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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STRONG>序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
</STRONG></FONT>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和开业，标志着近代中国出版史及文化史的一个新里程。从此商务印书馆走进中国近代史，并且起着转换文化及改变历史的作用，生产新知识、培养新国民和促使新社会的诞生。
百年来，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而重要。正因如此，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历史也越来越受人注意和重视。最近十数年间关于“商务史”的论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以“馆史”形式出现的，如北京商务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及《商务百年大事记》，台湾商务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在台五十周年》等；也有环绕着“商务人”而写的各种传记和轶闻，如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柳和城的《张元济传》、蒋复璁的《王云五与近代中国》及王建辉的《文化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等；也有从出版史或不同文化角度切入的一些著作，在此不一一介绍，详细情况可参本书之第一章；总言之，“商务史”及相关研究在近年来相当蓬勃，俨然使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和论述，如百川汇海，推向和形成为一个以“商务”为中心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即“商务学”的出现。
在现代多元进路与不同角度的考察下，“商务史”与“商务学”开始逐渐脱离“商务人”的主观判断，甚至自己人的集体回忆，而成为学术界内之公共空间和共同议题了。
李家驹博士虽然是“商务人”，但明显地其著作之出发点并不是重写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而是把“商务史”放置于一个更宽大及更重要的知识史与文化史的层面上来探索及讨论的。作为“商务人”，他的优势是他有机会运用商务印书馆档案中大量的印书、编书和售书的数据，为其分析提供了极其扎实的实证资料基础；再者，“商务人”的身份和经验又使他对馆的传统，以及编辑、出版及经营特色，有着通盘和全面的认识。然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在本书中所采取的学术进路和研究方法，又都超越馆史之立场，而把“商务史”放置于知识史及文化史的范畴内作客观的考察和分析，不拘“馆见”。正因此故，本书在商务学上能够独辟蹊径，与一般研究商务印书馆历史的著作不同。
本书前身为作者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修读时之博士论文。本人虽忝为论文指导老师，然而一切之创新思维及研究成果，皆是家驹之勤奋努力和匠心独运，在此数年学思过程中，我成为最大和最先的得益者。今论文付梓，不单使更多的人获益，也为“商务史”及中国近代文化史和知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和冲击。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暨历史学讲座教授
2004年8月
<FONT size=3><STRONG>时代机缘与作为
</STRONG></FONT>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序言
商务印书馆是值得研究的。这样说，非因长期服务其间的个人感情，而是出于对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理解。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商务”两个字，本身就刻上了洋务运动过渡到维新运动之间“商战”思潮的时代标志。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上距鸦片战争50年，去洋务运动也有20年，而与戊戌维新运动约略同时，正处于19、20世纪之交。如所周知，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自此“救亡图存”之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以“思想启蒙”为旗号之求文化社会的近代化，成为全民奋斗的两项最高目标。如果从1842年鸦片战争算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经过了整整100年，中国才初步达成了“救亡图存”的目标。从宏观去看这100年的历史，前后50年正好为其发展的分界线。其间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分野：其一，前50年的主导和主体改革力量，是自体制内的上层官绅；后50年改革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则逐渐一波一波地向社会各阶层延展，终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其二，前50年兴革范畴是局部的，主要集中在“船坚炮利”的救亡；后50年的兴革，趋向“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并举，愈益全面而彻底。这100年前后50年的分界线正是19、20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是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中诞生的。
商务印书馆之值得研究，尤其是在其勃兴的前50年，不仅因为它是近代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广的图书出版企业。从世界范畴来看，一家出版社与其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演变，作用如斯大、影响如斯深远，也属罕见的。这种结果的造成，自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宗旨息息相关。中国发明了印刷术和纸张，并将之传播于世界各地，深远地影响世界文明的推进。印刷术和纸张，是催生近代世界出现的利器。无可讳言，近代化的出版和图书企业化，却首先在欧美出现。近代出版之在中国的出现，是随着西方文化引进的结果。商务印书馆是其先驱者，也是近代中国图书出版文化范式建立的主导者。自近代印刷图书的出现，以至20世纪，图书杂志一直是社会文化传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媒体。19、20世纪勃兴的中国近代图书出版，自然是推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意识、以至社会知识和消闲阅读的最重要的传播工具。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图书杂志的出版，成为必须涉及的范畴。因此，近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已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彰显。李家驹先生新著，更从文化知识传播的社会功能作进路的研究，跳出过往书籍出版史的范畴，用新视野去审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更能透视其与19、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递变的关系。
