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序 言</FONT>
毒品是困扰着当今世界的幽灵吗？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总会像下面一样出现在读报提要中：
毒品案件使社会震惊。有位一流科学家怎样利用牛津大学的实验室，来制造使人精神不正常的非法毒品，而不是救生的药品，他的这一哄动一时的事件震惊了制药界。
《剑桥晚间新闻》，1993年11月27日
氟西汀是90年代的“特效药”，是一种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抗抑郁剂……每种成功的药品都引起争论，但没有一种甚过氟西汀。批评者担心，它可能预示着一个由药物学引起的、令人烦恼的社会控制时代的斗争，正如安东尼•伯吉斯在他的小说《自动人奥兰治》中预想的那样。这似乎有些极端，但氟西汀现在不仅被宣布为抗抑郁剂，而且还被用来治疗人的各种精神失调。与此同时，它引起了那些声称使用此药效果很糟的人们提出的大量诉讼。
《卫报》，1994年2月4日
我们每年为小病小痛来买无医生处方的药物花费10亿美元。但它们是否确实对我们有所裨益？
《卫报》，1994年2月8日
大量售出的毒品可能已在英国杀死了数以百计的人。
《星期日时报》，1994年2月27日
毒品既属于自然，又属于社会，因而具有各种相互影响的不同方面，而不单单是历史方面。关于毒品历史的主要方面和各阶段情况，论著很多，但正如本书表明的，主题是它的发展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了解当前的毒品，对阐明其以前的历史极其重要。同样，研究毒品历史对理解我们时代的毒品使用和滥用问题也非常重要。当然，无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今天的状况都无法与过去的相比：
在药品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大约主要有300种药品，其名称是希腊语、拉丁语、汉语或其他古代语言。直到19世纪，关于使用药品和抵制改变天然药品的产品，出现了明显的一致性。一个18世纪医生的典型药箱，与一个13世纪医生的药箱并无很大区别，除了中世纪的医生不会有来自新大陆的药品，例如秘鲁香脂、菝葜和烟草……这些东西在以植物的一部分闻名时，在医学和化学使化合物分离出来之前很久，就被民间医学发现其医学用途。
对比之下，在另一个意义上说，许多药品对现时代来说又是“新”的。到1979年为止，美国最经常开的处方二十五种单一成分药品的80％是1950年之后被采用的。其中一半是1960年以后被采用的。
众所周知，鸦片在毒品历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在论文集得到多方面的反映。安德烈亚斯-霍尔格•梅赫勒指出，正是18世纪的鸦片实验，有力地促进了药物学和生理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它分别导致了对毒品作用的方式和部位的新认识：通过神经直接起作用的观点，让位于通过血液循环系统吸收后传递的观点。再者，它有助于区分“感受性”概念和“应激性”概念，为近代神经生理学的发展和肌肉挛缩的研究有效地奠定了基础。
举另一个较早时代的例子。约翰•斯卡伯勒指出，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因深知鸦片过量所带来的危险，医生和病人都非常谨慎地使用鸦片。他因而得出结论：“也许我们永远应该根据主导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舆论来解释‘吸毒成瘾问题’”。
当论点已经形成时，就产生了关于造成毒品具体观念的社会类型问题，关于毒品的政策问题，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在各时期又是如何实行和改变的？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主要集中在特定时期和典型事例上，剖析围绕毒品的争论和讨论。这些构成了贯穿全书的线索。
本书还揭示，“毒品”问题由来已久——毒品(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的地位通常是争论不休的。医学科学试图弄清这种特效物质(对生理的、精神的和病理的)特性。用户、医生、公众舆论和政府都参与到区分恰当使用和准许使用之中，这些过程往往导致激烈的冲突。关于使用和滥用的界线(个人、医务工作者和制药公司，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开发、制造和销售这些东西，因而在其中有着广泛的金融利益)，争论异常激烈。“供替代的”药物就是设法开发更柔和的、更天然的毒品。显然，这些问题今天仍未得到解决，因为一些有害和极易上瘾的东西(如酒、烟)仍旧自由地可以获得，一些凭着医生处方买到，而其他的则是非法购得的，是国际走私贸易的对象和“反毒战争”的打击目标。
这本历史论文集强调指出，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毒品领域的科技发展是不可阻止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问题是如何迎接像氟西汀这样产品的挑战。正如戴维•罗思曼(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医学和历史学教授)所说的，人们对事件严重性的认识日益增强，而问题的解决要求社会的全面改革：
今天我们刚听说氟西汀，明天我们将听到一种新的激素，而后天将听到一种新的基因控制。我能设想严格的规则和程序，但我极难想象它们付诸实施和受到重视。我们需要极不相同的病人和医生，而且我们必须是一个很不相同的种类的社会。
