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我遵易青先生之命,为《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作序。于是放下手头的事情,用十多天时间读完了这部大著。理论著作,尤其是原材料十分丰富且具有独创意义的理论著作,要一口气读完,很不容易,阅读过程中免不了还要查检一些相关资料,这就更费时费事了。但这种“费时费事”是值得的,也是我所乐意的。我从来都认为:阅读别人的著作,并不是要自己去当裁判,而是在保持独立思考的前提下,互相交流、沟通、理解,以求共同进步。多年的阅读经验,也使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把读书与“读人”联系起来。读《论语》就是在读孔子,读《史记》就是在读司马迁,读《观堂集林》就是在读王国维,读《管锥编》就是在读钱钟书。什么样的人能写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一定得由什么样的人来写。这部《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不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黄易青吗?优点是黄易青的,缺点也是黄易青的。个性鲜明,品格突出,书如其人,人如其书。按照这个思路去读这本书,我们就能在理解这部书的同时也理解它的作者黄易青。学术著作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极为宝贵的。人云亦云的所谓“著作”是不值得“费时费事”去读的。
我认识黄易青先生已有十个年头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7年6月19日,他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印象之一是,此公相当执著,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印象之二是,此公长于和善于思考,在理论上有独特的追求。
第一印象是不会错的。当然,论人论学不能只凭一时印象,而这本《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完全可以证明,我的印象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
在97年6月那次答辩会上,易青的论文不仅顺利通过,且获得好评。从那时到现在,易青又用了整整十个年头进行增改,完成了这部大作,为汉语同源词的理论探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十年磨一剑,这就是执著,这就是独特追求。“执著”加“独特追求”等于精品。左思赋《三都》,“构思十年”;曹公“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王念孙疏证《广雅》,“十年而成书”;王筠著《句读》,“时阅十年,稿凡三易”;马建忠“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而成《文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论著不在多,有精品则成。精品,学术精品,不可能一蹴而就。绞尽脑汁,费尽心血,才有成功的可能,但还不是必然。因为真正的精品,“实学人词人不可少之书,而古人今人未始有之书,所谓似因而实创者”(谢增《说文通训定声•跋》)。“创”,不仅需要时间,需要勤奋,更需要眼光、洞察力。哪种书是“不可少之书”,哪种书是“未始有之书”,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回答正确了,著者的独特追求肯定就能符合该学科发展的大方向,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执著精神,创精品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理路,同源词的研究也不例外。王力以前的汉语同源词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王力的《同源字典》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具有里程碑的性质。黄易青怎么办?如果重复章太炎、王力的路子,也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却不能说是“不可少之书”、“未始有之书”。所以,黄易青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FONT face=仿宋_GB2312>前人留给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呢?
</FONT>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由谁来解答?能提出问题的人基本上也就是能解答问题的人。黄易青的答案是:
<FONT face=仿宋_GB2312>归结起来,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词源意义,进而是意义变化发展规律即运动规律,最后是同源意义系统。
词源意义和意义运动规律,都是同源意义系统研究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FONT>全书洋洋数十万言,就是对这三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黄易青所探出来的各种观点、结论,未必人人信服,但有一点我想是不会有争议的:黄易青这部论著的问世,标志着汉语同源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理论探讨阶段。黄易青在全书“结论”中说:
<FONT face=仿宋_GB2312>我们认为,同源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证明哪些词之间有无同源关源,而是能够探讨、了解整个意义系统的面貌和结构组织方式,以及词义运动规律和这种规律所反映的古人认识规律、古人所理解的事物发展规律。上述的这些,都是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
</FONT>“执著”的人,有时容易“执一”而忘二。“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重要的,但绝对不能说“证明哪些词之间有无同源关系”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章太炎、王力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最重要”,到了黄易青所处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最重要”。不仅不能以此“最重要”来否定或贬低那个“最重要”,而且没有那个“最重要”就不能有你今天这个“最重要”,所谓“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理路”,道理就在于此。同时,我们还要区分:“重要”与“正确”是两回事。“重要”指课题本身的价值,“正确”是指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我们肯定“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既是正确的,又是重要的,因为黄易青先生提出的这个课题具有时代意义,在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史上具有“似因而实创”的特点,所以是重要的;他通过持久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课题,从学术价值而言是正确的。
现在的学术界,有不少人把理论探索、把“似因而实创”看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动辄宣布自己填补了什么空白,宣称自己独创了什么什么新理论。其实,也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也可能是盲人摸象,也可能是坐井观天。黄易青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他懂得个中的艰辛。他用十年时间,呕心沥血,研究了“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的不同”,在理论上,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他还研究了词源意义的实质,词源意义的变化发展与意义系统的结构,上古汉语同源词的义通关系等等,从术语到体系,令人耳目一新。可是,字里行间没有丝毫的自鸣得意。书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一段鞭辟入里的警言:
<FONT face=仿宋_GB2312>科学的词源研究有它巨大的困难……
词源学难,难于上青天!
