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目前国内易学界对清初易学研究的状况是，仅限于对个别易学家的探讨，而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或者说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几个重要的易学家，而没有对其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以清初易学为题，想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力图填补这项空白，或许对进一步推动清初易学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特色。
研究的范围主要是顺治和康熙两朝，即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近八十年间撰写刊行的易著。这一时期易学著作，依《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丛书所收，不下数百种，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涉及。本书取材主要以《四库全书》所收书目为主，因为《四库全书》所收易著，大体反映当时的易学现状。对《四库全书》也非全选，而是选择十多位有影响的易学家或易著。另外也挑选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个别易著，综合起来，可以说代表清初易学的主流。
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清初经学与清初易学的关系。作为清初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初易学与其密切相关，清初经学的核心是经道合一，经道合一论也必然对清初易学产生影响。从经道合一角度看清初易学，则揭示当时易学的基本特征，这为深入了解清初易学提供了宏观的参考坐标。本书结构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它们是明遗的宋易学、明遗的程朱易学、明遗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清廷的程朱易学、儒臣的程朱易学、儒臣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辨伪。这六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
依政治倾向，可分为两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讲明遗的易学，即生活在清初的明代遗民的易学。除孙奇逢外，其他明遗如方以智、王夫之、刁包、张尔岐、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等，大都生活在明万历中后期，约1600年至1620年，尤以1610年至1620年居多。也就是说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他们大都在二十多岁至四十岁之间，其政治思想已经形成，清兵入主中原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家国变故，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国仇家恨使他们大都对清廷采取抵制与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的易学多在借《易》发抒亡国之恨，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后三章为第二部分，主讲清廷及儒臣易学。清廷易学指由清廷组织撰写的《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这三本书代表清初官方意识，因此亦可称为官方易学。儒臣易学是儒臣个人的易学。与明遗相比，清廷易学的参与者(除满族贵族外)和儒臣(主要有张烈、陈梦雷、李光地、毛奇龄、胡渭、李塨等)应属晚一辈。他们(张烈、毛奇龄除外)大都生于崇祯至顺治年间，明清易代时，有的尚小，有的未生，总体上说没有经历社会变故所带来的震荡，因此大都与清廷采取合作的态度，开始仕清。他们的政治取向决定其易学，即便是通经致用，也缺乏明遗那种批判精神，而转向借《易》向当权者提供建设性意见，为清廷服务。
从学术宗旨角度可分为三个部分，它们是宋易学、程朱易学、批评与考辨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与清初学术直接源于宋明一样，清初易学也源于宋明易学，所不同的是宋明学术争程朱与陆王，因陆九渊与王守仁都没有系统地解《易》著作，所以宋明易学起主导地位的是程朱易学，尤其是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不仅影响宋明两代，也对清初易学产生重要影响。清初易学无论是褒程朱还是贬程朱，皆以程朱易学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使是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与考辨，也不是一概否定朱子易学(除毛奇龄外)，他们大都抛弃的是朱子易学中的河图洛书先天太极说部分，对其中包括义理的其他方面还是肯定的，至少不否定。从这个意义讲，与其说他们的批评与考辨开启乾嘉学者复兴汉易的先河，不如说这种批评与考辨客观上帮了乾嘉汉易的忙。
本书还体现了两个结合。其一是社会史与学术史的结合。从宏观上讲，把清初易学置于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指出清初易学与明清之际社会的互动关系。清初易学除了有易学史的渊源之外，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是当时的社会赋予其易学时代特色。从微观而论，每个易学家自己的社会背景又何尝不对其释《易》产生影响。另外，清初易学又与清初学术，尤其是清初经学联系在一起，本书进一步探讨了清初经学与清初易学的关系，进而揭示了清初易学的学术特色。在论述每个易学家或易著时，首先概括其学术，然后标明宗旨，从学术角度把握其易学。其二是文献与思想史的结合。本书虽然作为研究《周易》的思想史方面专著，但仍重视文献，从原著出发，以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分析的基础。在征引材料上，尽量全引，而非断章取义，考虑到前后大意，力图完整地把所研究的对象再现出来。在分析每个易学家或易著时，首先追述其治《易》过程，然后再研究其易学宗旨，重点在于揭示其思想，指出其贡献。