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STRONG><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FONT></STRONG>

<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3>　　　　　　　　 　　编　选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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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创建(1985)以来，在努力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作为研究机构，更重视推动日本学研究的发展。此次出版的“译丛”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中心社会研究室一直从事日本社会的研究，也不断跟踪了日本的社会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把该领域日本的代表性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具有很大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因而策划和准备了此次共10册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在策划之中，以研究室成员为中心，组织了课题组，和中日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并选定了合适的原著，委托了合适的译者。

　　过去，关于近现代日本社会的日本人的著作也有过介绍，但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也不系统。鉴于这种情况，课题组着眼于大量的最新成果，同时更从建设“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这个根本的原则出发，进行了选编。最终本译丛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著作：1，社会学一般理论。2，日本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分析。3，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特质。

　　选择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学领域从理论到现状分析，非常广泛和多重，应该参考的著述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在奉行上述方针原则时深信，我们所选的和现代日本社会分析以及日本的社会学研究理论探索相关的这些著作，每一本都是重要的文献和研究素材。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中日双方也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日本论和中国论的交流。但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日本人的学术著作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被直接利用还是很少的。从这一点看，作为日本人对日本社会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理解，该套译丛的出版，必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衷心期待，本译丛不仅为日本学研究者和有志青年学生所利用，也为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所接受，在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上得到利用。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本丛书顾问

　　　　　　　　　　　　　　　　　　　　野村浩一(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

　　　　　　　　　　　　　　　　　　　　　　　　　　　　2002年8月10日

<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STRONG>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总序

</STRONG></FONT>

　　翻译、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故。

　　一个是社会学研究本身的缘故。

　　社会学诞生于近代的欧洲，在我国是一种“舶来”的学问。自70年代末社会学得以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大量学习和引进了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但对邻国日本的社会学很少进行系统的了解。日本和我国同处亚洲的东方，又同属蒙古人种。由于这种地缘和人缘的因素，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可以直接给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作用的。实际上，日本社会学者在运用社会学原理探索日本东方式社会结构方面是作出了很大成就的。在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上，50年代就出现了福武直和有贺喜左卫门等杰出学者。近年来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论为代表，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学习、借鉴日本社会学的这些新成果，无疑对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举措，这正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另一个是日本社会研究的缘故。

　　日本是我国的一个发达的邻国，日本的发展进程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可以说主要出于对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异族的文化人类学式的兴趣，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图通过日本的崛起验证东方文化对抗西方文化能力的文化比较，现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虽然还延续着近代的动力，但随着现实需要增长和学问的发展，开始步入了全方位的学术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变化过程去理解日本社会现象和日本文化特征，已经被人们当作了认识、理解日本的基本途径。要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当然首先应该参考日本学者对自己社会的研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奇怪，我们更了解其他外国人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自己的《日本国志》（黄遵宪）、《日本论》（戴季陶）等等，几乎全是日本研究者必定读过的，而日本人对自己社会的研究我们知之甚少。其实，战前姑且不论，战后日本的社会自我研究是有了很大发展的，除了已经介绍到我国来的《依赖心理的结构》（土居健郎）和《纵式社会》（中根千枝）等名著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著作不断问世。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可以说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引起社会反响的研究力作。如果能够及时地把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对我们认识日本社会也同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出于上述缘故，我们有幸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协助和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和商务印书馆合作，隆重推出《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这项大型的学术工程，争取把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学领域出版的主要最新学术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鉴于人力物力的限制，首先翻译介绍10种日本社会学名著。这些著作的选定，反复征求了日本社会学专家的意见，入选的基本都是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在日本学术界均有很好的定评，甚至是学术畅销书。在类别上也涉及了社会学的多个分枝，如社会学理论、家庭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经济研究、性差研究、城市研究等等。虽然10本书不足以全面网罗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成果，但也大致可以反映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学术进展。

　　担任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学术顾问的分别是日本著名学者、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主任教授野村浩一先生和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李强先生。担任译丛翻译的译者，都是曾毕业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课程的研究生，他们大都已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课程。

　　我们相信，这一批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不仅可以直接帮助我国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对我国本国社会学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周维宏


<FONT face=宋体><FONT size=3>　　　　　　　　　　　　</FONT><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STRONG>中文版序</STRONG></FONT></FONT>


<FONT size=2><FONT face=宋体>　　《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讲谈社，1990)是我的主要著作之一，此次由李国庆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刘畅女士(人民日报社国际部编辑)译成中文，这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喜悦。

