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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今解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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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46.00

  • 著者:119695 
  • 出版时间:2016年06月本印时间:2016年06月
  • 版次:1印次:1页数:323页
  • 册数:1
  • ISBN:978-7-100-12262-7
  • 读者对象:中国哲学研究者、爱好者,道家思想文化爱好者,文史爱好者
  • 主题词:《道德经》研究
  • 人气: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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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高傭先生遗著,深入浅出,别有洞见。

显示全部序言

  已故著名历史学者陈高傭先生(1902—1976)的学术文集将要出版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陈高傭先生与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是挚友,在当年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陈先生长期掩护侯外庐等进步文化学术工作者。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陈先生应时任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的邀请,赴西安西北大学任教,当时在教育系。两位先生有机会就中国思想文化史等学术问题交换意见。1952年,西北大学教育系并入陕西师范大学,陈先生随之到了该校,后担任历史系教授。但是,他与侯外庐先生还经常见面,探讨学术问题。有几次,我陪外庐先生去陕西师范大学看望陈先生,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
  陈先生阅历丰富,治学谨严,在历史学与中国文化典籍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解放前,陈先生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十册)、《论理学》、《名理通论》、《逻辑学概论》等著作,曾得到周谷城、郑振铎、周予同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先生晚境凄凉,但是在艰难的条件下,他振奋精神,日夜伏案写作,完成了《墨辩今解》、《老子今解》、《论语译注批》、《邓析子今解》、《邓析子译注》、《晏子春秋今解》、《盐铁论评注》等约百万字的著作,为我国史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这些遗稿多数尘封已久,在陈先生子女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整理核对,争取早日出版,以飨学界。
  陈先生晚年主要选取先秦诸子及秦汉典籍加以研究,是独具学术慧眼的。因为我国古代学术有一种“和而不同”的学术传统,在先秦诸子著作和汉代某些典籍(如《盐铁论》等)中表现得尤为典型。这些典籍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主要是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而展开的。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他在道德伦理思想上有巨大贡献,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仁爱),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观。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他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丰富内容,其中充满智慧和洞察力,对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我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形成多种理论体系,是在春秋(前770年至前476年)、战国(前475年至前222年)五百多年里。其观点之繁富,辩论之激烈,反映出当时思想活跃的状况。学派约有十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百家争鸣,相反相成,唯其如此,才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百家之学”,并非一家独鸣,其学术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陈高傭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化典籍时注意到这种思想融合的特征。例如《邓析子译注》,他在注释、今译的基础上所做的扼要评论,就揭示了今本《邓析子》杂糅儒家、道家、法家与名家的理论特色,“人君要用法治主义,不能用人治主义,能用法治就能无为而无不为。但描写无为而无不为的情况,太神秘了,近于文字游戏。最后讲名实的关系与所谓形名的相合与相成,是名家的主要理论”。陈先生从文本自身出发,认为今本《邓析子》中多谈黄老之道,绝不是春秋晚年邓析本人所著,但是含有邓析的思想,这是很有见地的。关于先秦至秦汉间思想的融合,陈先生认为:“循名责实,原为名法两家的主张,韩非以后,黄老名法混为一体了。汉朝初年萧何、曹参的作风,文帝、景帝的政治就是以黄老名法的思想为基础的。”这种论断也是切合历史实际的。
  此外,陈先生遗稿所采取的形式值得仔细体味。译注或今译类著作,并不简单和通俗、平庸相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有不少以译注形式流传的著作,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陈先生遗稿中除过一些专题论文,如《荀子论性》、《荀况的政治思想》、《荀子论礼》、《荀况论乐》等,大多采用译注、评注、今解的形式,但是与某些译注类作品不同的是,这些著作中都有精要的校勘和注解,即使今译的文字,也要言不繁,典雅流畅,耐人寻味。作者对版本有深厚的功底和修养,作品一般都列举有历代的部分研究资料,代表性的版本,如《邓析子》,就列举了明嘉靖本、子彙本、指海本、四部丛刊本、涵芬楼影印本、四部备要本等;《公孙龙子今解》也运用了子彙本、傅山本、宋山阅本、经史本等;解《老子》虽然没有遇上帛书本与楚简本发现和公布的良机,缺乏简帛本的地下新史料,但也尽可能地搜集了王弼本、河上本、吴澄本、傅奕本、魏源本等,参核各种版本,吸纳已有研究成果,对《老子》一书的内容进行章句校勘及训释。这些版本也方便读者使用和参考。此外还有一些抄录札记,如《老子音韵》等,也可作为读者研读时的参考。其他如《墨辩今解》、《晏子春秋今解》、《尹文子今解》等都是在校勘和训诂的基础上,加以阐释和评论。这种方法既可以避免游谈无根的弊端,又能彰显典籍的时代性和生命力。今译也极通俗明畅,如“目贵明,耳贵聪,心贵公。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知虑,则无不知。得此三术,则存于不为也”(《邓析子•转辞》),译为“眼睛要能看明,耳朵要能听清,心思要能公正。用天下众人的眼睛看,就没有看不见的。用天下众人的耳朵听,就没有听不清的。用天下众人的心思想,就没有不知道的。人要得到这三个方术,则在于无为”,简明扼要,符合原意。
  因此,这些作品具有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的双重意义,这也是陈先生文稿承载方式的优长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早已受到学人们的关注;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普及,已经出版了一些读物。但是为数还不能算很多,这个园地也需要更加具有扎实学术基础的繁荣和推广。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写有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并不容易,要下很大的功夫,力求做到忠实于原著,恰如其分地加以说明、解释,并且将其中的精神加以提炼,使今人有所理解,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和精神享受。从而使中华文化的传统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现代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我国古代人文经典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是我们建设和谐文化、巩固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陈高傭先生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把握中国文化经典的又一桥梁,无疑在今天继承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民族振兴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些遗稿完成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免不了或多或少打有历史的某些烙印。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不可能脱离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规律。所以,对待前人的著作,不能过分采用苛责的方法,以免一叶障目。
陈先生文稿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臧振教授仔细整理,并查对原文,加以校正,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支持,才得以公开出版。臧振教授写有《整理例言》和《后记》,对陈高傭先生文稿做了仔细的质量评估,因此,我的序言就不必在这方面多用笔墨了。
陈先生的女儿就陈先生遗稿的整理出版,多次征求我的意见,并诚恳地约请我写序言。我将自己的一些感受写下来,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先生文稿时参考。
是为序。
                                                        张岂之

