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1999年,我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分享各自在董事会的体验,那是我们合作的开始。这次最初的交流形成的想法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它实际上是一个管理咨询顾问和一个教授作出同等贡献的结晶。在以后的几年,我们分别以公司董事和董事会咨询顾问的身份继续工作,就各自的体验进行了不计其数的交流,形成的观点将在下文中进行阐述。
2001年,正当我们专注于将观点形成计算机中的文字,许多章节通过电子邮件在半个地球之间往来的时候,北美和世界其他各地多宗公司治理丑闻和公司高层经理的越轨行为被披露出来。公司董事会对于其中的某些问题难辞其咎的事实让我们意外。我们最初的观点是,以前的十年中,许多国家公司董事会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太多的董事会仍然没有能力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当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确信首要任务是让读者相信这一现实。在安然公司(Enron)、泰科国际公司(Tyco)、世界电讯公司(WorldCom)的财务丑闻相继爆发之后,我们突然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平衡两个相互冲突的事实——当一些董事会因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过失应该被谴责的同时,另一些董事会实际上已经改善了其功能。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但同样重要的必然结论是,董事会在拥有的资源与其职责不匹配的情况下,未来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现在和将来,每一个董事会为了完成期待的职责,需要全面反思其作用,重新设计结构与程序。
过去几年里,和我们有过交谈的数百位公司董事、高层经理的姓名难以一一列举。许多人是我们担任管理咨询顾问时一起工作过的董事会成员,其他人则是参加哈佛商学院为公司董事们开设的教育项目的学员。我们特别感激这些主席和董事们,他们邀请我们评价其任职的董事会表现。为完成这个任务,允许我们探究董事会会议室关闭的大门后面发生的真实情况。另一些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是接受过我们咨询服务的董事会中的客座董事(co-director),或仅仅是朋友和专业上的同行,我们一起花费很多时间讨论和提炼观点。他们的贡献有重大价值,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见解已经体现在这个最终成果之中。
这本书是合作的成果,不仅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众多同事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他们在我们形成本书中的观点和分析过程中给予了帮助。感谢他们慷慨奉献时间、经验和见解。这里要特别感谢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和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同事们,是他们检验我们的观点并提供了资源支持。
特别感谢科林在波土顿咨询公司的几个同事。马克•布莱希尔(Mark Blaxill)猜测我们也许愿意共同写一本关于公司董事会的著作,介绍我们相识,他的英明之处已经被证实。卡尔•斯特恩(Carl Stern)、汤姆•刘易斯(Tom Lewis)、马克•乔伊纳(Mark Joiner)、艾伦•杰克逊(Alan Jackson)和博尔克•冯•奥廷格(Bolko von Oetinger)为我们完成这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无限的鼓励。其他人包括勒内•阿巴特(Rene Abate)、罗伯特•霍华德(Robert Howard)、拉斯•特尼(Lars Terney)、彼得•戈兹布拉夫(Peter Goldsbrough)、特德•巴斯维克(Ted Buswick)、桑迪•穆斯(Sandy Moose)、乔治•帕珀斯(George Pappas)和莫瑞•库普(Maurie Koop)评论了我们的草稿,讨论了观点。里克•赖特(Rick Wright)帮助我们分析。伊冯娜•怀特(Yvonne White)协助我们进行初稿的编辑。许多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将研究问卷推荐给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委托人,这使我们能够从高层经理这个重要的团体中获得对公司董事会的看法。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忙碌的高层经理抽出时间完成这些问卷。
也感谢杰伊在哈佛商学院的一些同事,我们一起讨论了本书中的观点。其中特别要提到那些“全球公司治理创新研究中心”(Global Corporate Governance lnitiative)的同事们,德怀特•克兰(Dwight Crane)、亚历山大•戴克(Alexander Dyck)、布赖恩•霍尔(Brian Hall)、保罗•希利(Paul Healy)、卡尔•凯斯特(Carl Kester)、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和克里士纳•佩勒普(Krishna Palepu)。创新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成员们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我们还想特别感谢赫尔穆特•希勒(Helmut Sihler)和丹尼尔•魏思乐(Daniel Vasella),他们在我们了解欧洲董事会的途径和方法方面给予了指点。“全球公司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获得了雷诺仕咨询公司(Russell Reynolds Associates)的研究经费资助,对这个企业合伙人的慷慨解囊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还希望感谢哈佛商学院研究所的资金支持并表达对院长吉姆•克拉克(Kim Clark)的感谢,他对研究人员围绕公司治理进行的拓展研究和相关教学日程安排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
