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家通史 埃及卷 中东国家通史

《中东国家通史》出版说明
    《中东国家通史》是12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每卷由一个国家或国家群组成，既介绍了一国家的过去，也介绍了其现在。

　　　　　　　　　　　　　　　　　一
    埃及国家通史是一个时间久远、空间辽阔和富有文明特征内涵的研究领域。
    埃及国家通史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发展整体。它的整体性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有机历史整体。它既不是埃及国家断代史简单相加，也不是埃及国家专门史的一般性综合。它应当有一条“通识”的理论线索贯通其中。在我看来，这条理论线索就是同一文明之内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经纬交织的文明交往论。
    埃及国家通史中最了不起的结果就是“交往”。“交往”造就了埃及悠久多变的文明发展史。我不能离开“交往”去讨论埃及国家通史，也不能离开埃及国家通史去谈“交往”，一定要把文明交往与埃及国家通史联系起来，考察其中的变迁。埃及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埃及“交往”的价值在于文明。古埃及在地缘上的特殊地位，它处于亚洲和非洲的交合点，通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环岛区把两个大洲联系起来，这种地理上的有利于相互交往的条件，导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地区最先跨入人类文明社会之中。埃及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这是古埃及人历经漫长的蒙昧和野蛮时代之后，登上了人类社会的第三个阶梯。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国家则是古埃及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
    古埃及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与城市国家的变迁，都与交往直接相关。交往是农耕文明和城市国家形成的前提交件。古埃及人定居下来以后，“互相交往”成为强大的社会需要，因为只有“互相交往”才能使社会组织不断扩大，才能由氏族组织转变为最初的国家。交往是生产的前提，而交往的形式是由生产决定的，但交往要突破原始氏族自身的闭塞性，还受到地理环境、气候及迁徙等条件的制约。古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公元前4000年左右，大干旱使北非植物消失，广大地区几乎变成一片沙漠，游牧和狩猎部落开始定居在三角洲和尼罗河流域，有利的地理条件加快了向农耕经济的过渡。这就是古埃及氏族社会发展到尼罗河沿岸出现城市国家的情况，它说明了交往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谈到古埃及农耕文明和城市国家问题的时候，人们都会联想起“农耕”和“城市”这两个词，因为这两个词曾经是文明学研究者从语义学上寻找“文化”和“文明”源头的关键词。顾名思义，拉丁文Colere，Cultus，Cultivate，可由原义“耕作土地”、“耕作”追到“文化”的“农耕”之源；而拉丁文Civis，Civatas，Civilidas可由原义的“城市居民”、“社会”追到“文明”的“城市”、“国家”之根。这样做，自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对“农耕”、“城市”的字面意义而进一步深究其深层意义，实际上都蕴涵着人类基本实践活动的两种互动能力——生产力和交往力。
    “文化”虽语源于农耕生产，实质上意味着耕作土地的生产力，其中包含着对人作为生产者的兴趣、精神、智能的培养，实际上是社会的交往力。“文明”语源于“城市居民”、“社会”和“国家”，然而它意味着人在城市、国家中和睦相处的能力，它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体现了新社会集团在城市、国家中存在与发展的生产力与交往力。农耕以农村聚落形态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使人类逐步地、部分地摆脱了采集渔猎文化所从属的自然生态系的约束；而城市与农村的分工和对立，促使国家机关成为必要，城市的城楼已高耸入文明时代了。古文化―古城市―古国家，人类社会以这种递进方式，显示着生产力发展和交往力变迁的社会关系。
    人类的文明时代就是人类社会关系在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制度交往和生态交往广泛发展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作了广泛的应用。它包括了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他们认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是任何交往的基础。他们在多次提到生产和交往、生产力和交往关系时，使用了“交往形式”（Verkehrsform）、“交往方式”（Verkehrsweise）、“交往关系”（Verkehrsverh）等术语，实际上就是指广泛的人类社会关系。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目的只是强调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关系。但是他重视经济关系并不意味着轻视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尤其精神交往和政治交往，更不是让生产关系脱离文明交往这个社会关系的整体。
    从“农耕”、“城市”而引申出来的“文化”、“文明”的深层涵义——生产力和其相伴随的交往力，都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的思维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其实，生产力也是人类交往力见之于生产的能力。这里用得上《易经》的一段对“文明”的解释：“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栖息于人文，文明是人的交往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见之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类自身三种社会关系的人文形态。《易经》这段话以人文为主线，来说人用观察自然而考察其变化，观察人事用教化完善社会，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交往”的历史作用。文明的真谛在于人文精神，我在《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已有较多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在这里我只是说明，对埃及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从文明交往的视角进行研究，实在是太必要了。

　　　　　　　　　　　　　　　　　　 二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虽为雷钰（古代部分）和苏瑞林（近现代部分）二人分工合著，但在撰写的“通识”上，在用文明交往论来贯通埃及古代、近代、现代史方面，却做到了“共识”。因此，在我通审时，发现现在的书稿，在共同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上的结合和联系上，都同《卷首叙意》的要求相符。
    文明交往具体到分类上，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有物质、精神、制度、生态，有内部、外部，等等。文明的诞生、发展、衰落、消失、分解、转化或复兴，文明的类型、模式、特征，也需要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联系和影响而发现其不同面貌的根源。怎样具体分析埃及通史中文明交往的具体情况呢?