　　在这本书出版的1990年，东亚的“四小龙”特别是台湾和香港引人注目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走上正轨，在其影响和邓小平政权的现代化路线指导下，中国的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正在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相比之下，当时的日本正处于80年代后半期经济景气过热的最终阶段，此后不久泡沫经济破灭，日本进入了直到今天还未能从中摆脱出来的“平成萧条”。本书末尾部分的一段叙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状况，而对90年代以后的事情本书当然没有论及。

　　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被打上了时间烙印，对历史事实加以分析的著作也都无法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陈旧。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本书并非历史学的书，而是社会学的书，因此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讲述各种历史事实，而在于从“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理论”的观点对其加以分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虽然本书直接叙述的仅仅是发生在日本的事情，但是本书所分析的从日本现代化的各种历史事实中抽取出的理论性结论将对今后要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各国给予重要启示。因此，本书虽然是在十年前写下的，但我确信，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仍然完全值得一读。

　　1990年这一年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解体，冷战体制终结的一年。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21世纪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而是“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诸社会”与“处于实现现代化途中的诸社会”这两大集团之间相互对立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创造出了“后现代化”一词，但正如我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写到的，我对“后现代”一词持批评态度。按照我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已经终结是完全错误的，“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诸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而“处于实现现代化途中的诸社会”则需要“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我想，“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的含义是，由于现代化制造出了环境问题和老龄化社会问题，因此，如果借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需要“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阶段。日本晚于西方走上现代化道路，经过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加入了“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诸社会”的行列，由于同时开始面临环境问题和老龄化社会问题，70年代以后进入了需要“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中国一方面还处于需要“传统社会的现代化”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开始面临环境问题和老龄化社会问题，也进入了需要“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课题在这一意义上是双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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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顺序，这里我要讲述我与中国的关系。1984年夏初，我接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是未曾相识的苏驼教授用英文写成的，信中希望我在天津的南开大学研究生院集中讲授两个月左右的经济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曾经遭受长期的禁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社会学重新恢复，南开大学成为基地，而希望成为社会学恢复的承担者的研究生从全国各地涌来，热情极其高昂。苏驼教授在信中还写到，由我编著的《经济社会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已经由南开大学出版，研究生们正在研读这部书。不久，我接到了译者之一、南开大学李文光教授的用词谦恭的日文信。

　　同年11月，我首次到访天津。此后我共4次到南开大学集中授课，也去了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但是我至今难以忘记与南开大学研究生们最初的会面。当我到达南开大学后，他们马上到坐落在校内的专家楼来访问我。其中的杨继明君(现为深圳的企业干部)这样开口向我讲到：“向大学要求邀请先生来讲课的就是我们。我们想听先生讲的是，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了，而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先生如何分析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我被这一直抵核心的问题设定深深地打动了。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设问，但要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苏驼先生要我讲的是经济社会学，那就让我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试着依次来回答这一问题吧!”

　　杨继明君用英文问这些问题，我也是用英文回答的。但是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中有懂日文的庞鸣君(现在中国国务院市场公司)和严立贤君(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外懂中文的东京大学研究生园田茂人君(现为中央大学教授)与我随行，他们也参加了这些交谈。我把这些问答看作我的中国体验的原型。因此，虽然我不会讲中文，但并没有为与他们的交往感到困惑。我用日文讲课，丁爱菊(南开大学教授的夫人)把它细致地翻成中文，研究生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听得非常热心，并把我所讲的一句不落地做了笔记。当时听我讲课的研究生有30人左右，他们当中很多人现在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名牌大学作教授，或成为政府以及企业的要人。

　　后面将要讲到，这部《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是以德国图宾根大学的讲义为蓝本写成的，而1984年南开大学的讲义没有直接出版。这是由于我的经济社会学的构思在当时还没有非常成熟。我的经济社会学以后在发展南开大学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了《经济与组织的社会学理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我1965年以《社会变迁理论》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东京大学)，又以《经济与组织的社会学理论》获得了经济学博土(京都大学)学位。此外，本书《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的姊妹篇、同样由讲谈社学术文库出版的《现代化理论》(讲谈社，1996)是以南开大学第二次讲义(1987)为蓝本的，担任第二次讲义翻译的是研究生之一的董兴华君，董君现在已经晋升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级的高位。通过以上的叙述我想强调的是，《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理论》都是以南开大学的上述原始体验的印象为基础写成的。

