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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文章要有气势，一上来就要不同凡响。”
“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是我做学问的箴言，也是我给每一届博士生所上第一课的内容。以上三句话实际上包含着三重意思。其一是学术研究上的创新意识；其二是学术研究中的宏观把握；其三是学术研究中的微观分析。同时，这也是我评判每一篇博士论文能否通过、优劣与否的一把尺度。
五年前，我的弟子张礼恒在选择“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我就告诉他，该课题的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伍廷芳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他是一个生在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有着非常之功的人。他同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相似相近之处。剖析伍廷芳的思想与行动，既可展现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又可透视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诸种择取心态，从而实现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角色、功能定位。同时我还告诉他，该课题的研究难度极大。伍廷芳的经历太复杂。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内政外交活动几乎都有他异常活跃的身影，研究他等于在研究整部中国近代史。如何能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透过其复杂的经历，准确地把握他，恰如其分地评价他，难度可想而知。值得欣慰的是，张礼恒博士以其山东人特有的那种吃苦耐劳的韧劲，硬是啃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当初我在审阅这篇论文时，就认为基本上达到了我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后来各位通讯评委和答辩委员也给了与我相同的评价：“这是一篇富有创新意义和填补史学空白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张礼恒博士的论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作为他的博士导师自然是十分高兴的。在此谨就这部书稿谈三点看法。
首先，本书视野开阔，蹊径独辟。新航路的开辟，结束了诸民族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历史，全球开始呈现出一体化的端倪。世界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1840年的鸦片战争，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循环圈内。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近代历史双向互动的发展流向。以往中外史学界在论及此种趋向时，多从单一的方向即从东方到西方的角度探寻中国被动地学习西方的历程。其实这种思维视角存有极大的缺憾。它并不能涵盖中国近代社会的全部历史。中国走向世界固然是从被动中开始的，但也更应该看到，中国走向世界是在自觉中进行的。礼恒在该书中，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理论预设，以从西方到东方为整体框架，以东西文明的碰撞、融汇为背景，以伍廷芳这个有着特殊经历的文化边缘人为主线，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传播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知识，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近80年的中国近代史，充分展现了伍廷芳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外交活动、法制建设、铁路建设、文明构想等内容，揭示了他与时俱进的性格特征：以离异传统文化始，以高扬传统文化止，但其离异与高扬既非严复式的，又非孙中山式的，更非辜鸿铭式的，而是以西洋文明作为参照系，以合乎人类社会演进的趋势为旨归，撷采东西方文明的精华，融合铸造一种更具生命力的新文明。表现在政治理念上即是主张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在多边力的选择中，创建一个崇尚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正是由于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作者正确地提出，伍廷芳虽有几十年的洋务生涯，但不能称其为洋务派；虽在经历上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其中西文明观却与辜鸿铭迥然不同；虽也向往、孜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但在实践手段上却同孙中山革命党人存有歧异。总之，这种宏大理论建构下的个案研究，是“由博而约”的写真，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次，本书创新而不越规范。本书既恪守史学论著的写作程式，又流溢着浓浓的创新意识。如作者在对伍廷芳与容闳进行比较研究时指出，前者的悲剧色彩远远重于后者，原因就在于生活的时代不同，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格上的歧异。这是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又如作者详细梳理了伍廷芳中西文明观的形成、内涵，并在该问题上同辜鸿铭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科学性多于情绪性、开放性多于封闭性、兼容性多于排拒性是其中西文明观的基本特色。这些观点在史学界还是首次提出。在探讨伍廷芳在清末新政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实践时，作者的论述抓住要害，分析深刻而有创造性。在“宋案”、“姚案”处理中的抗争与受挫，作者认为标志着伍廷芳这个典型的法律至上论者在近代中国的最终失败。文章立论公允，极具说服力。
再者，本书史料丰富，考订细致。尽管不能穷尽资料，但能否做到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这是衡量一本史学论著优劣与否的重要指标。张礼恒博土是一个勤奋、踏实的人。该书尽管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就，但实际上是其十余年来史学研究的结晶。作者为研究该课题作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找寻史料的足迹蜿蜒于北京、天津、南京、济南、上海等城市。由于有翔实的史料作基础，作者才能够对有关史料进行细致的分析、考订，并由此得出了若干新观点，推翻了一些长存于史学界的臆测性结论。如关于伍廷芳的出生日期问题、伍廷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同学问题等，作者都得出了与前人不同且令人信服的结论，体现了一位年轻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于立志终生为学的人而言，一个课题的完成宛如取得了一场战争中一次战役的胜利，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堡垒需要去攻克。我期望着在不久的将来读到张礼恒博士的新作。是为序。
夏东元
2001年12月序于沪上临渊斋