    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悠久的具有5000年的历史，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古埃及文明确实古老，它曾在5000多年前就进入文明时代。但是，它是一个消失了的古文明。古埃及文明消失后几个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进入了今日的埃及地区。两者之间的一脉传承关系，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其延续性。这种情况与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相同，与古印度文明相似，而与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不同。各国历史学家争文明之长短，有的说古埃及文明之悠久为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有的说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持续发展最长的文明。其实，文明历史的时间的长与短，不必自豪或自卑，作为学者，也不必去强求5000年。研究历史的人，要使人明智，首先要使自己明智。他们的职责是实事求是探求各个文明在交往中表现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深究其形成的原因。历史长的文明的衰落和消失可引起警戒，历史短而新生文明也正值得学习，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撇开关于“文明”的诸多观点，就最基本概念而言，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国家体制发展的特点，历来是文明交往过程中关键因素。文明的延续长短，同国家这个政治和制度文明最重要的内容密切相关。国家是政治交往的主要机制，特别是制度文明的集中表现，它的成熟程度、完备化、组织性、持续性以及主体与更新的关系，决定着文明的兴衰存亡。古埃及的国家体制在漫长的法老时代中，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具有哪些特点？它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阶段？特别是埃及的法老专制的国家体制在文明的内部和外部政治交往中，如何适应变化而存、而兴，如何不适应而衰、而亡，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大课题。古埃及文明中的政治文明，最值得注意，是它的存在和消亡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这里有三个与法老政治文明交往的大事件。一是与波斯政治文明的交往，二是与希腊政治文明的交往，三是与罗马政治文明的交往。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是埃及法老文明面临的三次最严峻的挑战。亚述帝国的入侵，当然是挑战，但其结果是复兴埃及文明。波斯帝国的多次挑战，动摇了法老政治文明。希腊文明使埃及成为托勒密埃及，罗马文明则使埃及变为基督教埃及。随着法老国家的消亡，古埃及文明就消失了。
    到4世纪中期，埃及已成主要的基督教国家了。这是埃及文明与西方文明第一次大交往的最后结果。然而埃及基督国家却依附于罗马帝国和以后的拜占庭帝国，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埃及的历史命运。
    埃及国家通史可以有多种分期，因为它的文明交往太纷繁多变了。但是，从最宏观角度分析，它就是两大时期：前伊斯兰文明时期和伊斯兰文明时期。在这两大时期内，还可分若干小阶段。综观埃及国家通史，其交往固然以政治交往为最重要的前提，而经济发展则是它的最重要基础，总括其交往变迁轨迹，中心点或基线又集中表现内化和外化两个方面。法老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已显露出内化和外化的灿烂光辉。希腊化、特别是罗马化，在托勒密王朝、罗马及后来的拜占庭统治时期，尽管埃及人还是埃及人，但其文化已经被基督教化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是当时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集团的文化为主导，埃及国家通史的各时期也不例外。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时期是埃及国家通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埃及经过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结合，而进入对埃及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时期。从阿拉伯人639年进入埃及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就一直深深影响着埃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伊斯兰化时期，随着古典伊斯兰时代(639～1798)之后，埃及面临的西方的挑战，首先是拿破仑军队的入侵，后来是英国的占领。这不仅是强势军事和政治的挑战，而且是文化的挑战。法国占领为时不长，但开创了现代埃及学的研究先河和开始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欧化改革。在英国占领时期(1882～1922)，西方文明对埃及的挑战，长期丧失政治独立和不平等交往的加剧，使埃及从伊斯兰改革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两个方面进行了持续性的应战，终于在独立后走上30年不成功的立宪政治运动。纳赛尔的民族主义革命和阿拉伯式社会主义实验最终仍未成功，但开创了阿拉伯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前奏。埃及的现代化真正迈出自己的步伐始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萨达特开始了埃及的全方位转型(1970～1981)；穆巴拉克开始了现代埃及的稳定与发展。萨达特1978年签订的埃以和约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一个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30年之久的冲突，而化解冲突的美国总统卡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继萨达特之后，穆巴拉克作为阿拉伯世界惟一同以色列建交的国家领袖，致力于为巴以冲突筑构和平之桥。这使人想起了古埃及第19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在公元前1284年签订的孟斐斯和约。这个早在3200多年前签署的和约，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和平条约。它之所以被引为历史遐思，是因为战争与和平在中东漫长的文明交往史中，一直是最沉重的话题。

