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商务印书馆,返回首页

相关图书

图书搜索:

我的父亲罗家伦 平装

分享到:

定价:¥42.00

  • 著者:4338 
  • 出版时间:2013年09月本印时间:2013年09月
  • 版次:1印次:1页数:303页
  • 开本:16册数:1
  • ISBN:978-7-100-09854-0
  • 读者对象:大众读者
  • 主题词:父亲罗家伦
  • 人气:1336

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五四”运动领导者、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不平凡一生的亲情回忆录  

    罗家伦,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曾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是为我国现代教育做出很大贡献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教育家。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以她历史学家的丰富积累和真挚的感情写出的这本父母亲的回忆录,以作者回顾为主线,附带各个时期父亲罗家伦和母亲张维桢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回忆文字,此外,还收录了罗家伦自己的文章及讲演记录,还有罗家伦与妻子张维桢的通信及少量张维桢的文章,以期生动详实地全面地展示了罗家伦一生不平凡的经历。

显示全部序言

       1999年12月25日,是先父罗家伦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就在那一天《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4册在台湾出版,圆满完成了这项费时二十多年的工程。作为保存、整理父亲遗稿的负责人,我除了感谢众多位专家的辛劳和执着之外,也庆幸终于能为两岸学者提供一套完整的传记资料。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便注意到父亲的旧作在国内再版或摘录;进入21世纪不久,研究他的专题论文和评传相继问世,呈现出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一股蓬勃气象。
       我个人在对双亲的认识与时加深的过程中,也曾应邀在两岸的杂志和集刊里发表过十余篇文字,大体概括了他们一生经历和事业的重点。退休后我很希望能将它们组合成一本有系统的文集,为国内读者提供另一角度的记述。可是如何着手,是否有出版的可能?都令我感到困惑和犹豫。就在这期间,很幸运通过好友梁文蔷博士的介绍,结识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艳华女士。从2005年4月起,我先将所有可用的资料邮寄到她手边,再借电子邮件密集地与她反复商讨取得共识。凭着她丰富的经验和创意,我们很快寻到了可行的方案 :把我写的新旧章篇,连同父母亲具代表性的遗著和几位父亲的朋友和学生悼念他的专文,加上多种图片、信函和墨迹,综合成一本另类的传记。这本《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顺利地于2006年1月出版。
       新书意外地产生了一些抛砖引玉的功效:如父亲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他毕生对现代青年人格的关注和教育事业的贡献,甚至他和母亲的恋爱和婚姻,都得到不少读者的肯定。一位《书城》评论者感叹说:“能有自己的子女所写的回忆与传记,做父母的是多么幸福。别说什么克绍箕裘,也别说什么诗书传家,单是这份令人难忘的亲情,也足够令人动怀。罗家伦先生久已消失于大陆读者视野之外,现在能从父亲、校长、学者的角度,重回大陆,实在是我们读者的福气。”另一位读者是这样评价的:“罗久芳提到,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把纪念文字和专著遗作合而为一,合成一本‘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能使得‘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读罢,感觉这个设想真是很成功。”老友文蔷写信给我说:“我虽与你相交数十载,无话不谈,但对罗伯伯许多事仍不清楚。这次读了你的介绍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尤其对罗伯母的过去所知无几,读了你的叙述如拨云见日……现知其背景及终生贡献,疑云顿消。在伯母那个时代,无论中外,妇女的奋斗、贡献记入史册的不多,你记载母亲的文字特别有意义。”
       2009年底,高女士又帮助我策划编辑了一册《五四飞鸿 —— 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选用了父亲50位师友的亲笔信函,并包括了一批他与蔡元培、张元济的往返书信。她为这本书所花费的时间、付出的心力更多,出版后在学术界和同行业中均获得高度的评价。她在退休前后,依旧不忘继续引进父亲其他的著作,特别为了纪念辛亥百年,及时于2011年推出了《辛亥革命人物画传》。由于《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已经绝版,她又在2012年代表我与北京商务印书馆另行签约,并参与将原书全面修订重新排版。此外商务还同意将父亲最后的一本著作《逝者如斯集》发行简体版,两书可望在2013年内同步完成。
       特别要提出的,是父亲与商务印书馆数十年的渊源。他从学生时代起,便和张元济先生建立了忘年之交,我在书中有专文交待。由于他们特殊的关系,无论在上海、重庆、南京和台北,父亲的书每一本都是交给当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99年,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已经将他1927年出版的《科学与玄学》选入“商务印书馆文库”系列;2012年又将我参与校订的毛彦文著《往事》再次与读者见面。最后,我要向商务的前后编辑人士多年来的热诚和努力,致以谢忱,并再次向多年来鼓励我、帮助我的高艳华女士以及我的老伴张桂生,表达衷心的感激。

