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青年史（上下卷） 平装新史学译丛

一幅广阔而富有质感的青春图景，对青年的全景式记录

 

 

这部西方年轻人的历史，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和家族史文献贡献了许多见解。

——大卫•瓦格纳（David Wagner），《华盛顿书评》

这本书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呈现出从古希腊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都孜孜以求于将年轻人纳入城邦或国家的意识形态。

——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观察家报》

 

所谓青年，不仅指向年龄，更多是一个社会和文化概念。

时代塑造青年，青年亦雕刻时代。青年群体身上有着强烈的代表性。一个工业革命时期的青年工人与一个古希腊青年或中世纪贵族青年各自呈现了怎样的时代风貌？

这部书选取各历史时段（从希腊罗马、中世纪到现当代）的青年形象进行研究和阐释，揭示和强调青年的“过渡性”特征，认为这是青年具有象征意义的原因所在，并解读青年在历史中的地位。

 

乔瓦尼•莱维，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欧洲微观历史学派的代表，与卡洛•金茨堡一起创办了《微观历史学》杂志。
让-克劳德•施密特，杰出的法国中世纪学家，师从勒高夫。
译者简介：
张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古典学教研室主任。专长西方古典文献学研究。
申华明，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法语教师，2010年硕士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法语专业。现北外法语系博士在读。翻译出版作品十几部如《西方儿童史》《莫泊桑传》《档案之魅》等。

全书主要以时间为序叙述，并选取各历史时段中有代表性的地域或国家中的青年形象进行研究和阐释。

上卷涉及希腊、罗马及中世纪青年，下卷则全景式叙述了现代欧洲各国如法、德、意大利等国的青年人生活状态的真实面貌。

下卷聚焦于现当代，内容具体包括，全景式叙述了近代欧洲各国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青年人生活状态的真实面貌，包括城乡劳动对青年成长的帮助、法西斯主义对青年思想的塑造、学校教育对青年行为的影响等。

上卷
希腊城邦中的青年形象
罗马青年
欧洲犹太青年的世界（1300-1800年）
骑士风度与典雅
一朵恶之花？——中世纪意大利青年
青年的象征
守护混乱的卫士——近代初期青年的文化习俗
17世纪贵族青年的自由选择
下卷
现代时期的青年形象
军事考验
农村的“青年生活”
青年工人：从作坊到工厂
学校里的年轻人
青年反叛者与革命者（1789-1917）
视觉形象中的青年神话
“为思想而战的战士”
以青年隐喻社会变革

青年作为成年之前的一个社会化阶段，其自身集中了“短暂惯习”的“过渡”期（阿诺德·冯·格耐普语）或“边缘”期（人类学家维克多·特奈语)——事实上，在最初分离阶段和最终统一阶段之间构成了惯习的核心——的诸多方面。从童年到成年，有益于这些惯习的东西亦有益于个体社会化的整个进程。在社会与文化生活各领域的内部，青年的“过渡”惯习在其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优先研究的对象，人们每每要追寻其特殊的连续性。譬如，在天主教传统中，他们是如何从初领圣体到按手礼的；在公民生活中，他们是如何从服兵役到拥有公民权、民事及刑事责任、依法婚嫁的可能性、工会或政治活动的……青年由此被不同惯习的更迭所塑造，反映出青年一步步完善的进程，进而保证了成年角色的逐渐确立。

在个体范围内，青年时代亦被视为对每个人的形成与变化、身心的成熟以及最后融入其同类中间的重要时期。在这一点上，青年时代是一个伴随着诸多成功与失败的时代，是一个尝试多而不计后果、有着强烈而多变使命、有着“寻求”（中世纪骑士般的寻求)、见习（专业上的、军事上的、情感上的）的时代。这是稍纵即逝的瞬间与脆弱的年代，伴随其间的是授予年轻骑士称号与盔甲的仪式、初学修士入会修道典礼、对未来士兵征兵的体检或对男女新生的捉弄。危机时刻，不论对于个人或集体，青年同时也是激情勃发的主体：在反叛与革命中青年难道不是站在第一线吗？

青年身上同样集中了强烈的代表性，他们在自我思考与构想的同时，对整个社会也进行着思考与构想。他们的这些形象是象征体系对抗中最为主要的方面之一。社会铸就了青年的观念，赋予他们性格和角色，试图把规则与标准强加给他们，并带着恐惧观察青年在变化时期所具有的萌芽与分化，观察所有以冲突与反抗为前提的社会一体化与再现。除了对最权威的生物分类学（对人生的年龄的划分，政治上的成年或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考虑外，人们在更加模糊的——但也许是更加有启发性的——描述方面，对青年的社会角色进行反思，其中一些是肯定的（当他们被誉为民族的栋梁时），另一些则是否定的（当对青年过分的敌意使人们把他们看成混乱和不正常的根源时)。然而，这些象征性的外延在青年“政治”中起着有效的作用——有时是在不相容的愿望中，有时相反是在社会控制的作用中（某些社会正是由于青年的“混合性”才认识到此种作用)；此种外延使青年成为法官与监察官，即社会行为人之间、共同体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调停者，并赋予他们权利整伤社会与风化的无序，消弭不绝于耳的讥讽或狂欢节的惯习。但是，社会有时也期待着青年——无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差的——去打破阶级或家庭的团结，并成为带来集体复兴的人，这种复兴出现在社会僵化之后：如受神灵启示团体的——上帝恩赐的或神秘的——代言人与旗手，年轻的圣徒们（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或卡米扎尔战争中反对神父与金钱腐蚀的年轻先知们。但同样是这些人，在他地或他时，可能也会屈服于神意主使的诱惑，由其来体现他们所梦想的新秩序……

正是青年时代及年轻人这种巨大的两重性，在此处与彼处，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对更加稳定的法定身份的追求，导致了对年龄界限以及与之相关的责任与义务的确定。领土大国的发展，一体化与社会调节的努力，生产、政治、教育以及军事上的需要，凡此种种——在不断延长、不断制度化的学制方面，在服役或权利方面——逐渐勾勒出社会机制与控制机制的形式。

最后，应当反思的是青年是如何看待自己和自己身边社会的。与对历史毫无发言权的儿童相反，从前以及不久以前的很多年轻人所谈、所写的很多是自己的状况。对历史学家来说。如何捕捉到这种个体与集体的认同感以及对团结的依恋（团结可使青年成为——在历史上的若干时段中——通常是被组织起来的、在政治上活跃并自治的社会群体）呢？与这些个体的情形——自传的证据——相反，人们可发现他们自治的要求或反叛的意识，此种意识同时有助于在反对成人世界过程中、在源于家庭或文化环境的社会标准新的转化中确立个性。人们甚至还可以审慎第在历史心理学艰难的道路上求新，但却不能求助于（一如所应该的那样）精神分析法，一种历史学家们远未结束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