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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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日本法规大全》，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一部汉译日本当时所有法律规范的作品。全书按照行政官厅顺序划分为25类，涵盖了宪法、行政法、刑法、监狱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出版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矿产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律规范，收录法律、法规、敕令、规章等约3000件。
1896年，经盛宣怀(1844—1916)奏请、朝廷批准，南洋公学成立于上海。1899年，南洋公学设立译书院，并聘请张元济出任院董。张元济到任后，与南洋公学总理沈子培合意提出翻译《日本法规大全》，获盛宣怀允准后即着手进行。1904年，商务印书馆主人夏粹方也参与此事。至1907年，《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终于面世。
在近代，学习西方列强最成功的东方国家乃是日本。其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完成的近代法律体系，一直是中国法学界所向往的学习范本。早在1896年派遣的第一批中国赴日留学生中，就有唐保锷等法律研习者。此后，赴日本研习法律者的人数则更多。留日法科学生著文介绍日本法律，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同时还积极翻译日本的法律、法令及法学著作，这些都对当时中国的变法修律产生了影响。从本书12篇序文所述以及在全部24位译校者中有19位为留学或就职于日本者，可清楚地了解到留日法科学生在这一开创性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工作历程的艰辛。
在清末，翻译出版的大型外国法律汇编，共有两套：一是共46册的同文馆1880年聚珍版《法国律例》，另一就是这十函共81册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近代中国门户开放以后两个特定时期译介外国法律的代表。前者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老牌强国法国学习，后者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向原本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学习；前者由官方主持翻译，对象是法国的六法全书，后者由民间主持翻译，对象是日本的所有现行法律汇编；前者由法国人毕利干(A．A．Billequin，1826—1894)口译、宛平时雨化笔述，后者的译者则几乎全是中国法科留学生。两者所显示的时代、背景、对象、主体以及翻译水准不同(后者的翻译水准远远高于前者)，但其中所体现的精神却为一致，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得不放下千年帝国架子，效法世界法律强国，“择其善者而从之”，以图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
自此之后，一百多年来，江山依旧，人事如烟。中国虽开始渐渐摆脱贫弱与耻辱，但要真正强大富裕，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其中的一条，即是必须始终持有谦逊、向先行者学习的精神，用最发达、完善的法律理念与制度规范不断充实、提高自身。现在，我们重新点校出版《新译日本法规大全》，除了该书本身所含的巨大学术价值之外，其根本用意也在于此。
我们希望，《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一书点校本的出版，不仅为了解日本乃至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历史演变提供宝贵的背景知识，为学习、理解和借鉴先进的法律理念和法律精神提供范例，而且也为更积极主动、更富有成效地建设和推进法治国家做出贡献。
何勤华
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200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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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日本法规大全》，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一部汉译日本当时所有法律规范的作品。全书按照行政官厅顺序划分为25类，涵盖了宪法、行政法、刑法、监狱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出版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矿产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律规范，收录法律、法规、敕令、规章等约3000件。
1896年，经盛宣怀(1844—1916)奏请、朝廷批准，南洋公学成立于上海。1899年，南洋公学设立译书院，并聘请张元济出任院董。张元济到任后，与南洋公学总理沈子培合意提出翻译《日本法规大全》，获盛宣怀允准后即着手进行。1904年，商务印书馆主人夏粹方也参与此事。至1907年，《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终于面世。
在近代，学习西方列强最成功的东方国家乃是日本。其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完成的近代法律体系，一直是中国法学界所向往的学习范本。早在1896年派遣的第一批中国赴日留学生中，就有唐保锷等法律研习者。此后，赴日本研习法律者的人数则更多。留日法科学生著文介绍日本法律，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同时还积极翻译日本的法律、法令及法学著作，这些都对当时中国的变法修律产生了影响。从本书12篇序文所述以及在全部24位译校者中有19位为留学或就职于日本者，可清楚地了解到留日法科学生在这一开创性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工作历程的艰辛。
在清末，翻译出版的大型外国法律汇编，共有两套：一是共46册的同文馆1880年聚珍版《法国律例》，另一就是这十函共81册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近代中国门户开放以后两个特定时期译介外国法律的代表。前者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老牌强国法国学习，后者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向原本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学习；前者由官方主持翻译，对象是法国的六法全书，后者由民间主持翻译，对象是日本的所有现行法律汇编；前者由法国人毕利干(A．A．Billequin，1826—1894)口译、宛平时雨化笔述，后者的译者则几乎全是中国法科留学生。两者所显示的时代、背景、对象、主体以及翻译水准不同(后者的翻译水准远远高于前者)，但其中所体现的精神却为一致，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得不放下千年帝国架子，效法世界法律强国，“择其善者而从之”，以图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
自此之后，一百多年来，江山依旧，人事如烟。中国虽开始渐渐摆脱贫弱与耻辱，但要真正强大富裕，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其中的一条，即是必须始终持有谦逊、向先行者学习的精神，用最发达、完善的法律理念与制度规范不断充实、提高自身。现在，我们重新点校出版《新译日本法规大全》，除了该书本身所含的巨大学术价值之外，其根本用意也在于此。
我们希望，《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一书点校本的出版，不仅为了解日本乃至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历史演变提供宝贵的背景知识，为学习、理解和借鉴先进的法律理念和法律精神提供范例，而且也为更积极主动、更富有成效地建设和推进法治国家做出贡献。
何勤华
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200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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