　　与本书的译者之一李国庆君的初会是我从南开大学讲学回到日本不久的1986年。北京开设了日本学研究中心，我的好友、庆应义塾大学的十时严周教授是该中心的协力委员。李君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硕士课程期间作为研究生到东京大学留学，接受我的指导。李君的日文能力当时就已经达到第一级的水平，令我十分惊叹。

　　1989年我应德国图宾根大学日本学科的邀请，讲授后来成为本书的“日本的现代化”。我在德国期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圈解体，东德和西德实现了重新统一(Weidervereinigung)。我于1990年3月回国，1992年3月60岁上从东京大学退休，受聘为庆应义塾大学环境信息学部和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真是不可思议的缘分，李国庆君此时也再次来到日本，到庆应义塾大学长期留学，在十时严周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以日本的地区开发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我在庆应大学与李国庆君再次相逢，并参与李君的博士论文指导和审查。经十时严周教授的介绍，李君在日本长野县农村长期居住实地考察，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用日文完成了大部头的博士论文《日本农村的社会变迁》，通过了博士论文审查，李君在回国后出版了此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我在开头写到本书由李国庆君和刘畅女士译成中文，这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喜悦，这里面包含着我对从1986年以来与李君长期交往的回忆。十数年间李君励精治学，出色地成长为社会学专业研究者，并成为联结日本与中国的重要桥梁。回想起来，1986年我年值55岁，李君刚刚23岁。到了21世纪初年的现在，我已经70岁，李君也已经38岁了。但是38岁还很年轻。从李国庆君的来信得知，他正在从事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下面马上就要讲到，这是我在日本长期从事的研究题目之一。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民族众多，而且以共产主义为背景，因此与日本有非常大的不同，中国将来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研究成果，我将给予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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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该对本书《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讲谈社，1990)作些论述了。如上所述，本书是我的重要著作之一，是在我25年以前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社会变迁理论》(岩波书店，1965)的延伸。《社会变迁理论》是纯理论的研究，而《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是将“社会变迁理论”运用于日本的历史，对日本现代化的社会史加以分析的著作。

　　读者一定会对我的这两部著作为何相隔25年的岁月感到疑惑。之所以相隔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其间我必须从事多项研究。其中，我投入特别长的时间和庞大的精力从事的，就是由我担任研究项目负责人的以《日本的阶层结构》(富永健一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为题的大规模实证研究。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我专门到美国留学学习社会统计学和计算机，结识了聚集于国际社会学会(1SA)的“社会阶层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并在“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领域取得成果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许多专家。回国之后，以此为基础，组织日本年轻的研究人员，在1975年实施了全国性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调查，并与许多研究组成员一起，用计算机对大量的社会调查数据加以解析。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超过500页的编著《日本的阶层结构》。

　　对“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研究来说，这一经验可以说是一个弯路。但是通过这项调查，我加入到美国和欧洲的许许多多优秀的社会阶层研究专家的行列当中，我的视野开阔了。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之所以可以定位于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研究的一环，其理由在本书第11章有说明。在《日本的阶层结构》出版之后，我有幸于1981年和1989年到德国的波鸿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讲学，此外还于1984、1987、1989、1992年到中国讲学。这些经历对于训练自己将日本置身于国际视野中加以考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这一研究题目当然是直接针对日本的研究。但是，从《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视角仅仅从日本的研究中是得不到的。因为它和“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一样，已经成为研究者遍及世界各地的国际性研究领域，因此国际视野是不可缺少的。从《社会变迁理论》出版算起25年，这看上去的大弯路对我来说决不是毫无意义的路边野草，它给我带来了宝贵的经验积累。

　　和日本的许多社会学家一样，我的社会学研究是阅读用西洋文字写成的文献(当然有日译本的用译著阅读)，通过掌握西方现代思想而成的。我受到了来自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的重大影响。我在南开大学的讲义中，也出现了以韦伯和帕森斯为首的大量西方学者的名字，研究生们把我的现代化理论和经济社会学讲义称作“西方社会学”。但是我决没有把自己在南开大学的角色视为西方社会学的代言人。如果是西方社会学讲义，当然是让西方学者讲述为好。而我是日本人，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社会学，我所讲述的当然是“东方人看到的西方社会学”。读过本书开始部分就会知道，我的现代化理论是以“日本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日本的西方化?”这一设问开始的，对于这一问题，日本人中给予肯定回答的人不少，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是单纯的西方化”，这就是富永命题。