易学家或易著在解《易》过程中把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社会、政治诸方面的见解注入其中，这些才是易学的精华，体现中国古代经学包括易学注重诠释的特点，而正是这种诠释不仅赋予易学以时代特色，折射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而且也推动易学发展。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的范围主要是顺治和康熙两朝，即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近八十年间撰写刊行的易著。这一时期易学著作，依《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丛书所收，不下数百种，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涉及。本书取材主要以《四库全书》所收书目为主，因为《四库全书》所收易著，大体反映当时的易学现状。对《四库全书》也非全选，而是选择十多位有影响的易学家或易著。另外也挑选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个别易著，综合起来，可以说代表清初易学的主流。
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清初经学与清初易学的关系。作为清初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初易学与其密切相关，清初经学的核心是经道合一，经道合一论也必然对清初易学产生影响。从经道合一角度看清初易学，则揭示当时易学的基本特征，这为深入了解清初易学提供了宏观的参考坐标。本书结构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它们是明遗的宋易学、明遗的程朱易学、明遗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清廷的程朱易学、儒臣的程朱易学、儒臣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辨伪。这六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
依政治倾向，可分为两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讲明遗的易学，即生活在清初的明代遗民的易学。除孙奇逢外，其他明遗如方以智、王夫之、刁包、张尔岐、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等，大都生活在明万历中后期，约1600年至1620年，尤以1610年至1620年居多。也就是说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他们大都在二十多岁至四十岁之间，其政治思想已经形成，清兵入主中原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家国变故，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国仇家恨使他们大都对清廷采取抵制与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的易学多在借《易》发抒亡国之恨，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后三章为第二部分，主讲清廷及儒臣易学。清廷易学指由清廷组织撰写的《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这三本书代表清初官方意识，因此亦可称为官方易学。儒臣易学是儒臣个人的易学。与明遗相比，清廷易学的参与者(除满族贵族外)和儒臣(主要有张烈、陈梦雷、李光地、毛奇龄、胡渭、李塨等)应属晚一辈。他们(张烈、毛奇龄除外)大都生于崇祯至顺治年间，明清易代时，有的尚小，有的未生，总体上说没有经历社会变故所带来的震荡，因此大都与清廷采取合作的态度，开始仕清。他们的政治取向决定其易学，即便是通经致用，也缺乏明遗那种批判精神，而转向借《易》向当权者提供建设性意见，为清廷服务。
从学术宗旨角度可分为三个部分，它们是宋易学、程朱易学、批评与考辨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与清初学术直接源于宋明一样，清初易学也源于宋明易学，所不同的是宋明学术争程朱与陆王，因陆九渊与王守仁都没有系统地解《易》著作，所以宋明易学起主导地位的是程朱易学，尤其是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不仅影响宋明两代，也对清初易学产生重要影响。清初易学无论是褒程朱还是贬程朱，皆以程朱易学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使是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与考辨，也不是一概否定朱子易学(除毛奇龄外)，他们大都抛弃的是朱子易学中的河图洛书先天太极说部分，对其中包括义理的其他方面还是肯定的，至少不否定。从这个意义讲，与其说他们的批评与考辨开启乾嘉学者复兴汉易的先河，不如说这种批评与考辨客观上帮了乾嘉汉易的忙。
本书还体现了两个结合。其一是社会史与学术史的结合。从宏观上讲，把清初易学置于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指出清初易学与明清之际社会的互动关系。清初易学除了有易学史的渊源之外，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是当时的社会赋予其易学时代特色。从微观而论，每个易学家自己的社会背景又何尝不对其释《易》产生影响。另外，清初易学又与清初学术，尤其是清初经学联系在一起，本书进一步探讨了清初经学与清初易学的关系，进而揭示了清初易学的学术特色。在论述每个易学家或易著时，首先概括其学术，然后标明宗旨，从学术角度把握其易学。其二是文献与思想史的结合。本书虽然作为研究《周易》的思想史方面专著，但仍重视文献，从原著出发，以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分析的基础。在征引材料上，尽量全引，而非断章取义，考虑到前后大意，力图完整地把所研究的对象再现出来。在分析每个易学家或易著时，首先追述其治《易》过程，然后再研究其易学宗旨，重点在于揭示其思想，指出其贡献。易学家或易著在解《易》过程中把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社会、政治诸方面的见解注入其中，这些才是易学的精华，体现中国古代经学包括易学注重诠释的特点，而正是这种诠释不仅赋予易学以时代特色，折射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而且也推动易学发展。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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