古谚有云:“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向他人授课”,如果没有表达对选修杰伊的课程——“公司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的MBA学生的感谢,将是我们的过错。在形成某些观点的课堂讨论中,他们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才华奉献出来。当他们从课堂讨论中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从中获益。
我们还想感谢哈佛商学院的三位研究副手,他们在研究的不同阶段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他们是凯塔琳娜•皮克(Katharina Pick)、索尼娅•桑切斯(Sonya Sanchez)和安迪•泽利克(Andy Zelleke)。
我们的私人助理给予了莫大的帮助,没有他们,这本书不可能顺利出版。因为在不同时区和数千英里之间协调与促进合作并非易事。我们极为诚挚地感谢哈佛商学院的简•巴雷特(Jane Barrett)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艾派克•吉(Ipek Gyi),他们帮助我们整理纷乱的草稿,许多其他方面的帮助也难以计数。
当雷吉娜•马鲁卡(Regina Maruca)拿到我们的书稿,将其合并为一个体现我们思想并具有可读性的最终产品时,展现了极高的编辑才智。她默默无闻地做了这些工作,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她成功地将两种声音有机组合在一起并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犀利,这种建议显然是明智的。
我们还要感谢杰夫•基欧(Jeff Kehoe),他是这本书在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他的专业知识和鼓励是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的主要因素。基欧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本书出版的可行性,并在写作和出版的整个过程中提出了有创见性的建议和编辑方面的指导。
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妻子帕特里夏和安吉(Patricia and Angie),很宽容地支持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个项目,给予伴侣之间所需要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帕特里夏提出的建议,提议将本书命名为《公司董事会的作用与效率》,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本书的中心思想。
同时将感谢献给所有与我们合作过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士!
科林和杰伊
于美国波土顿、澳大利亚墨尔本
2003年5月
2001年,正当我们专注于将观点形成计算机中的文字,许多章节通过电子邮件在半个地球之间往来的时候,北美和世界其他各地多宗公司治理丑闻和公司高层经理的越轨行为被披露出来。公司董事会对于其中的某些问题难辞其咎的事实让我们意外。我们最初的观点是,以前的十年中,许多国家公司董事会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太多的董事会仍然没有能力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当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确信首要任务是让读者相信这一现实。在安然公司(Enron)、泰科国际公司(Tyco)、世界电讯公司(WorldCom)的财务丑闻相继爆发之后,我们突然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平衡两个相互冲突的事实——当一些董事会因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过失应该被谴责的同时,另一些董事会实际上已经改善了其功能。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但同样重要的必然结论是,董事会在拥有的资源与其职责不匹配的情况下,未来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现在和将来,每一个董事会为了完成期待的职责,需要全面反思其作用,重新设计结构与程序。
过去几年里,和我们有过交谈的数百位公司董事、高层经理的姓名难以一一列举。许多人是我们担任管理咨询顾问时一起工作过的董事会成员,其他人则是参加哈佛商学院为公司董事们开设的教育项目的学员。我们特别感激这些主席和董事们,他们邀请我们评价其任职的董事会表现。为完成这个任务,允许我们探究董事会会议室关闭的大门后面发生的真实情况。另一些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是接受过我们咨询服务的董事会中的客座董事(co-director),或仅仅是朋友和专业上的同行,我们一起花费很多时间讨论和提炼观点。他们的贡献有重大价值,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见解已经体现在这个最终成果之中。
这本书是合作的成果,不仅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众多同事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他们在我们形成本书中的观点和分析过程中给予了帮助。感谢他们慷慨奉献时间、经验和见解。这里要特别感谢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和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同事们,是他们检验我们的观点并提供了资源支持。