显示全部作者简介

       罗久芳,1934年生于南京,长于重庆。1948年出国,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念完高中,1955年悉尼大学文科毕业。同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主修近代史。1956年获硕士学位,1958年获博士候选人资格。曾任密歇根大学中文系助教,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研究助理。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整理乃父遗稿、文物,协助出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的工作。       1977-1979年任职美国州立西雅图中央社区学院,讲授英语及中国历史课程。主要著述有:回忆录《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以及整理校订毛彦文自传《往事》等。其他研究文字散见于多种报章杂志。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他与傅斯年等人共同创办的《新潮》杂志,使之成为当时继《新青年》后倡导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他起草了“五四宣言”,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改组旧清华,为现代化的清华大学发展奠定了方向; 他亦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十年“重建”,遂使中大有“民国最高学府”之称谓; 他是罗家伦。 在这部由罗家伦的女儿用真情实感编写的亲情回忆录里,作者用丰富的材料全面地展现了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学生生活、组织学生运动、留学欧美、收获爱情、实践教育、从政报国,其间交织着爱情和亲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国富强之梦。

显示全部目 录

序言 罗久芳 1
我的父亲 第一辑
追念我的父亲 7
父亲在北京大学 23
父亲与“五四”运动 37
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
——谨以此文纪念先师蔡孑民先生百年诞辰 罗家伦 50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 59
父亲母亲的恋爱 81
父亲在留美的日子里 87
留美情书15封 罗家伦 96
留欧情书46封 罗家伦 109
父亲在清华大学 159
我和清华大学 罗家伦 168
父亲在中央大学 185
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
——民国三十年七月在国立中央大学全体师生
初次惜别会中讲话 罗家伦 190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节选) 罗家伦 204
我的母亲 第二辑
怀念我的母亲 213
现代中国学生的一些家庭问题 张维桢( 罗久芳译) 228
爱护民族生命的萌芽 张维桢 234
中国妇女在战时和战后的地位 张维桢 238
百年父母与千年文物 241
父亲与师友 第三辑
   父亲与钱鍾书 246
   父亲与他的恩人张元济 252
学者眼中的父亲 第四辑
   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 毛子水 260
   志希先生在中大十年 杨希震 267
   悼念罗家伦先生 柳长勋 274
   忆述罗家伦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他 金绍先 279
附录
母亲张维桢捐献文物目录 286
父亲墨迹 288
罗家伦大事年表 297

显示全部精彩试读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节选)