　　　　　　　　　　　　　　　　　 三
    埃及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曾遇到多次严峻的挑战。然而，就其严峻程度而言，没有哪一次挑战可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相比拟。全球性的金融、科技和信息的迅猛发展，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给埃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带来越来越深刻的相互依赖和彼此冲突。埃及有百分之三十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现实，显示出全球化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的负面影响。经济和金融安全得不到保障，会影响到埃及国家经济独立和主权完整。随着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销蚀侵袭，随着地区冲突、全球恐怖主义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尖锐化，埃及作为中东大国的地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但对于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却不限于经济、技术或生产结构的更替换代，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动问题。在我们的观察视野中，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同时展现的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和伊斯兰复兴浪潮。这两股浪潮互为推波助澜的重合现象，是伊斯兰世界的独特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政治文化现象，是全球化在伊斯兰世界交往过程中外化和内化的反映。作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发源地之一的埃及，这种体现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变化更为典型。埃及有长期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痛苦体验。它在全球化大潮中，对曲折的经历和失落，也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能理性地反思“欧化”、“苏化”、“美国化”、“阿拉伯化”和“埃及化”的现代化的漫长而迂回之路。
    各种复杂社会成分都卷入伊斯兰复兴浪潮之中。20多年的汹涌浪潮，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伊斯兰组织因极端思潮的泛滥而走上极端道路。许多极端分子袭击外国游客、制造爆炸事件，不利国家安全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恐怖活动升级为广泛刺杀政府高级官员，甚至导致许多地区的军事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组织(Gamaa)和圣战组织，都有广泛的国外联系。一些极端主义组织利用政府私有化改革中的问题，在不满的工人中找到了支持者，使工潮成为国内严重的政治问题。
    恐怖主义不仅仅表现于政治层面。在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了恐怖主义现象。极端思想冲击着埃及以及阿拉伯文化界。最典型的事件是对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恐怖主义袭击。1994年10月，一个20岁的凶手向走下汽车的马哈福兹连刺两刀。这位83岁的老人虽保住了生命，但这种以“叛教”罪名的杀一儆百行为却震动了阿拉伯文坛。后来揭露的极端主义的黑名单中，除了马哈福兹名列榜首之外，要谋杀的还有30位埃及文学家、思想家和60名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和作家。被发现的宣传极端主义思想的录音磁带中，也有一批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学者、杂志主编、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被指控为“叛教”，并号召虔诚的穆斯林“用所有的武器与之作战”。首先被指控的仍是以马哈福兹为首的“存在主义作家”。回忆起马哈福兹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上埃及的伊斯兰组织要求将他移交宗教法庭，以及1985年5月埃及道德法庭宣布《一千零一夜》为“淫书”而勒令查收、销毁并对出版商课以罚款等事件，可以看出文化领域的恐怖主义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穆巴拉克解决埃及极端主义问题时，采取了标本综合的治理办法，并把它置于应对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1996年4月7日的法国《费加罗报》以《埃及：回到伊斯兰教的源头》为题的报道中写道：“在穆巴拉克发动了‘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打击恐怖组织’的斗争之后，他就阻止了恐怖组织同宗教的联系。他还同最保守的宗教头面人物，同爱资哈尔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的头面人物实现了和解。”同时，穆巴拉克调整了私有制改革计划，采取了有利于工人的措施，切断了极端分子同工人的联系。同时对暴乱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并派特工去国外搜捕恐怖分子。这些治理方法取得了效果，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2年6月29日用《埃及伊斯兰教更温和、更善良》的标题，来称赞“埃及中产阶级对伊斯兰教的更新”。该报说，“现在连埃及最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都呼吁放弃暴力。他们说，恐怖主义很糟糕，不是因为它疏远主流社会，而是根据伊斯兰法，它本身就是错误的。”