特别感谢科林在波土顿咨询公司的几个同事。马克•布莱希尔(Mark Blaxill)猜测我们也许愿意共同写一本关于公司董事会的著作,介绍我们相识,他的英明之处已经被证实。卡尔•斯特恩(Carl Stern)、汤姆•刘易斯(Tom Lewis)、马克•乔伊纳(Mark Joiner)、艾伦•杰克逊(Alan Jackson)和博尔克•冯•奥廷格(Bolko von Oetinger)为我们完成这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无限的鼓励。其他人包括勒内•阿巴特(Rene Abate)、罗伯特•霍华德(Robert Howard)、拉斯•特尼(Lars Terney)、彼得•戈兹布拉夫(Peter Goldsbrough)、特德•巴斯维克(Ted Buswick)、桑迪•穆斯(Sandy Moose)、乔治•帕珀斯(George Pappas)和莫瑞•库普(Maurie Koop)评论了我们的草稿,讨论了观点。里克•赖特(Rick Wright)帮助我们分析。伊冯娜•怀特(Yvonne White)协助我们进行初稿的编辑。许多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将研究问卷推荐给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委托人,这使我们能够从高层经理这个重要的团体中获得对公司董事会的看法。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忙碌的高层经理抽出时间完成这些问卷。
也感谢杰伊在哈佛商学院的一些同事,我们一起讨论了本书中的观点。其中特别要提到那些“全球公司治理创新研究中心”(Global Corporate Governance lnitiative)的同事们,德怀特•克兰(Dwight Crane)、亚历山大•戴克(Alexander Dyck)、布赖恩•霍尔(Brian Hall)、保罗•希利(Paul Healy)、卡尔•凯斯特(Carl Kester)、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和克里士纳•佩勒普(Krishna Palepu)。创新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的成员们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我们还想特别感谢赫尔穆特•希勒(Helmut Sihler)和丹尼尔•魏思乐(Daniel Vasella),他们在我们了解欧洲董事会的途径和方法方面给予了指点。“全球公司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获得了雷诺仕咨询公司(Russell Reynolds Associates)的研究经费资助,对这个企业合伙人的慷慨解囊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还希望感谢哈佛商学院研究所的资金支持并表达对院长吉姆•克拉克(Kim Clark)的感谢,他对研究人员围绕公司治理进行的拓展研究和相关教学日程安排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
古谚有云:“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向他人授课”,如果没有表达对选修杰伊的课程——“公司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的MBA学生的感谢,将是我们的过错。在形成某些观点的课堂讨论中,他们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才华奉献出来。当他们从课堂讨论中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从中获益。
我们还想感谢哈佛商学院的三位研究副手,他们在研究的不同阶段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他们是凯塔琳娜•皮克(Katharina Pick)、索尼娅•桑切斯(Sonya Sanchez)和安迪•泽利克(Andy Zelleke)。
我们的私人助理给予了莫大的帮助,没有他们,这本书不可能顺利出版。因为在不同时区和数千英里之间协调与促进合作并非易事。我们极为诚挚地感谢哈佛商学院的简•巴雷特(Jane Barrett)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艾派克•吉(Ipek Gyi),他们帮助我们整理纷乱的草稿,许多其他方面的帮助也难以计数。
当雷吉娜•马鲁卡(Regina Maruca)拿到我们的书稿,将其合并为一个体现我们思想并具有可读性的最终产品时,展现了极高的编辑才智。她默默无闻地做了这些工作,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她成功地将两种声音有机组合在一起并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犀利,这种建议显然是明智的。
我们还要感谢杰夫•基欧(Jeff Kehoe),他是这本书在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他的专业知识和鼓励是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的主要因素。基欧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本书出版的可行性,并在写作和出版的整个过程中提出了有创见性的建议和编辑方面的指导。
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妻子帕特里夏和安吉(Patricia and Angie),很宽容地支持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个项目,给予伴侣之间所需要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帕特里夏提出的建议,提议将本书命名为《公司董事会的作用与效率》,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本书的中心思想。
同时将感谢献给所有与我们合作过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士!
科林和杰伊
于美国波土顿、澳大利亚墨尔本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