显示全部前言

整理例言
  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高傭先生(1902—1976)留下手稿一百余万字,其主要内容是对于先秦诸子的解读评说。著述写作时间大体分为两段,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1962年7月到1966年“文革”开始,基本完成了《老子今解》(约15万字)、《墨辩今解》(约23万字)、《公孙龙子今解》(约5万字)、《尹文子今解》(约4万字)、《邓析子今解》(约3万字)。1962年1月开始的《学晏札记》,不久更名为《晏子春秋今译》,到当年7月中止(改读《老子》)。1967年5月,重新开始研读《晏子春秋》,再更名为《晏子春秋译解评》,断续写作至11月份接近完成(共约17万字)。70年代则主要是1975年5月完成的《论语译注评》(约15万字)和1976 年6 月接近完成的《盐铁论评注》(约17 万字)。此外还有关于《庄子》、《荀子》、佛学和逻辑学的一些札记片段。本次拟先行出版“文革”前完成的五部《今解》,即老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墨辩的《今解》,而以“先秦哲学卷”概括之。其排列顺序参考王启湘《周秦名家三子校诠》(古籍出版社1957 年版),以学术界大体认可的成书先后为序。
  二、陈高傭先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沉浸于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探求,这种探求可谓伴其终身。1925年完成的《名理通论》(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论述逻辑学与哲学方法。1938年出版的《论理学》,由商务印书馆特约撰写,是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师范院校逻辑学教科书。此外,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四五年间,陈高傭先生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1937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汇集出版,署题为《中国文化问题研究》。该书由社会民生问题而及文化问题,由文化而及思想方法,涉及到当时学术界有关“逻辑与辩证法”的论争。陈高傭先生认为,辩证法与逻辑“在作用上是相互为用的”,“若就运动过程的某一阶段而研究认识,我们势不得不就这一阶段各种事实加以演绎及归纳,分析与综合,统计与比较……然后才能确实明瞭。根本不了解辩证法固然不能明了一切的运动与发展;不运用逻辑方法,亦难得系统知识”。(见《民国丛书》第四编39,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49—150 页)由此可知,陈先生肯定逻辑学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的中国不仅有涉及本体论、认识论的著述如老子《道德经》,也有涉及逻辑学的《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以及《墨子》中的《经上 下》、《经说上 下》、《大取》、《小取》(合称《墨辩》)。《汉书•艺文志》将邓析、尹文、公孙龙三子归入“名家”学派。名家之学即“名学”,近人用西哲音译为“逻辑学”。至于《墨辩》,出于墨家后学,在与名家的论辩中深入到古代形式逻辑诸多范畴,成为先秦逻辑学之明珠。
  三、手稿书写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原件文字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所习用之字体,行书、草书随手混用,繁体和未规范简体字交错出现。因本卷研究对象为先秦古籍,我们将手稿文字全部统一为繁体。由简体返回繁体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目前网络软件尚不能避免差错,我们只能一字一句审读。尽管我们力争无误,难免可能仍有遗漏,在此谨向读者致歉。
四、陈先生当年工作条件十分艰难,因此手稿原文多处留白,意在得便时查证补充。对于这些空白,有的地方为便于读者阅读而内容确切者(大多为引文出处),我们径替先生做了补充,放在黑方括号【 】内以示区别;而大多数仍存留白原样(或加【 】标明),我们不敢贸然径补,以示尊重作者,亦尊重读者。此外,在整理过程中,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还加了一些必要的按语、解说词,都放在【 】中,以便与原稿文字相区别。
五、原稿中作者已明确决定删去(划框又划叉)的内容,一律不録。原稿中欲删未删(划框未划叉)的内容,与原稿一样,用方框标示。例如:
  “鸡三足”说本是诡辩,各家解说更成为诡辩(的诡辩)。
  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诡辩,非公孙龙的诡辩。
  作者行文之外在字里行间所加的内容,用单括号[ ]标示。例如:
  武王死,成王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等和殷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别有用心,将来一定对成王不利。他们因此发生叛乱。周公东征平叛,把管叔、蔡叔杀死。[此段查《史记》重写。]
  又如:
  [各书征引字句稍有出入,而于大义无关者,只将引句举出作为考异。]
  作者眉批或加于边栏空白处,可以看出是其后补充的内容,用{ }或{{ }} 标示。例如:
{ 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48页)}
  又如:
  {{ 侯外庐等云:“‘知’的要素是以客观作标凖,客观即此派所讲的‘平’字,故说‘平,知无欲恶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490页)}}
  六、老子《道德经》,三国魏王弼注本为八十一章,历代学者依据自己研究多有更动。少者如元吴澄撰《道德真经注》四卷,并为六十八章。陈高傭先生《老子今解》定为七十七章,每章下列有“章句异同”可资研究。读者若引用《老子》章句,应注意版本。另,陈先生写有《老子今解》的《例言》十一条,实为写作前的自我要求,此次出版,难以完全遵循,如第二条“前人解说有可供参考的録在解说之后,用比解说较小的字印出”。又,《老子今解》后附有《老子音韵》,陈先生标明“此稿是抄録札记”,并非自己研究所得。