　　我在本书中，将现代化分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四个部分，认为战前日本的现代化在“经济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或产业革命上取得了成功，而西方的现代化中先行于产业革命的“宗教改革”(文化现代化)、“市民革命”(政治现代化)以及“家长制的解体”(社会现代化)并没有实现。我还主张，明治维新的口号是“王政复古”，而所谓王政复古就是使古代日本的天皇制超越700年的封建制得以复活，因此明治维新不是“现代化”而是“古代化”。现代化是对封建制加以否定，如果拿西方历史做个比喻的话，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对封建制的否定就是复活古代罗马帝国，而宗教改革、市民革命以及家长制的解体对实现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来说闻所未闻。必须讲，在这些方面，日本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大体上是不同的。

　　20世纪80年代，我借助许多人的翻译，到中国各地作讲演。在这些讲演之后被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大致是这样的：“日本先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是因为日本人不拘泥于传统观而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中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落伍了，请问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做?”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战前的日本自大久保利通的“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以来，把产业化作为国家目标加以追求，因而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领域，民主主义精神虽然经历了“大正民主”却没有顺利培育起来。在社会—文化现代化领域，家族共同社会和村落共同社会没有解体，一直是固守传统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中国听众的提问指的是战后的日本，战前日本决非“不拘泥于传统价值观而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在战后日本，战败推翻了战前的价值体系，战后改革和美国化得以深化，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价值。但是我认为战后日本的美国化有些过头。我认为今后的中国不应该搞过头的西方化。日本与美国和欧洲构成的三极结构的时代正在结束，21世纪将是美国、欧洲和中国构成的三极结构。在这一新的三极结构中，中国应该确立不同于西方的独自的社会—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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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我从庆应义塾大学二次退休，受聘于武藏工业大学新设立的环境信息学部。从庆应大学到武藏工业大学，算起来我已经在环境信息学部工作了10年。我逐渐对环境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并撰写了《环境与信息社会学》(日科技连出版社，1997)。我是从事现代化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环境是一个自然的归结。因为，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正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元凶。环境问题可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体系从自然体系获取的资源过头，另一个是社会体系的废弃物排放超过了自然体系的净化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否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日本在取得了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面对公害问题。后来，虽然企业产生的公害问题通过环境立法解决了，但是汽车的废气排放和二噁英之类的环境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途径。

　　中国的环境问题诸如北京的沙尘暴、长江的泥沙化、黄河的断流以及内蒙古的沙漠化等等，大多还是产业化初期的问题。但是在21世纪中期之前，中国随着产业化的高度发展，不仅会出现汽车的废气排放问题以及二噁英问题，而且还会面对超越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种种问题。我在10年前写下的《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还没有涉及环境问题。现在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在“自反性现代化”的问题意识之上。关于这一问题，我在最近撰写的《社会变迁中的福利国家》(中央公论社，2001)中做了阐述。如果本书成为中国读者从“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到“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再从“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到“自反性现代化”角度去思考的契机，将是我最大的喜悦。</FONT>


</FONT><FONT face=宋体 size=3><FONT size=2>　　　　　　　　　　　　　　　　　　　　　　　　　　富永健一

　　　　　　　　　　　　　　　　　　　　　　</FONT>　　2001年12月5日</FONT>




　　　　　　　　　　　　　<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STRONG>日文版序</STRONG></FONT>


　　把日本现代化的历史与社会学理论对应起来，写出一本与以往不同的著作，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就要通过本书得以实现了。本书的第一部阐述将现代化理论应用于日本社会论时需要把握的基本观点。第二部按照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分析从德川时代到现代的日本现代化过程。第三部按照我界定的狭义社会固有领域的五种结构类型，即家庭、地域社会、组织、社会阶层、国家与国民社会，对其逐一加以分析，把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的观点对应起来加以分析。这样，本书的书名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定为《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至于本书的副标题“图宾根讲义”，源于1989年10月至1990年2月我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日本学科的讲课，本书是在当时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副标题正是为了记录下这段回忆。本书由12章构成，是因为我的讲义分为15次进行(但并没有每次精确地讲授一章，还有一些时间用于讲解文献解题。12章中的第12章没有进入15次讲课内容，是后来加上的)。讲义从每周一的1点半开始，每周7天中我用5天时间写作日文的笔记，周六周日用来将主要部分翻译成德文。这些日文笔记便是本书的雏形。

