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
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可能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每个因素似乎对1914年7月最终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做出的种种决策都有所贡献。做出那些决策的人们在选择中所受到的限制常常超过他们意识到的程度。他们不仅仅受到自身秉性的限制,而且也受到自己先前的和前任们在位时做出的一系列决策的限制。决策者们在此前不久的1908年、1911年和1913年的几场危机期间避免了战争,可是在1914年的危机中战争却未能避免;然而,先前的每一场危机都为1914年的开战决策做了添砖加瓦的铺垫。1913年塞尔维亚在争取获得亚得里亚海港口的努力中需要俄国的支持,可是俄国人未能给予支持;在1914年的危机中后者的选择就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觉得再不支持塞尔维亚就会使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信誉和影响丧失殆尽。奥匈帝国政府认为尽管塞尔维亚没有获得其想要得到的港口,但是他们未能阻止塞尔维亚赢得面积相当大的领土。如果他们要经受住南部斯拉夫人对这个君主国构成的内部威胁,那么这一次他们必须彻底击败塞尔维亚。
德国人认为奥匈帝国是他们唯一可靠的盟国,如果不想使崩溃,或者到别处寻求支持,德国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它;在之前1913年的危机期间德国人似乎只给奥匈帝国半心半意的支持,他们也觉得在1914年他们必须与奥地利人站在一起了。爱德华·格雷爵士一直认为在1912—1913年危机期间自己的斡旋防止了战争,这种看法影响了他在1914年危机早期阶段的外交努力,他从一开始就希望重复此前调停的成功。有些人批评格雷未能明确表示支持俄国和法国;他们争辩说,这样明确的表态也许会威慑奥地利和德国,使两国忌惮把危机推得太远。但是格雷和他的主要顾问们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如果三国协约转变成一个同盟,它可能会鼓励法国人和俄国人变得过于大胆。所以三国协约是一个刻意平衡的手法,旨在威慑德国的同时也约束法国和俄国。
其他人则批评普安卡雷在1912—1914年间推行复仇主义政策。约翰·凯格尔所说的“普安卡雷战争神话”(Poincaré-la-guerre myth)强调了他在洛林的故乡之根和他想进一步巩固法俄联盟的决心,因而使俄国壮了胆子,坚决支持塞尔维亚,进行战争动员,并且把危机从局部扩展至整个欧洲。然而,凯格尔已经表明,尽管普安卡雷确实把法俄联盟看成法国政策的一个关键,但是他也把该联盟看作约束俄国在巴尔干地区行为的一种途径,而且他确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两年里致力于与德国重新修好。
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产生了一种感觉,既然战争或迟或早地不可避免,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比如在俄国军队重新装备计划完成之前,或者在法国人实施了军队重组之前,或者在英国人与俄国人达成了有效的海军协议之前。正如安妮卡·蒙巴厄(Annika Mombauer)对新发现文献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德国的决策者们在1914年蓄意进行战争冒险,旨在改善与其欧洲邻国相比德国日益恶化的处境。一旦德国领导人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就像他们在1912年12月所认为的那样,无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发动一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反击敌对强国,保卫自己的唯一办法,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实现他们中间一些人企求世界霸权的梦想的唯一途径,那么,正如七月危机的进展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战略计划变得至关重要,而且这些计划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的计划都具有更加直接的军事后果。奥地利认为德国的支持对于使危机局部化至关重要,因为前者认为德国人会有效地吓阻俄国人进行干涉。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发现德国对奥匈帝国开出一张“空头支票”的决策恰恰是灾难性的,正是这个决策把一个可能局部化的危机扩大成了一场全面战争——一个讽刺性的(虽然是悲剧性的)结果。首先是维也纳做出了诉诸武力的决议;然后发生的是“德国的具有侵略性的‘世界政策’与更富侵略性、更加不负责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巴尔干政策’的灾难性融合”。
所有主要强国均被卷入其中的军备竞赛也促使人们感到战争必定到来,而且只会早来,而不是迟来。军备竞赛给每个参与国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可是这些政府深信无法停止它。尽管所有政府都公开声称军备竞赛具有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威慑效果,听起来似乎名正言顺,但是没有任何政府被他们竞争对手的军备计划所威慑而停止扩充军备,恰恰相反,他们加快了自己的武器装备生产速度。到了1914年,指望德国海军舰队强大到使英国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敢冒险与德国开战的提尔皮茨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英国人拒绝扮演别国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而且决心不惜一切财政和政治代价维持他们在海洋上的优势。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和军备竞赛造成的巨大压力共同起作用形成了一种心态,人们反而认为战争是一种解脱。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1912年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多少次听到人们反复说‘宁愿早点开战,也不要这样没完没了地等待’,在这个愿望中没有怨恨,只有隐藏在内心的期盼。”71939年曾经在法国流行的一句口号“该结束了”(Il faut en finir)也同样表达了很多人在1914年的心声。