这是一个十分繁重艰难的工作。</FONT>
正因“困难”、“艰难”、“难于上青天”,才要求研究者应具有献身精神,具有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古之儒家有所谓“士志于道”,有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孔门提倡的以身殉道。释家提倡的是舍身求法,七世纪的三藏法师就是典型。他26岁西行求法,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成为当时国际上顶尖级的学术大师。我们不妨读一读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中记载的曲女城法会,至今读来还令人惊心动魄,作为论主的三藏法师敢于将自己的论意“写一本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到会诸王、诸僧、小乘外道等等,“充塞数十里间”,“无一人致言”,“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玄奘获得了世界性美誉。“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我觉得那些热衷于搞窝里斗的先生,应该像玄奘那样,到国际论坛上斗法。“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
任何人从事任何一种理论探索,都会留下种种不足之处。同源词研究,说到底还是音义结合问题。说义不能离开音,说音不能离开义。尽管侧重点可以不同,但在选取具体例证时音义必须契合。本书也提供了一个上古音体系,大体上只是类的划分,音值的描写缺乏系统性。因此书中虽然有大量义同、义通的材料,而读者无法获得明确的语音根据。语音根据不十分明确,“同”、“通”的论据就不能算是充分而坚确。
黄侃先生说:“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他那篇《音略》,几乎是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从语言简洁而言,实为典范之作,值得我们学习。此书语言还欠简洁,宜仔细斟酌。
多年来,我常应年轻朋友之命为他们的大著作序,有时借题发挥,针贬学弊,逆耳之言,取憎于人。余岂好为人序?又何敢招惹是非?为了迎接新的学术高潮,促进学术发展,必须纠正不良学风,这是学术界的共同愿望,非余一人之私见也。
何九盈
2006年9月7日于西郊蓝旗营
我认识黄易青先生已有十个年头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7年6月19日,他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印象之一是,此公相当执著,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印象之二是,此公长于和善于思考,在理论上有独特的追求。
第一印象是不会错的。当然,论人论学不能只凭一时印象,而这本《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完全可以证明,我的印象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
在97年6月那次答辩会上,易青的论文不仅顺利通过,且获得好评。从那时到现在,易青又用了整整十个年头进行增改,完成了这部大作,为汉语同源词的理论探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十年磨一剑,这就是执著,这就是独特追求。“执著”加“独特追求”等于精品。左思赋《三都》,“构思十年”;曹公“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王念孙疏证《广雅》,“十年而成书”;王筠著《句读》,“时阅十年,稿凡三易”;马建忠“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而成《文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论著不在多,有精品则成。精品,学术精品,不可能一蹴而就。绞尽脑汁,费尽心血,才有成功的可能,但还不是必然。因为真正的精品,“实学人词人不可少之书,而古人今人未始有之书,所谓似因而实创者”(谢增《说文通训定声•跋》)。“创”,不仅需要时间,需要勤奋,更需要眼光、洞察力。哪种书是“不可少之书”,哪种书是“未始有之书”,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回答正确了,著者的独特追求肯定就能符合该学科发展的大方向,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执著精神,创精品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理路,同源词的研究也不例外。王力以前的汉语同源词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王力的《同源字典》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具有里程碑的性质。黄易青怎么办?如果重复章太炎、王力的路子,也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却不能说是“不可少之书”、“未始有之书”。所以,黄易青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FONT face=仿宋_GB2312>前人留给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呢?