  七、《邓析子今解》后附録有西汉刘歆整理《邓析子》后呈上的《序》(标题《原序》)和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邓析子提要》。《原序》中刘歆总结《邓析子》内容:“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汉书•艺文志》亦将《邓析子》归入“名家”。清《提要》因邓析曾“作竹刑,郑国用之”(见《列子•力命篇》),又因其内容“大旨则主于势统于尊,事核于实,于法家为近”,将《邓析子》归入“子部法家类”。实则今存《邓析子》文与春秋时郑国“竹刑”无关,其主旨侧重于言谈辩说致胜之术,在循名责实的过程中提倡注意转换视角、拓宽思路,故应将《邓析子》归入名家。实际上,《邓析子》为战国“名辩”之嚆矢,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正宗。
  八、《尹文子今解》后録有魏黄初末年山阳仲长氏《旧序》。《旧序》作者因《庄子•天下篇》言尹文向往“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遂不同意刘向将此书归于“刑名家”(“刑名”即“形名”,“形”已由实物抽象出来成为“名家”的概念)。《旧序》作者坦承自己“未能究其详”,实未读懂《尹文子》。《旧序》又谓尹文子“学于公孙龙”。按:尹文早于公孙龙,长沙王启湘考证甚详,见《尹文子校诠叙》(《周秦名家三子校诠》,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1 页)。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尹文子》归入“子部杂家类”也是不妥的。
  九、先秦典籍之最难读者,莫过于《公孙龙子》与《墨辩》。人谓《尚书》难读,因其来自远古,“佶屈聱牙”,然《尚书》所涉为政治生活,常理之中尚能揣摩,逻辑学所讨论,全在抽象概念之间争辩是非,若无专门基础,则如堕五里雾中,此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陈先生精通逻辑学,因此其《今解》能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多有发明。如《公孙龙子》六篇之顺序,前人多以《迹府》为第一,随后依次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陈先生指出:《迹府》为后人所纂辑,应置最后;《名实论》是公孙龙“正名实”的根本理论和方法,即公孙龙的认识论,是《公孙龙子》的总论,应列为首篇;《指物论》是正名实的原则,即公孙龙的世界观,置第二;其余《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三篇,都是假物取譬,即都是用一件或一些具体事实说明正名实的道理。陈先生在每篇前撰有解题,每节后加有说明,这些是读懂《公孙龙子》的钥匙,也是陈先生分析批评《公孙龙子》的精华所在。
  十、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中,由邓析子、尹文子到公孙龙子,有一种渐入佳境的快意。然《公孙龙子》仍是先民认识世界、探讨名实关系过程中一个尚未成熟的阶段,由老子的道,经儒墨的名,到公孙龙的“离坚白”、“白马非马”,走向了诡辩。(参见《墨辩今解》,《经上 经说上》第67 条“坚白”解)诡辩亦是中国人理论思维能力提高过程的一个环节。经名、墨辩论,到《墨辩》成书,中国先秦逻辑学大体成熟。读《墨辩今解》,建议读者在读过《序》、《〈墨辩〉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之后,先读《大取》篇目下的解,接着读《小取》篇,再读《大取》篇,再读《经上 经说上》、《经下 经说下》,这是先易后难的办法。晚清大儒孙诒让着《墨子闲诂》,指出:“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诚然。孙诒让又云:“窃谓先秦古子,谊恉深远,如登岳观海,莫能穷其涯涘……此书甫成,已有旋觉其误者……疏陋之咎,无可自掩,且以睎望于后之能校读是书者。”陈高傭先生,庶几乎能校读是书者也。
臧 振   
2013 年10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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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高傭(1902—1976),已故著名历史学者。192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赴日本留学,1930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劳动大学,1933年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沪江大学等校教授,1951年任西北大学教授,1954年调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60年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文革”期间,陈高傭遭政治迫害,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恶劣的环境中,陈高傭先后完成了《墨辩今解》、《老子今解》、《论语译注批》和《盐铁论评注》等近百万字的著作。“文革”后,在中央统战部的关心和重视下,陈高傭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陈高傭在学术上造诣颇深,在我国史学界享有声誉。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老子今解》根据陈高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研究手稿整理而成。陈先生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逐章阐释了《老子》全书,具有当时那个时代鲜明的理论特 色,文中也不乏精彩和给人启迪的见解、论述。全书设有《凡例》,后附《老子音韵》,正文分七十七章,约十六万字。每章有《老子》原文、歧义考异(章句异 同)、字句解说(注解)、综合解说、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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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上篇…………3
下篇…………137
老子音韵…………294
关于《老子》札记…………318
整理后记…………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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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

