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卷 首 语
我们所讲的“中国学术”，绝非仅限于某一地理疆界之内的学术活动，否则不光杂志的论域和器量会太受限制，而且就知识生产的世界现状而言，也实在难以保证足够的学术量。由此从外延来讲，凡是来自广义“文化中国”的学术创造，即使它并非大陆人甚至中国人的创造，仍要属于“中国学术”；而从内涵来讲，凡是理应纳入当代精神视野的重大话题，哪怕它超越了特定民族国家的具体关切，也仍要属于“中国学术”。
论文栏第一组致力于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显出文明间的跨越是其来有自的，只不过早先的主要边界并不在中西之间。刘迎胜提出了一个既有难度又有兴味的问题：明初人出使外番时究竟以何种语言交流?作者基于同时以汉、波斯与泰米尔三种文字刻成的锡兰山碑推测：后两种文字正是郑和船队的主要外交语言；更佐以其它材料(如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推断：元亡以后，波斯语在中国的官方语言地位虽不复存在，但其作为外交语言的地位仍保持了一段时期，故明初时无论是沿陆路出使西域还是沿海路下西洋，均以它为外交语言。陆扬比较了中古留下的多种鸠摩罗什传记，并对之进行了语境化和历史化的诠释。作者指出，当时的佛教史家充分调用历史与想像资源，在凸显传主与其母耆婆及中亚僧团间的精神联系、展现传主过人智慧与佛教修行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刻画传主远到异域传教的孤独与挫败心态等方面，进行了持续努力和不断修正；可以想见，这类史书中的大量叙述细节，不仅反映了当时佛门与公众对传主的评价与想像，也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土时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与制衡。
第二组聚焦于明清小说中的性话语。陈建华对《金瓶梅词话》的研究，综合了三个不同的向度：从叙事传统的角度，指出小说中的视觉特别是偷窥视角，在人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从全知叙事到有限叙事的历史性转折；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指出小说中对私生活和偷窥的兴趣，反映出随着晚明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密性“阅读”的新型要求；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指出潘金莲的“恶”眼虽然蕴涵着对女性的诅咒，但对新的“视力”的召唤却亦反映了传统伦理的恐惧，同时也带来了性别天平出现“阴盛阳衰”的吊诡。商伟对《才子牡丹亭》的研究，强调了明末和清初间的连续性：这部成书于康熙、雍正年间，刊行于雍正、乾隆之际的评注性著作，其牵强的注释似乎专门围绕着性话题，表明晚明之风其实到十八世纪上半叶仍未消歇。作者缘此认为，这种颠覆性的情色诠释，既以王学为其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也标志着王学的逻辑极致；它的阐释内容和方法体现了晚明以来文学实践的内在趋向，故其意义便只能参照这些作品的母题和叙述模式来理解。
第三组聚焦于日本的江户“兰学”(即荷兰之学)。近来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上世纪初叶从日本涌入的大量外来语，发现那里潜藏着许多文化误读的重大案例。然而，那些以汉字为假象的日语外来语，最初在其本土语境中又是怎样形成的?沈国威道出了其中的“所以然”。作者指出，日本近代的兰学从《解体新书》的刊行算起(1774年)，迄至来自中国的汉译西籍开始自由输入(1860年前后)，总共进行了80余年。在此期间，兰学家们面对西学“抗颜强译”，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译词三法——即利用中国典籍词语的“翻译”、摹借或汲意造词的“义译”，以及万不得已而为之的“音译”；而大量利用汉字拼合起来的新词，正是在中国典籍中没有现成对等词语的困境下，被兰学家们根据“义译”的方法创制出来的。赵坚又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综述了日本兰学的发生、发展与特征。作者还指出，兰学这种“洋学”一开始又称“蛮学”，是作为“汉学”(主要是传统汉医学)的对立面出现的，这种称呼不仅包含着对其研究对象(“蛮人”)的鄙夷，也意味着兰学和汉学之间的高下之分。不过，兰学和汉学并非总是这般水火不容，反而很快就发生了融合，到后来后者竟成了前者的“素养”和“媒体”。准此才可以理解，后来从晚清输入的汉译西籍(如《万国公法》)，何以又对幕末的兰学有所推动。