“文章要有气势，一上来就要不同凡响。”
“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是我做学问的箴言，也是我给每一届博士生所上第一课的内容。以上三句话实际上包含着三重意思。其一是学术研究上的创新意识；其二是学术研究中的宏观把握；其三是学术研究中的微观分析。同时，这也是我评判每一篇博士论文能否通过、优劣与否的一把尺度。
五年前，我的弟子张礼恒在选择“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我就告诉他，该课题的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伍廷芳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他是一个生在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有着非常之功的人。他同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相似相近之处。剖析伍廷芳的思想与行动，既可展现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又可透视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诸种择取心态，从而实现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角色、功能定位。同时我还告诉他，该课题的研究难度极大。伍廷芳的经历太复杂。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内政外交活动几乎都有他异常活跃的身影，研究他等于在研究整部中国近代史。如何能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透过其复杂的经历，准确地把握他，恰如其分地评价他，难度可想而知。值得欣慰的是，张礼恒博士以其山东人特有的那种吃苦耐劳的韧劲，硬是啃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当初我在审阅这篇论文时，就认为基本上达到了我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后来各位通讯评委和答辩委员也给了与我相同的评价：“这是一篇富有创新意义和填补史学空白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张礼恒博士的论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作为他的博士导师自然是十分高兴的。在此谨就这部书稿谈三点看法。
首先，本书视野开阔，蹊径独辟。新航路的开辟，结束了诸民族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历史，全球开始呈现出一体化的端倪。世界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1840年的鸦片战争，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循环圈内。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近代历史双向互动的发展流向。以往中外史学界在论及此种趋向时，多从单一的方向即从东方到西方的角度探寻中国被动地学习西方的历程。其实这种思维视角存有极大的缺憾。它并不能涵盖中国近代社会的全部历史。中国走向世界固然是从被动中开始的，但也更应该看到，中国走向世界是在自觉中进行的。礼恒在该书中，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理论预设，以从西方到东方为整体框架，以东西文明的碰撞、融汇为背景，以伍廷芳这个有着特殊经历的文化边缘人为主线，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传播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知识，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近80年的中国近代史，充分展现了伍廷芳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外交活动、法制建设、铁路建设、文明构想等内容，揭示了他与时俱进的性格特征：以离异传统文化始，以高扬传统文化止，但其离异与高扬既非严复式的，又非孙中山式的，更非辜鸿铭式的，而是以西洋文明作为参照系，以合乎人类社会演进的趋势为旨归，撷采东西方文明的精华，融合铸造一种更具生命力的新文明。表现在政治理念上即是主张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在多边力的选择中，创建一个崇尚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正是由于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作者正确地提出，伍廷芳虽有几十年的洋务生涯，但不能称其为洋务派；虽在经历上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其中西文明观却与辜鸿铭迥然不同；虽也向往、孜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但在实践手段上却同孙中山革命党人存有歧异。总之，这种宏大理论建构下的个案研究，是“由博而约”的写真，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次，本书创新而不越规范。本书既恪守史学论著的写作程式，又流溢着浓浓的创新意识。如作者在对伍廷芳与容闳进行比较研究时指出，前者的悲剧色彩远远重于后者，原因就在于生活的时代不同，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格上的歧异。这是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又如作者详细梳理了伍廷芳中西文明观的形成、内涵，并在该问题上同辜鸿铭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科学性多于情绪性、开放性多于封闭性、兼容性多于排拒性是其中西文明观的基本特色。这些观点在史学界还是首次提出。在探讨伍廷芳在清末新政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实践时，作者的论述抓住要害，分析深刻而有创造性。在“宋案”、“姚案”处理中的抗争与受挫，作者认为标志着伍廷芳这个典型的法律至上论者在近代中国的最终失败。文章立论公允，极具说服力。
再者，本书史料丰富，考订细致。尽管不能穷尽资料，但能否做到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这是衡量一本史学论著优劣与否的重要指标。张礼恒博土是一个勤奋、踏实的人。该书尽管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就，但实际上是其十余年来史学研究的结晶。作者为研究该课题作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找寻史料的足迹蜿蜒于北京、天津、南京、济南、上海等城市。由于有翔实的史料作基础，作者才能够对有关史料进行细致的分析、考订，并由此得出了若干新观点，推翻了一些长存于史学界的臆测性结论。如关于伍廷芳的出生日期问题、伍廷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同学问题等，作者都得出了与前人不同且令人信服的结论，体现了一位年轻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于立志终生为学的人而言，一个课题的完成宛如取得了一场战争中一次战役的胜利，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堡垒需要去攻克。我期望着在不久的将来读到张礼恒博士的新作。是为序。
夏东元
2001年12月序于沪上临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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