  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

  不爭,故無尤。

 

  【解】 幾—《釋文》:“近也”。

  道—老子的主義。

  淵—深,吳澄云:“淵謂靜深”,此處引伸作忠厚的意思。

  與—《說文》卄部:“與,黨與也。”此“與”即《論語·微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與”,即交與、交結的意思。吳澄云:“與謂伴侶”。

  正—同“政”。景龍碑及《永樂大典》本作“政”。

 

  善是有等級的,上等的善如同水,水善於利萬物而和任何事物都無所爭,它處的地位卑下汙濁,是人們都討厭的地方,因此水是近於道的。人們一般所謂的善都不是“上善”,如居處善是因爲地方好,心思善是因爲忠厚,交遊善是因爲仁愛,言語善是因爲信實,政事善是因爲治理得好,工作善是因爲有才能,行動善是因爲適時。這些善都不能沒有過錯,惟有“不爭”,纔能沒有過錯,所以“不爭”纔是“上善”。

  此章承上兩章,由謙虛,不自私,進一步言不爭的意義。講謙虛以谷神爲喻,講不自私以天地爲喻,講不爭以水爲喻。

  “居善地”以下七善,前人多解爲水有此七善,不對。吳澄說:“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吳說是。

  “心善淵”句難解,前人所解皆未確,我作此解,敬希高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