评论栏围绕着“历史与现代性”的关联。高毅基于欧洲的史实认定，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对于人类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空前觉醒，以及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由此，所谓“现代性”应是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体，而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张力则是它的内在动力源。作者的辩护是，两个多世纪来现代文明在其发生、成长和扩散历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多是由各种对抗现代性的前现代因素所诱发促生，并非缘于现代性本身正当性的不足。叶文心基于史家的敏感，指出高速起飞的前景如何促成了上海地方史资源的重新分配，以至以往革命史对于阶级斗争和外来压迫的强调，也在新的史学话语中变成了“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之辩。借助于这种雄辩，新的上海史著述就重塑了人们的记忆，也为该市主动谋求国际化的战略建构了历史基础。不过，同样出于史家的敏感，作者亦指出九十年代的上海虽然提出了“主动开放”的战略指标，其历史条件却与“被动开放”的三十年代颇有不同。
讲坛/通讯栏，发表了丁尔苏基于本刊2003年春季号上的钱钟书遗作——<欧洲文学中的中国>所进行的联想式发挥。作者再次以《世界公民》及《在中国屏风上》为例，讲述了关于中国的不同观念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异国挪用的。
最后再回到起初的话题。刚刚从瓦格纳那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望而生畏的文字：
中国学研究发生在一个多语言的世界。除了中文以外，学者们还在用日语、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其它语言撰写重要的著作；而相当的历史资料则在另一宽泛的语言跨度里传布，从梵文到吐火罗文，从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说日文和韩文中对古汉语的运用了。几乎没有学者敢于声称自己在用所有这些语言中的哪怕一小半来从事研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学术原则却依然有效：关于一个课题的所有重要的资料和研究均需要顾及，不管它们传布在哪种语言中。(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中文版序言)
但转念想来，不正是因为这项事业既如此艰难，又如此广阔，我们才如此渴望去调动普天下的积极因素，来共同书写——乃至于共同造就——那个早已成为世界性话题的、充满迁移张力的中国性吗?
刘 东
于京郊静之湖
我们所讲的“中国学术”，绝非仅限于某一地理疆界之内的学术活动，否则不光杂志的论域和器量会太受限制，而且就知识生产的世界现状而言，也实在难以保证足够的学术量。由此从外延来讲，凡是来自广义“文化中国”的学术创造，即使它并非大陆人甚至中国人的创造，仍要属于“中国学术”；而从内涵来讲，凡是理应纳入当代精神视野的重大话题，哪怕它超越了特定民族国家的具体关切，也仍要属于“中国学术”。
论文栏第一组致力于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显出文明间的跨越是其来有自的，只不过早先的主要边界并不在中西之间。刘迎胜提出了一个既有难度又有兴味的问题：明初人出使外番时究竟以何种语言交流?作者基于同时以汉、波斯与泰米尔三种文字刻成的锡兰山碑推测：后两种文字正是郑和船队的主要外交语言；更佐以其它材料(如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推断：元亡以后，波斯语在中国的官方语言地位虽不复存在，但其作为外交语言的地位仍保持了一段时期，故明初时无论是沿陆路出使西域还是沿海路下西洋，均以它为外交语言。陆扬比较了中古留下的多种鸠摩罗什传记，并对之进行了语境化和历史化的诠释。作者指出，当时的佛教史家充分调用历史与想像资源，在凸显传主与其母耆婆及中亚僧团间的精神联系、展现传主过人智慧与佛教修行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刻画传主远到异域传教的孤独与挫败心态等方面，进行了持续努力和不断修正；可以想见，这类史书中的大量叙述细节，不仅反映了当时佛门与公众对传主的评价与想像，也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土时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与制衡。
第二组聚焦于明清小说中的性话语。陈建华对《金瓶梅词话》的研究，综合了三个不同的向度：从叙事传统的角度，指出小说中的视觉特别是偷窥视角，在人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从全知叙事到有限叙事的历史性转折；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指出小说中对私生活和偷窥的兴趣，反映出随着晚明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密性“阅读”的新型要求；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指出潘金莲的“恶”眼虽然蕴涵着对女性的诅咒，但对新的“视力”的召唤却亦反映了传统伦理的恐惧，同时也带来了性别天平出现“阴盛阳衰”的吊诡。商伟对《才子牡丹亭》的研究，强调了明末和清初间的连续性：这部成书于康熙、雍正年间，刊行于雍正、乾隆之际的评注性著作，其牵强的注释似乎专门围绕着性话题，表明晚明之风其实到十八世纪上半叶仍未消歇。作者缘此认为，这种颠覆性的情色诠释，既以王学为其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也标志着王学的逻辑极致；它的阐释内容和方法体现了晚明以来文学实践的内在趋向，故其意义便只能参照这些作品的母题和叙述模式来理解。