毒品是困扰着当今世界的幽灵吗？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总会像下面一样出现在读报提要中：
毒品案件使社会震惊。有位一流科学家怎样利用牛津大学的实验室，来制造使人精神不正常的非法毒品，而不是救生的药品，他的这一哄动一时的事件震惊了制药界。
《剑桥晚间新闻》，1993年11月27日
氟西汀是90年代的“特效药”，是一种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抗抑郁剂……每种成功的药品都引起争论，但没有一种甚过氟西汀。批评者担心，它可能预示着一个由药物学引起的、令人烦恼的社会控制时代的斗争，正如安东尼•伯吉斯在他的小说《自动人奥兰治》中预想的那样。这似乎有些极端，但氟西汀现在不仅被宣布为抗抑郁剂，而且还被用来治疗人的各种精神失调。与此同时，它引起了那些声称使用此药效果很糟的人们提出的大量诉讼。
《卫报》，1994年2月4日
我们每年为小病小痛来买无医生处方的药物花费10亿美元。但它们是否确实对我们有所裨益？
《卫报》，1994年2月8日
大量售出的毒品可能已在英国杀死了数以百计的人。
《星期日时报》，1994年2月27日
毒品既属于自然，又属于社会，因而具有各种相互影响的不同方面，而不单单是历史方面。关于毒品历史的主要方面和各阶段情况，论著很多，但正如本书表明的，主题是它的发展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了解当前的毒品，对阐明其以前的历史极其重要。同样，研究毒品历史对理解我们时代的毒品使用和滥用问题也非常重要。当然，无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今天的状况都无法与过去的相比：
在药品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大约主要有300种药品，其名称是希腊语、拉丁语、汉语或其他古代语言。直到19世纪，关于使用药品和抵制改变天然药品的产品，出现了明显的一致性。一个18世纪医生的典型药箱，与一个13世纪医生的药箱并无很大区别，除了中世纪的医生不会有来自新大陆的药品，例如秘鲁香脂、菝葜和烟草……这些东西在以植物的一部分闻名时，在医学和化学使化合物分离出来之前很久，就被民间医学发现其医学用途。
对比之下，在另一个意义上说，许多药品对现时代来说又是“新”的。到1979年为止，美国最经常开的处方二十五种单一成分药品的80％是1950年之后被采用的。其中一半是1960年以后被采用的。
众所周知，鸦片在毒品历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在论文集得到多方面的反映。安德烈亚斯-霍尔格•梅赫勒指出，正是18世纪的鸦片实验，有力地促进了药物学和生理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它分别导致了对毒品作用的方式和部位的新认识：通过神经直接起作用的观点，让位于通过血液循环系统吸收后传递的观点。再者，它有助于区分“感受性”概念和“应激性”概念，为近代神经生理学的发展和肌肉挛缩的研究有效地奠定了基础。
举另一个较早时代的例子。约翰•斯卡伯勒指出，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因深知鸦片过量所带来的危险，医生和病人都非常谨慎地使用鸦片。他因而得出结论：“也许我们永远应该根据主导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舆论来解释‘吸毒成瘾问题’”。
当论点已经形成时，就产生了关于造成毒品具体观念的社会类型问题，关于毒品的政策问题，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在各时期又是如何实行和改变的？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主要集中在特定时期和典型事例上，剖析围绕毒品的争论和讨论。这些构成了贯穿全书的线索。
本书还揭示，“毒品”问题由来已久——毒品(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的地位通常是争论不休的。医学科学试图弄清这种特效物质(对生理的、精神的和病理的)特性。用户、医生、公众舆论和政府都参与到区分恰当使用和准许使用之中，这些过程往往导致激烈的冲突。关于使用和滥用的界线(个人、医务工作者和制药公司，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开发、制造和销售这些东西，因而在其中有着广泛的金融利益)，争论异常激烈。“供替代的”药物就是设法开发更柔和的、更天然的毒品。显然，这些问题今天仍未得到解决，因为一些有害和极易上瘾的东西(如酒、烟)仍旧自由地可以获得，一些凭着医生处方买到，而其他的则是非法购得的，是国际走私贸易的对象和“反毒战争”的打击目标。
这本历史论文集强调指出，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毒品领域的科技发展是不可阻止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问题是如何迎接像氟西汀这样产品的挑战。正如戴维•罗思曼(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医学和历史学教授)所说的，人们对事件严重性的认识日益增强，而问题的解决要求社会的全面改革：
今天我们刚听说氟西汀，明天我们将听到一种新的激素，而后天将听到一种新的基因控制。我能设想严格的规则和程序，但我极难想象它们付诸实施和受到重视。我们需要极不相同的病人和医生，而且我们必须是一个很不相同的种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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