    我(从庐山)回到南京,一方面很镇定的举行(中央、浙江、武汉)三大学联合招生考试,考完之后,催促教授们赶快看卷子,一方面限定大家在二星期之内把重要的图书、仪器一齐装箱,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战争爆发了,八·一四南京遭受日本大队重轰炸机的空袭,这队飞机是日本著名的木根井航空大队,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的,那天倒很好,一口气打下他六架,以后南京天天有空袭,但敌人的目标还是在光华门外的机场和若干军事据点。以中央大学为主体并且参加了若干浙大、武大教授的阅卷委员会,在十五日已经把全部卷子阅完(那年投考的有一万一千人左右,评阅的卷子有六万多本),到八月十九日下午所有的分数一律算好了,有三所大学合组的考试委员会在大石桥中央大学校本部图书馆阅览室开会,大致到了六点钟吃饭的时候,大体的决定已经有了,不过还有若干附带问题尚待继续商讨,六点钟,我们在图书馆楼上开始用晚餐,刚刚大家放下筷子的时候,天空的敌机不断的盘旋,我们起初以为他所找的仍是军事目标,不致于会炸到大学,所以不曾十分注意,那时中大的警卫队长李治华君跑上楼来对我说:“敌机在上面盘旋,不怀好意,请赶快到图书馆最下一层半截在地下的书库里坐一下。”于是我约集其他两校的代表和本校的教职员,一共一百多人到地下书库,我为了要结束这个会起见,约集其他两校的代表坐成一个圈子,我自己拿了一把扶手椅,手放在扶手上正要坐下去的时候,忽而听见一声剧烈的爆炸,像天崩地坍一样,屋顶上的水泥纷纷像暴雨般的掉下来,这种强烈的爆炸声音,继续不断有十余分钟,飞机声音稍小,李治华君又赶下来向我报告道:“后面化学室起火,女生宿舍全部被炸。”于是乎我立刻出来,站在图书馆前的一个大日晷前面,督促本校员工救火,正在救火的时候,又听见一连串不断的爆炸声,天空红色的碎片横飞,响了十分钟之久,我们还是不问,把化学馆的火救熄,女生宿舍被炸变为平地,围墙以外承贤街农场的男生宿舍二、三层楼的门窗,几乎全部被震碎,可是男女宿舍两处均未伤人,只有正在建筑牙医专科学校大楼的工人炸死了五个,校工炸死二人,是最不幸的牺牲者。说到女生和男生宿舍受到这种损毁而不曾伤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是其中有一段经过,是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的,我不妨补说一下。南京从八月十四被空袭起,来找我的客人大大的减少了,我的办公室在大礼堂的二层楼上,这个礼堂是为当年开国民会议建筑的,相当坚固,我的办公室就正对大门,女生宿舍靠近大礼堂的左边,是中国式的平房,因为客人稀少,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忽而注意到邻近的女生宿舍,感觉到不妥当,于是坐下来下了一个条子,请女生指导员陈美瑜女士(她原是金女大教授,当时在中大卫生教育科任教),要她把住在宿舍里的女生限定在十九日上午一律搬出去,家在南京的回家,家不在南京的搬到三牌楼中大农学院女生宿舍里暂住。这个条子写好以后,我又在办公室走了若干个圈子,又想到男生宿舍二、三层楼不妥,因为男生当时没有空袭的经验,常常喜欢跑到屋顶上去看敌机,所以我又写了一个条子给男生宿舍管理员吴茂聪和汪瑞年二位,要他们把二、三层楼的男生,一起搬到一层楼居住。这二个条子送出以后,他们三位负管理责任的人,前后都来对我说,这个命令很难得执行。女生指导员说:女生因为暑假之后,宿舍人少,洗澡又便利,觉到凉爽舒服。男生管理员说:因为这是热天,二、三楼房屋比较风大,男生也不肯搬。我很严厉地坚持非要他们做到不可。到了下午二点钟,吴、汪两君来报告我说: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把二、三层楼男生搬到一楼。在四点钟的时候,陈美瑜女士到图书馆会场里同我说:费了很大的唇舌,把女生搬出校本部的宿舍,方才搬完,她要请假二星期回浙江省亲,我自然答应了的。可是在三小时之内,女生宿舍被炸,他们报告我说炸的时候,陈女士正在宿舍里,于是我下令叫他们赶快去挖,不想正预备了器具去发掘宿舍废墟的时候,这位女教授从倒坍了的宿舍旁边爬了出来,狂奔到图书馆门口来找我,只见她一身都是灰,后头跟着一个女工,原来陈女士从图书馆出来,正准备收拾行李明天回家的时候,忽而炸弹落下来了,女工王妈正帮她在理东西,立刻上前把陈女士抱住往地下一滚,她说:“陈小姐,我们死在一道吧!”那知这一滚,正滚在水门汀的洗脸台之下,这幢房屋倒坍下来的时候,虽然是石瓦横飞,可是他们在洗脸架之下却得到了庇护,等到轰炸停止,这一排架子底下成了一条小的弄堂,他们就从这弄堂内爬了出来,这是女生宿舍的情形。至于男生宿舍,为什么二、三楼炸得门窗无余,而一层楼学生所居之地没有一人受伤呢?这些炸男生宿舍的炸片却与日本飞机所投的炸弹无关,因为北极阁上有若干门高射炮,有一辆装满高射炮弹的卡车,正准备开上北极阁去时,正值敌机当头,于是就在承贤街中央大学宿舍的墙外停下来,想不到这车炮弹受到了敌机炸弹的破片起火爆炸起来了,因为高射炮弹是挥发性向上的,它穿透的力量不大,又在墙外,所以它爆炸的弹片向上飞,把围墙里的树木炸了许多,碎片再飞上去,破坏了男生宿舍二、三层楼的门窗,底下一层反而无恙;那一天单是在围墙里敌机投下的炸弹二百五十公斤的一共有七枚,计四分之三公吨,来炸毁一个不成为军事目标的大学,其中离我最近的一个,就在图书馆书库的外面,炸弹坑距外墙只有三公尺,若是不是一个钢骨水泥的墙隔着,那不只是我,在里面的一百多人,恐怕大部分毁灭了。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大门里马路旁的法国梧桐树下,拿了一支铅笔一本拍字簿,正在发号施令督促大家工作的时候,有四个女生跑来谢我,我说:“你们真是小孩子!昨天你们还不搬,以为是我的虐政,今天倒谢起我来了。”也有许多男生来对我作同样的表示,这是一件很巧的事。许多迷信的人,或者以为我有什么神灵帮助,说不好听一点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巫术,其实我以为灵感都说不上,只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在危险的时期,把他责任以内的事,多用了一点心思罢了。那一天还有一件可庆幸的事,就是在被炸毁的牙科临时房屋之内,有几十箱贵重的仪器,就在那天早上搬到下关,上了轮船向上游起运。