　　但是我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的讲义笔记并不能原封不动地出版，文献资料远远不够，仅限于我从日本带过去的资料以及图宾根大学日本学科图书室的藏书。于是，1990年3月末我回国之后，从4月到8月间重新改写本书(其间，我参加了7月在马德里举行的第12次国际社会学大会(ISA)，在由我本人主持的现代化理论分科会上，将本书的概要译成英文论文发表)，分量也扩充了3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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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正式研究日本的现代化问题并希望把它写成一本书，源于我34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社会变迁理论》(岩波书店，1965)。该书以20世纪60年代前期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文献为基础，并时时意识到当时正处于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战后社会变动之中的日本所面临的问题完成的。但是，正像它的名字那样，这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没有直接论述日本社会论和日本社会史。

　　我运用该书的理论框架去正式研究日本社会史始于我的一篇长篇英文论文(Tominaga，1976)，这篇论文运用帕森斯的AGIL图式分析了明治维新史。1969年，我以《社会变迁理论》一书获得学位后不久，即获得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这篇英文论文就是在哈佛大学写作的，回国后又做了修改。该论文的后半部分被译成法文发表在《Sociologie du travai》杂志上，但是没有译成日文。

　　后来，由于其他领域的工作接二连三地涌来，包括《日本的阶层结构》(编著，东大出版会，1979)、《现代的社会科学家》(讲谈社，1984)、《社会学原理》(岩波书店，1986)、《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放送大学出版协会，1987)、《日本产业社会的转机》(东大出版会，1988)，这使我无法着手日本现代化论的研究。关于社会阶层的大型实证研究项目在1980年1月的夏威夷会议之后告一段落，我有机会于1981年到德国的波鸿大学讲授日本社会论。但当时我的日本社会论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回国之后又不得不赶写上面讲到的《现代的社会科学家》和后面的著作，我的讲义笔记没有整理到可以出版的水平。我决定等待下一次机会。1989年到1990年，新的机会到来了：我将到图宾根大学讲学。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完成这项工作。于是便有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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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本书的内容特别是第三部分称为日本社会史。关于社会史的提法多少需要做一些说明。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接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我讲这是一部社会史，是我从社会学者的角度所作的研究。我把社会史置于社会学的历史位置上，看作历史学和社会学相互交叉的领域，并希望给予它明确的内容界定。

　　我这里的社会史指的是社会(社会群体、地域社会与社会阶层)的历史，即家庭史、农村史、城市史、组织史、社会阶层史以及国家和国民社会的历史。社会史不同于由大学的讲座名称而得以制度化的经济史、政治史和法制史，在大学里没有正规的位置，因而也没有这一名称的讲义，也没有人付出努力在这一名称下持续不断地组织研究。这与其说是历史学者的责任，不如说是社会学者的责任。因为，正像经济史位于经济学之中，政治史位于政治学之中，法制史位于法学之中一样，社会史应该置于社会学之中。然而，不知什么缘故，社会学没有把它正式纳入讲座之中。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在迄今为止的日本，历史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曾经两次倡导社会史这一研究主题。一次是从大正后期到昭和初年这一时期，本庄荣治郎、泷川政次郎、三浦周行、土屋乔雄等人分别撰写了名为《日本社会史》的著作。战后初期中村吉治写作的《日本社会史》(1952)可能是这一系列中的最后一本。本庄荣治郎将社会史定义为民众的历史、受支配者的历史。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主要是由经济史学家承担的，而这时的社会史则被定位于经济史的异端。中村吉治继承了这一谱系，但他更具有社会学色彩，将社会史定义为“家庭、村落以及国家的历史”。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法国的《经济•社会史年报》(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为基础的学者们(他们被称为年鉴学派)所做的社会史被介绍到日本，社会史在这种背景下为人们所谈论。《思想》杂志663期(1979年9月)编辑了“社会史”特辑，在刊头文章中刊登了柴田三千雄、迟家忠躬、二宫宏之的三人对谈，柴田将社会史置于“与占有正统地位的政治学史相比，处于异端或旁系的历史”。社会史在第一次谈论中相对于经济史、在第二次谈论中相对于政治史分别被定位为异端，这正是历史学家给社会史定位的特点所在。