第三组聚焦于日本的江户“兰学”(即荷兰之学)。近来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上世纪初叶从日本涌入的大量外来语，发现那里潜藏着许多文化误读的重大案例。然而，那些以汉字为假象的日语外来语，最初在其本土语境中又是怎样形成的?沈国威道出了其中的“所以然”。作者指出，日本近代的兰学从《解体新书》的刊行算起(1774年)，迄至来自中国的汉译西籍开始自由输入(1860年前后)，总共进行了80余年。在此期间，兰学家们面对西学“抗颜强译”，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译词三法——即利用中国典籍词语的“翻译”、摹借或汲意造词的“义译”，以及万不得已而为之的“音译”；而大量利用汉字拼合起来的新词，正是在中国典籍中没有现成对等词语的困境下，被兰学家们根据“义译”的方法创制出来的。赵坚又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综述了日本兰学的发生、发展与特征。作者还指出，兰学这种“洋学”一开始又称“蛮学”，是作为“汉学”(主要是传统汉医学)的对立面出现的，这种称呼不仅包含着对其研究对象(“蛮人”)的鄙夷，也意味着兰学和汉学之间的高下之分。不过，兰学和汉学并非总是这般水火不容，反而很快就发生了融合，到后来后者竟成了前者的“素养”和“媒体”。准此才可以理解，后来从晚清输入的汉译西籍(如《万国公法》)，何以又对幕末的兰学有所推动。
评论栏围绕着“历史与现代性”的关联。高毅基于欧洲的史实认定，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对于人类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空前觉醒，以及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由此，所谓“现代性”应是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体，而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张力则是它的内在动力源。作者的辩护是，两个多世纪来现代文明在其发生、成长和扩散历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多是由各种对抗现代性的前现代因素所诱发促生，并非缘于现代性本身正当性的不足。叶文心基于史家的敏感，指出高速起飞的前景如何促成了上海地方史资源的重新分配，以至以往革命史对于阶级斗争和外来压迫的强调，也在新的史学话语中变成了“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之辩。借助于这种雄辩，新的上海史著述就重塑了人们的记忆，也为该市主动谋求国际化的战略建构了历史基础。不过，同样出于史家的敏感，作者亦指出九十年代的上海虽然提出了“主动开放”的战略指标，其历史条件却与“被动开放”的三十年代颇有不同。
讲坛/通讯栏，发表了丁尔苏基于本刊2003年春季号上的钱钟书遗作——<欧洲文学中的中国>所进行的联想式发挥。作者再次以《世界公民》及《在中国屏风上》为例，讲述了关于中国的不同观念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异国挪用的。
最后再回到起初的话题。刚刚从瓦格纳那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望而生畏的文字：
中国学研究发生在一个多语言的世界。除了中文以外，学者们还在用日语、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其它语言撰写重要的著作；而相当的历史资料则在另一宽泛的语言跨度里传布，从梵文到吐火罗文，从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说日文和韩文中对古汉语的运用了。几乎没有学者敢于声称自己在用所有这些语言中的哪怕一小半来从事研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学术原则却依然有效：关于一个课题的所有重要的资料和研究均需要顾及，不管它们传布在哪种语言中。(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中文版序言)
但转念想来，不正是因为这项事业既如此艰难，又如此广阔，我们才如此渴望去调动普天下的积极因素，来共同书写——乃至于共同造就——那个早已成为世界性话题的、充满迁移张力的中国性吗?
刘 东
于京郊静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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