商务印书馆是值得研究的，它的文化宗旨和企业精神，对未来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富有启发和参照意义。
如果说19与20世纪之交，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史上，是一段很关键的时期。我们可以断言，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我们正身在其中的期间，将会是现代中国在文化教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段时期，人类文明步入名之为“知识经济”或“资讯社会”的新时代，人类社会文化，将会有革命性的转变。就中国自身发展来说，其关键性也是无可怀疑的。首先，自鸦片战争算起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经一百年而中国初步达成“救亡图存”以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目标。如果历史发展真是这么整齐，以“思想启蒙”为旗号的现代化目标，相信要经过200年的努力。未来的30年，正是初步达成现代化的重要进程。其次，这段时期，在全球化的风潮下，未来的几十年也是中国史无前例与世界全面接轨的时期。就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与世界的接轨，21世纪初段也是极其关键的。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始于东汉末年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的传入。其次是明末清初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人。规模最大当然是近代的西化过程。中国全面而彻底与世界文化的对流，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就以我们从事的出版为例。当前中文新书出版量年约十二三万种，约相当于20世纪前50年出版量的一半，也相当于汉代至清末两千年出版量的一半。当前中文图书每年出版的新书，七分之一翻译自世界各国文字，换句话说，现今每年约一万种图书来自翻译。其量之大，其书种涵盖面之广，其引进之迅速都是始无前例，由之可见21世纪初启，图书出版牵动中国社会文化变化之广深也是始无前例，通过图书出版之与世界的交流，也是空前的。加上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传统平面出版向电子数码出版发展，这不仅是行业的革命，其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冲击，正如五百年前的纸张印刷的出现，其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商务印书馆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大转换的时代中，代表着民间的兴革动力，以“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为目标，在推动文化教育上，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历史的作用，时代机缘固然值得注意，更重要的是该机构与凝聚在机构内的群体，能否认识时代，呼应时代，发挥心力，推动时代。一百年前横空出世的商务印书馆其立馆的文化宏旨，其在国势积弱、社会资本贫乏的时候，建构起可以与来自国际的企业相竞争的现代化企业，其中原委，相信对当前图书出版业以至社会文化的发展，多所昭示。
陈万雄
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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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和开业，标志着近代中国出版史及文化史的一个新里程。从此商务印书馆走进中国近代史，并且起着转换文化及改变历史的作用，生产新知识、培养新国民和促使新社会的诞生。
百年来，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而重要。正因如此，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历史也越来越受人注意和重视。最近十数年间关于“商务史”的论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以“馆史”形式出现的，如北京商务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及《商务百年大事记》，台湾商务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在台五十周年》等；也有环绕着“商务人”而写的各种传记和轶闻，如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柳和城的《张元济传》、蒋复璁的《王云五与近代中国》及王建辉的《文化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等；也有从出版史或不同文化角度切入的一些著作，在此不一一介绍，详细情况可参本书之第一章；总言之，“商务史”及相关研究在近年来相当蓬勃，俨然使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和论述，如百川汇海，推向和形成为一个以“商务”为中心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即“商务学”的出现。
在现代多元进路与不同角度的考察下，“商务史”与“商务学”开始逐渐脱离“商务人”的主观判断，甚至自己人的集体回忆，而成为学术界内之公共空间和共同议题了。
李家驹博士虽然是“商务人”，但明显地其著作之出发点并不是重写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而是把“商务史”放置于一个更宽大及更重要的知识史与文化史的层面上来探索及讨论的。作为“商务人”，他的优势是他有机会运用商务印书馆档案中大量的印书、编书和售书的数据，为其分析提供了极其扎实的实证资料基础；再者，“商务人”的身份和经验又使他对馆的传统，以及编辑、出版及经营特色，有着通盘和全面的认识。然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在本书中所采取的学术进路和研究方法，又都超越馆史之立场，而把“商务史”放置于知识史及文化史的范畴内作客观的考察和分析，不拘“馆见”。正因此故，本书在商务学上能够独辟蹊径，与一般研究商务印书馆历史的著作不同。
本书前身为作者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修读时之博士论文。本人虽忝为论文指导老师，然而一切之创新思维及研究成果，皆是家驹之勤奋努力和匠心独运，在此数年学思过程中，我成为最大和最先的得益者。今论文付梓，不单使更多的人获益，也为“商务史”及中国近代文化史和知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和冲击。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暨历史学讲座教授
2004年8月
<FONT size=3><STRONG>时代机缘与作为
</STRONG></FONT>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序言