　　而我是搞社会学的，我对历史的关心也是来自社会学，并很自然地发展成社会史，因而完全没有把社会史看作什么异端或叛逆。对我来说，(狭义)“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史。具体包括家庭、村落、城市、组织、社会阶层、国家与国民社会的历史，因此，中村吉治对社会史的定义与我的定义最为接近。我认为社会学者不应随随便便地对待历史，而应该以认真的态度对历史加以研究。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出现很多既是专业的社会学者同时又受到了历史学训练的人，而我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没有驾驭史料的能力。因此我的社会史研究方法，是按照撰写社会学论文的写作方法，即首先确立分析概念，然后运用这些概念来建立理论假设，参考很多相关的文献和统计资料，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对这些理论假设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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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上面讲到的那样，我开始研究现代化理论的最初契机，是在我把社会变迁定为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在广泛涉猎社会变迁理论的文献过程中，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蓬勃发展的关于现代化、产业化的研究走到了一起。当时我担心的是，在日本，一部分人给现代化理论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偏见色彩。我也许没有完全把握这一偏见的本质，但按照我的推测，他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同时意味着资产阶级化，因此强调日本的现代化取得的成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好的。他们的主张是，必须从以资本主义化为主题的“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向在下一个阶段必将到来的以社会主义化为主题的“无产阶级的”视角发展。但是，从本书的思考框架来看，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的，而社会主义是现代之后到来的更加高度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的固定观点是错误的。正确的观点是，既有现代的资本主义，又有前现代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既有现代的社会主义，又有前现代的社会主义。战前的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化，这一资本主义是财阀资本主义，是前现代的资本主义。战前日本的政治、社会、文化也不是现代的。我在本书中最为强调的是，现代化是多向量的概念，产业化、民主化与自由•平等•合理主义的实现分别构成了现代化的部分体系。

　　还要提到，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论并非本书的主题。1989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东欧各国的民主化之后，可能已经没有人反对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式社会主义以及处于它的统治之下的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属于前现代的社会主义。从理念上讲，社会主义应该发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现代的，社会主义属于后现代。但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后现代的，而是前现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朝鲜是更加前现代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和台湾等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地区，至今仍具有大量前现代的要素。后现代论的流行绝不意味着现代化理论的终结。我听说1990年10月德国社会学会的共同题目就是“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德国的社会学家也一定意识到在现在的德国仍然残留着各种前现代的因素。本书将以日本为素材，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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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本书的主题是现代化，因此本书在谈论历史时把重点放在近代史。但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在对日本的现代化加以考察之后，对古代和中世的日本历史加以考察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本书将涉及整个日本历史。本书本来就是以外国学生为对象的讲义稿，因此更需要这样做。即使以日本学生为对象，也仍然有必要这样做。

　　与我迄今为止的其他作品相比，本书对日本现实的议论较多。我以前并不是没有对现实加以论述，但是由于对自己的知识缺乏自信，不少次的态度是暧昧的。虽然不敢说现在有了信心，但是年近60岁的人视角已经形成。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像本书这样内容广泛的著作，很多地方超越了自己的专业界限，每一章、每一节都有这一问题的专家，他们的眼光是敏锐的。这一年里，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写作或修改本书中的某个部分，现在这部书脱稿了，反而令我非常不安。今后可能还要对本书加以各种修改。我期待着贤明读者的指正。

　　此外，正如前面所讲到的情况，本书是一气呵成的。只有第二章是我已发表的论文“现代化理论的当今课题”(《思想》1985年4期，No．730，102-126)，我按照本书的脉络做了修改并收录于本书中。

　　　　　　　　　　　　　*

　　感谢为我提供了完成本书的直接机会的图宾根大学日本学科的K．克拉赫特教授，感谢在德国期间每天给我帮助的该研究室的各位同仁。在图宾根的8个月的生活，总是疲于工作，非常辛苦，但是也得到了充实感，充满了快乐。我带着本书第一章的德文节译到德国各地的大学做了讲演，为此，我要向以下的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是：E．索易西教授(科隆大学•社会学)、F．富森伯格教授(波恩大学•社会学)、H．施特拉瑟教授(杜伊斯堡大学•社会学)、C．多伊奇曼教授(图宾根大学•社会学)、S．帕克教授(柏林自由大学•日本学)、E．鲍尔教授(马尔堡大学•日本学)、H．克纳特教授(萨尔布律肯大学•心理学)、G．图门多夫教授(康斯坦茨大学•心理学)。