</FONT>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由谁来解答?能提出问题的人基本上也就是能解答问题的人。黄易青的答案是:
<FONT face=仿宋_GB2312>归结起来,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词源意义,进而是意义变化发展规律即运动规律,最后是同源意义系统。
词源意义和意义运动规律,都是同源意义系统研究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FONT>全书洋洋数十万言,就是对这三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黄易青所探出来的各种观点、结论,未必人人信服,但有一点我想是不会有争议的:黄易青这部论著的问世,标志着汉语同源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理论探讨阶段。黄易青在全书“结论”中说:
<FONT face=仿宋_GB2312>我们认为,同源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证明哪些词之间有无同源关源,而是能够探讨、了解整个意义系统的面貌和结构组织方式,以及词义运动规律和这种规律所反映的古人认识规律、古人所理解的事物发展规律。上述的这些,都是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
</FONT>“执著”的人,有时容易“执一”而忘二。“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重要的,但绝对不能说“证明哪些词之间有无同源关系”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章太炎、王力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最重要”,到了黄易青所处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最重要”。不仅不能以此“最重要”来否定或贬低那个“最重要”,而且没有那个“最重要”就不能有你今天这个“最重要”,所谓“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理路”,道理就在于此。同时,我们还要区分:“重要”与“正确”是两回事。“重要”指课题本身的价值,“正确”是指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我们肯定“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既是正确的,又是重要的,因为黄易青先生提出的这个课题具有时代意义,在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史上具有“似因而实创”的特点,所以是重要的;他通过持久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课题,从学术价值而言是正确的。
现在的学术界,有不少人把理论探索、把“似因而实创”看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动辄宣布自己填补了什么空白,宣称自己独创了什么什么新理论。其实,也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也可能是盲人摸象,也可能是坐井观天。黄易青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他懂得个中的艰辛。他用十年时间,呕心沥血,研究了“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的不同”,在理论上,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他还研究了词源意义的实质,词源意义的变化发展与意义系统的结构,上古汉语同源词的义通关系等等,从术语到体系,令人耳目一新。可是,字里行间没有丝毫的自鸣得意。书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一段鞭辟入里的警言:
<FONT face=仿宋_GB2312>科学的词源研究有它巨大的困难……
词源学难,难于上青天!
这是一个十分繁重艰难的工作。</FONT>
正因“困难”、“艰难”、“难于上青天”,才要求研究者应具有献身精神,具有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古之儒家有所谓“士志于道”,有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孔门提倡的以身殉道。释家提倡的是舍身求法,七世纪的三藏法师就是典型。他26岁西行求法,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成为当时国际上顶尖级的学术大师。我们不妨读一读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中记载的曲女城法会,至今读来还令人惊心动魄,作为论主的三藏法师敢于将自己的论意“写一本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到会诸王、诸僧、小乘外道等等,“充塞数十里间”,“无一人致言”,“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玄奘获得了世界性美誉。“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我觉得那些热衷于搞窝里斗的先生,应该像玄奘那样,到国际论坛上斗法。“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
任何人从事任何一种理论探索,都会留下种种不足之处。同源词研究,说到底还是音义结合问题。说义不能离开音,说音不能离开义。尽管侧重点可以不同,但在选取具体例证时音义必须契合。本书也提供了一个上古音体系,大体上只是类的划分,音值的描写缺乏系统性。因此书中虽然有大量义同、义通的材料,而读者无法获得明确的语音根据。语音根据不十分明确,“同”、“通”的论据就不能算是充分而坚确。
黄侃先生说:“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他那篇《音略》,几乎是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从语言简洁而言,实为典范之作,值得我们学习。此书语言还欠简洁,宜仔细斟酌。
多年来,我常应年轻朋友之命为他们的大著作序,有时借题发挥,针贬学弊,逆耳之言,取憎于人。余岂好为人序?又何敢招惹是非?为了迎接新的学术高潮,促进学术发展,必须纠正不良学风,这是学术界的共同愿望,非余一人之私见也。
何九盈
2006年9月7日于西郊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