目前，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比较平稳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好协调和引导工作，使之既有利全球化交往、又能维护宗教文化传统，因而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应对全球化挑战最重要的是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同时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阿拉伯地区和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并积极采取措施，以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穆巴拉克总统在2000年12月20日签署的实现工业和科技现代化的共和国令，是一项主动应对全球化的行动。它决定在21世纪头10年投资100多亿美元来改造旧工业设备、提高纺织、食品、皮革三大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其中计划在未来10年内每年增加250亿埃镑的教育预算、准备投资1200亿埃镑兴建27000所中小学，也是有远见之举。从20世纪90年代初埃及就将信息通讯技术作为国家优先发展对象，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高科技产业，这都有利于埃及成功地应对全球化。
    2001年前夕，穆巴拉克在向全国的讲话中，表示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埃及决不能回避。埃及已顺利通过发展的“瓶颈”，已经以主动、自信、理智态度迎接挑战。埃及教育部长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的《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一书下面一段话，充分表明了埃及人的迎接全球化的明智态度：
    “接受全球化是积极、科学地应对全球化，正确做好规划面对全球化的第一步。我们应该辛勤工作，使自己有能力应对全球化；应该进行民族动员，建设自己的力量，具备一个新时代必需的能力和经验；以适当的机制，以我们善于创建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它们是时代的工具和未来的武器——武装起来，去应对新的现实。”
    总之，全球化是文明交往的全球化。全球化对埃及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了法老时代、基督教时代和伊斯兰时代的埃及古文明交往和面临纷繁多变的当今21世纪的交往巨变，埃及发展的前景任重而道远。在《今日中国》杂志社工作的埃及籍专家侯赛因•伊斯梅尔，曾在1999年4月9日《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的文章。他写道：“从埃及的古老文明，从辉煌的金字塔到伟大的万里长城，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在这里，我希望中国人民在实现目前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时，千万要保持其精神文明的精髓。”我想这是中国和埃及人民的共同心愿。我真诚地希望，对中国和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如何维护和发扬民族精神，如何大量引进世界性先进文化，并进行加工改造，使之与本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因此，既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要在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埃及的文明保持主流的地位。要达到此双重目标，必须采取积极态度，发掘传统资源，吸纳外来因素，加强历史记忆，弘扬民族精神，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复兴昔日的辉煌。
　　　　　　　　　　　　　　　　　　　　　　　　　　彭树智
　　　　　　　　　　　　　　　　　　　2003年1月小寒于悠得斋

　　本书是彭树智先生主编的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中的一卷，是迄今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埃及国家通史。全书共11章，以文明交往理论为线索，系统、全面地勾画出埃及的历史变迁，发展轨迹和文明交往特征及规律，涉及埃及概况，法老时代的文明与文化，古典伊斯兰时代的埃及，西方的冲击与埃及的欧化，纳赛尔革命，埃及的全方位转型，埃中关系史等。

《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STRONG>
绪论：埃及概况
　一、自然环境
　二、人文环境
第一章 法老时代的历史变迁和文明交往
　一、埃及文明的起源
　二、早王朝——统一王国的开端
　三、古王国——统一王国的确立
　四、中王国——统一王国的重建
　五、新王国——埃及的帝国时代
　六、后埃及——法老时代的终结
第二章 博大精深的法老时代文化
　一、宗教
　二、文字
　三、文学
　四、建筑
　五、美术
　六、科学
　七、永恒的古埃及文明
第三章、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交融
　一、托勒密埃及
　二、基督教埃及
第四章 古典伊斯兰时代的埃及
　一、阿拉伯人的征服和统治
　二、半独立的埃及
　三、法蒂玛王朝
　四、中古时期埃及的兴盛
　五、奥斯曼帝国的埃及行省
　六、埃及的古典伊斯兰文化
第五章 西方的冲击与埃及的欧化
　一、法国远征埃及与阿里王朝的兴起
　二、穆罕默德•阿里的仿欧改革
　三、伊斯梅尔的欧化改革与西方势力的侵入
　四、19世纪的埃及文化
第六章 英国占领下的埃及
　一、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
　二、伊斯兰改革运动
　三、世俗民族主义运动
　四、华夫脱运动与埃及的独立
第七章 立宪政治的失败
　一、二三十年代的护宪运动
　二、华夫脱党的衰落和激进组织的兴起
　三、宪政的幻灭与旧秩序的崩溃
第八章 纳赛尔革命与社会主义实验
　一、1952年革命
　二、向西方挑战
　三、纳赛尔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埃及经济与政治
　四、纳赛尔民族主义指导下的埃及外交
　五、1967年战争及战后埃及的困境
第九章 埃及的全方位转型
　一、权力的转换
　二、收复失地与寻求和平
　三、自由化改革
　四、埃及的社会动荡
第十章 走向现代化的埃及
　一、谋求稳定与扩大民主
　二、在改革中求发展
　三、推行全方位外交
　四、20世纪的埃及文化
第十一章 埃及和中国的关系
　一、悠久的历史交往
　二、近现代的埃中交往
　三、当代埃及与中国
主要参考书目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