　　本书计划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中的一册出版，始于大约15年以前，该社的足泽祯吉先生(已故，当时任专务)和山本康雄先生(当时任学术局长)提出要把我的旧著《新产业社会》列入该文库。我当时想把这本书重新修改后出版，于是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但开始修改后发现该书还很不成熟，于是决定另起炉灶。作出这一决定之后又过去了几年。其间，足泽先生突然去世，山本先生退休，编辑人员变为池永阳一先生。我不知怎样对我的拖延表示歉意，也不知能否满足默默地等待的山本先生和迟永先生的期望(虽然这本书在原计划中是一部更薄的著作)，但还是为终于得以脱稿而感到高兴。

　　最后，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为本书的出版创造了最初机会即我的波鸿大学之行(也是第一次德国之行)的柴田三千雄先生(当时的东京大学文学部长)，感谢这次赴图宾根大学之际，允许我脱身大学工作专注于这项工作的东京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研究室的各位同事。此外，本书是用文字处理机录入软盘而成的，图宾根大学社会学科的学生江间信子说这对她是一种学习，于是每周把我手写的讲稿录入软盘，回国后我在这些软盘的基础上作了许多修改。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的长子纯一在技术上不断给我帮助，妻子英子也时常给我帮助。感谢各位!


　　　　　　　　　　　　　　　　　　　　　　　　富永健一

　　　　　　　　　　　　　　　　　　1990年8月20日酷暑之中</FONT>

　　富永健一为日本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曾任日本社会学家会会长，我国曾翻译过他的多本社会学专著作。本书是他近年来的一本新著，作者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出发，对日本有史以来的社会变迁和近代的变化进行了简明透彻的阐述和分析，为作者数十年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学术价值颇高。在方法论和历史事实上对我国学者极有启发性。加之，作者文笔简炼、优美、可读性较强，相信会为我国读者所喜读。

中文版序

日文版序


<STRONG>　　　　　　　　I　现代化理论与日本社会

</STRONG>

第一章  现代化与社会变迁中的西方与东方

　　一  现代化

　　二  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三  社会变迁与价值变迁

　　四  理论模式：非西方后起社会现代化的诸条件

第二章  现代化理论及其课题

　　一  从历史概念的现代化到普遍概念的现代化

　　二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

　　三  70年代西德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四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

第三章  初期状态：日本的传统社会

　　一  现代化理论与日本的现代化

　　二  日本的古代社会与天皇制

　　三  封建制的建立

　　四  德川幕藩制


<STRONG>　　　　　　　　Ⅱ  日本的现代化</STRONG>


第四章  经济的现代化：产业化

　　一  日本产业化的开端

　　二  日本传统思想中产业主义的欠缺

　　三  作为国家目标的产业主义

　　四  产业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冲突

第五章  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

　　一  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化

　　二  日本传统思想中民主主义的欠缺

　　三  民主化的第一阶段

　　四  民主化的第二阶段

第六章  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自由、平等与合理主义

　　一  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

　　二  社会—文化领域价值传播的困难性

　　三  民族主义的高涨

　　四  家庭共同社会与村落共同社会

第七章  日本的战后社会与现代化

　　一  日本的战后社会

　　二  经济领域  高速经济增长

　　三  政治领域  战后民主主义

　　四  社会—文化领域  均等化的大众社会

<STRONG>

　　　　　　　　Ⅲ　日本社会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变迁</STRONG>


第八章  家庭的结构变迁

　　一  日本的传统家庭  家

　　二  日本的传统亲族  同族

　　三  家共同社会的解体

　　四  同族共同社会的解体

第九章  村落与城市的结构变动

　　一  日本的传统村落

　　二  传统村落的解体

　　三  日本的传统城市

　　四  日本城市的现代化

第十章  企业组织的结构变动

　　一  家经营体

　　二  政商与财阀

　　三  “日本式经营”

　　四  日本式经营的解体

第十一章  社会阶层的结构变动

　　一  前现代日本的社会阶层

　　二  战前日本的社会阶层

　　三  战后民主主义与社会阶层的平等化

　　四  机会均等化的趋势

第十二章  国民国家与国民社会的结构变动

　　一  明治维新的精神基础“国体”论

　　二  战前日本的国民国家

　　三  战后日本的国民国家

　　四  日本的国民社会

结语

十二年后的补记

注

内容索引

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