说她周围的年青朋友也有如此的心情，这文章正好道出了他们那一群知识者的心声。
我，作为文章的作者，听到这样几句真诚的话，自然很高兴；但也不免惶惑：难道人们的心情真是这样的吗？真该是这样的吗？
我接着写下另外几篇忆旧文字。边写边想，于是又有了在《读书》杂志连载的《黄昏人语》三十一则。这是一九九四年的事。
这一年，我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心境变得很不平静，对往事已不再有那么浓厚的兴趣，这类文章也少写了。只是为了抚平自己的心境，我着手把那几年发表的怀旧文字汇编成册，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版的机会；而在那里工作的年青挚友林道群君，居然赞同我的奇想，出书时就用我所喜欢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作书名。这个古怪的其长无比的十八个字书名，就这样与读者见面了。书未能发行到内地，可是在香港和海外却引来不少评介文字。我感谢这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评论家和读者，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和希望，他们的激励增加了我继续前行的不少勇气。
九十年代结束了，二十世纪也就成了历史。怀旧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了，但是已经发生过的往事，却不能从脑海中抹去。我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旧时代找到了历史的归宿，而新时代正展开翅膀腾飞。自然，一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在一个场地停止了试验，而这个试验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雷电，一旦中止，仿佛眼前一切都不见了，消失了，归于一片静寂了。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世纪之初，“震撼世界的十日”开始的壮丽事业，到世纪将尽之时，却忽然烟消云散，上演了震撼世界的“雪崩”。我们这一代人，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憧憬着这所谓人类“未来的希望”，如今亲眼目睹这场雪崩，不能不心情沉重。但是人——真正的人——是坚强的，顽强的，甚至是顽固的，特别是老人。因为他们看到过数不尽的沧桑，经历过个人力量阻挡不住的世变，确信理想在未来的世纪中必定会实现。他们深知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西方不亮东方亮”。信念是不会消失的，理想是不会湮灭的。理想是种子，埋在地下，到了春天就会发芽。而诚实的人相信，春天会有的，春天一定会来的。
雪崩当年，海外有记者采访我，我说过，“幽灵”在欧洲徘徊，徘徊了不止一百年，这才落地生根，如今“幽灵”飞走了。可是“幽灵”难道不会在别的地方，换上新的装束出现吗？
就这样，雪崩给我们带来一阵惆怅，但是信念驱散了惆怅的浓雾，当惆怅的时代让位给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的时候，需要勇敢地面对历史，需要自己更需要后来人勇敢地揭开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让这部小书重新问世的缘由。
我这书不是回忆录。我不写回忆录，我不会写回忆录，因为我的一生平淡无奇，没有做过什么值得回味的大事，不值得写回忆录。我这一辈子只同书打交道，我记下的只是跟书以及由书及人有关的实事和断想。所以新版刊行时，我宁愿采用原来那十八个字的长长书名，而舍弃了原来的副标题《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这个诱人的题目留给书中的一辑文章，即那六篇《不是什么的什么》的纪事作总名。
新版的内容与海外版完全一样，只不过改正了若干笔误和排误，又在校阅时把文章分成三辑，每辑分别加上《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隧道的尽头是……》和《黄昏人语》作总题。书中数目字的写法，也一仍其旧，即用方块字而不用阿拉伯字。请读者和书刊检查者不要责怪出版社，因为这并非编校不慎，而是作者认为在文字和符号表达方式上有权使用自己独特的规则，尤其是语言学者有冲破某种世俗习惯的学术自由。
陈原
二○○○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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