当年的中央大学大门,现为东南大学,后面的中央大礼堂现已修复

我虽然把一部分图书仪器开始搬运,可是这种措置,并未奉到命令,对于校址设在何处,虽然我自己胸有成竹,可是并没有呈奉政府决定。说到把中央大学迁移这个问题,当时正是议论纷纭,主张不一:卫戍司令部为了怕动摇人心,是绝对不希望中央大学搬的;教育部当时仍然希望中央大学在郊外选择比较安全的地点开学;胡适之先生主张我搬到安徽的九华山去;张岳军先生主张我搬到牯岭新造的图书馆和训练团里去,学校里许多教职员受了“蜀道难”的影响,都不主张远迁,有的主张至多迁到武汉,暂借武汉大学上课,说得顶远的,也只是到宜昌为止,到重庆几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我研究一切军事、地理和经济上的条件,有迁到重庆的决心。可是在中央大学没有轰炸以前,这个问题是在任何方面都难于得到赞同的,现在受了这种严重的轰炸以后,自然我说话容易一点。

自从南京第一次大轰炸以后,中央大学又受到过三次轰炸,第一次被炸以后,大礼堂已相当残破,于是我搬到图书馆办公,总务处在附近的文学院办公,如斯者有一个多礼拜,忽然我发现文学院办公的单位,搬到农学院去了,我很不高兴,对总务长说:“我尚在此,为什么同人们要搬到那边去呢?”我要他们搬回来,经总务长婉劝以后,我放弃了我的主张,可是我自己还不搬,不想第二天文学院果然被炸,若是当时我固执一点的话,可能有若干位同人会受到灾害。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总务方面的人员也好,各系的教授、助教也好,都是一有工夫就到学校来为图书仪器装箱,在九月底以前,凡是可以装运的,都已经运出,其中有件很笨重的仪器,就是航空工程系的一个风筒,这个风筒是试验飞机模型所必须的设备,大约要值二十几万美金,其中最大的一件机器无法分拆的有七吨多重,要运上轮船,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没载这么重的汽车。我和航空工程系主任罗荣安先生说,请你负责把这个风筒运到重庆,他下了决心,风筒不运走,他决不走,居然以愚公移山的办法,把这庞然大物搬上了轮船,载往重庆,像这种的精神,实在是值得赞扬。在这段期间,中央大学每次轰炸,我都在场,我自己家里的物件器具全部放弃,什么事先尽公家,亦只有这种作法,才可以对得住中央大学这些同事,若是我做校长的先顾自己的东西,我能责备谁应当先为公家着想?到九月底,学校的图书仪器搬完以后,我于十月初离开南京,到安徽屯溪为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主持开学典礼,我是坐小汽车去的,我动身以前,安徽中学校长姚文采先生想搭我的车,要我到夫子庙莲花池去接他,我临出家门的时候,只带了两个小手提箱,不过装些换洗的衣服,就是书桌上的陈设,也一点没有带走,临走的时候,把各个房间巡视一番,心里觉得:第一,要带也带不了这许多;第二,在这伟大的抗战揭幕以后,生死都置之度外,还管什么东西?所以看过以后,只拿了一瓶香槟酒,是我在清华大学做校长的时候请客没有用完,带到南京的,我拿了这瓶酒上汽车的时候,指着这瓶酒发誓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不料正上车的时候,空袭警报又响了,我仍然在紧急警报下到达莲花池,接了姚先生一同出小南门,转向芜湖的国道。在路上遇着一队日本飞机,共二十一架去炸芜湖的机场,我们汽车在中途照常开行,因为我想它决不会因为我一部汽车,来变更他原定的目标,等到我到芜湖的时候,这一队日本飞机,又在我上面回航了。

                                                   (选自《罗家伦先生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