商务印书馆是值得研究的。这样说，非因长期服务其间的个人感情，而是出于对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理解。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商务”两个字，本身就刻上了洋务运动过渡到维新运动之间“商战”思潮的时代标志。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上距鸦片战争50年，去洋务运动也有20年，而与戊戌维新运动约略同时，正处于19、20世纪之交。如所周知，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自此“救亡图存”之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以“思想启蒙”为旗号之求文化社会的近代化，成为全民奋斗的两项最高目标。如果从1842年鸦片战争算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经过了整整100年，中国才初步达成了“救亡图存”的目标。从宏观去看这100年的历史，前后50年正好为其发展的分界线。其间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分野：其一，前50年的主导和主体改革力量，是自体制内的上层官绅；后50年改革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则逐渐一波一波地向社会各阶层延展，终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其二，前50年兴革范畴是局部的，主要集中在“船坚炮利”的救亡；后50年的兴革，趋向“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并举，愈益全面而彻底。这100年前后50年的分界线正是19、20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是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中诞生的。
商务印书馆之值得研究，尤其是在其勃兴的前50年，不仅因为它是近代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广的图书出版企业。从世界范畴来看，一家出版社与其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演变，作用如斯大、影响如斯深远，也属罕见的。这种结果的造成，自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宗旨息息相关。中国发明了印刷术和纸张，并将之传播于世界各地，深远地影响世界文明的推进。印刷术和纸张，是催生近代世界出现的利器。无可讳言，近代化的出版和图书企业化，却首先在欧美出现。近代出版之在中国的出现，是随着西方文化引进的结果。商务印书馆是其先驱者，也是近代中国图书出版文化范式建立的主导者。自近代印刷图书的出现，以至20世纪，图书杂志一直是社会文化传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媒体。19、20世纪勃兴的中国近代图书出版，自然是推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意识、以至社会知识和消闲阅读的最重要的传播工具。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图书杂志的出版，成为必须涉及的范畴。因此，近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已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彰显。李家驹先生新著，更从文化知识传播的社会功能作进路的研究，跳出过往书籍出版史的范畴，用新视野去审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更能透视其与19、20世纪之交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递变的关系。
商务印书馆是值得研究的，它的文化宗旨和企业精神，对未来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富有启发和参照意义。
如果说19与20世纪之交，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史上，是一段很关键的时期。我们可以断言，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我们正身在其中的期间，将会是现代中国在文化教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段时期，人类文明步入名之为“知识经济”或“资讯社会”的新时代，人类社会文化，将会有革命性的转变。就中国自身发展来说，其关键性也是无可怀疑的。首先，自鸦片战争算起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经一百年而中国初步达成“救亡图存”以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目标。如果历史发展真是这么整齐，以“思想启蒙”为旗号的现代化目标，相信要经过200年的努力。未来的30年，正是初步达成现代化的重要进程。其次，这段时期，在全球化的风潮下，未来的几十年也是中国史无前例与世界全面接轨的时期。就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与世界的接轨，21世纪初段也是极其关键的。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始于东汉末年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的传入。其次是明末清初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人。规模最大当然是近代的西化过程。中国全面而彻底与世界文化的对流，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就以我们从事的出版为例。当前中文新书出版量年约十二三万种，约相当于20世纪前50年出版量的一半，也相当于汉代至清末两千年出版量的一半。当前中文图书每年出版的新书，七分之一翻译自世界各国文字，换句话说，现今每年约一万种图书来自翻译。其量之大，其书种涵盖面之广，其引进之迅速都是始无前例，由之可见21世纪初启，图书出版牵动中国社会文化变化之广深也是始无前例，通过图书出版之与世界的交流，也是空前的。加上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传统平面出版向电子数码出版发展，这不仅是行业的革命，其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冲击，正如五百年前的纸张印刷的出现，其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商务印书馆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大转换的时代中，代表着民间的兴革动力，以“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为目标，在推动文化教育上，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历史的作用，时代机缘固然值得注意，更重要的是该机构与凝聚在机构内的群体，能否认识时代，呼应时代，发挥心力，推动时代。一百年前横空出世的商务印书馆其立馆的文化宏旨，其在国势积弱、社会资本贫乏的时候，建构起可以与来自国际的企业相竞争的现代化企业，其中原委，相信对当前图书出版业以至社会文化的发展，多所昭示。
陈万雄
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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