大卫·史蒂文森就军备竞赛在一战爆发中所起的作用撰写了一部雄心勃勃、内容详尽的专著。他在该书中认为,尽管欧洲列强的国内压力和技术变革促进了大战的爆发,但它们不是决定性因素。史蒂文森认为,“大战爆发之前十年里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危机是关键的不稳定因素,从外交视角对一战起源进行的诸解释长久以来一直在强调这些危机的作用”。战前刚刚发生的接二连三的国际危机,伴随着这些危机的陆、海军的持续扩充,以及危机和军备竞赛形成的心态共同帮助使这场特定的战争就在那个特定的时刻爆发。这些危机本身就是必须追溯之前至少几十年的形势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的几场战争(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在欧洲建立了德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使法国人因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一直怀恨在心),已经为20世纪初年里国际关系的运作设置了框架。除此之外,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帝国主义产生了一种新的讨论国际关系的语言和一种新型民族主义,后者不同于在19世纪早期曾经激励了追求民族团结和民族自决的诸多运动的那种民族主义。然而,与此同时,那些仍然全部或者部分生活在外族统治之下的民族的民族主义——坚持主张民族独立事业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加重要的信念——是威胁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持续性因素,所以也增加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人们把战争的爆发归罪于外交官们——以及外交本身——指责的罪名是他们在从事“旧式”外交。所谓的“旧式”外交有时是指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谴责的“秘密达成的秘密协议”,有时是指对从事外交的实践者们的神秘、贵族性质的更为广泛的抨击。第一种指责意味着,外交的更加公开透明,公众对各种外交安排更加详尽的审视,将会约束政府不致随意将国家置于战争之中;第二种指责意味着,外交官队伍(以及那些占据着外交部各种岗位的官员)的社会排外性使他们更加倾向于支持诸如“国家荣誉”和“军事声誉”等传统价值观,而正是这些价值观鼓励人们情愿为了不应该引发参战意愿的问题去打仗。迈克尔·休斯对英国和俄国外交官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上述这些指责受到了误导。“事实上英国和俄国外交部门的成员们在1914年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避免战争,寻求处理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替代办法”;而且事实上“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官们和外交部的官员们经常对他们在各自国内频繁听到的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声音感到惊恐。”
甚至就短期因素而言,我们也有大量涵盖广泛的关于一战爆发的可能“原因”,从中人们会选择自己的解释,即使这个选择不武断,它也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政治和心理兴趣及先入之见。有些政治科学家们无法容忍对如此多样化的个人解释的接受,并且企图对1914年之前形势中的各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便能够衡量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而且通过客观地评估力量均势来准确地显示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场大战。尽管这种新实证主义的途径能够帮助历史学家们关注一些他们可能低估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必然有其局限性,当需要评估那些本质上无法进行量化的变量的重要性的时候,新实证主义的方法就捉襟见肘了,比如人们的心态和涉及可以被泛泛地称为“士气”的种种问题便是无法量化的,即使政治科学家们或可做出(尽管绝非是确定无疑的)对引起国际形势不稳定的经济和战略因素的准确估量。
然而,1914年的那些主要人物还经常觉得自己是本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力量的受害者,或者觉得他们是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比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七月危机达到高潮时发现自己“迷失方向”11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早在十天之前就看到“一个比人类力量强大得多的厄运正高悬在欧洲和我们自己人民的上空”,12而且劳合·乔治稍后也写道,一个个国家“从边缘滑落进战争的沸锅”,13他这样写毫无疑问部分地旨在模糊他的立场转变的显著性,他此前一直扮演英国内阁里主和派的发言人,后来却意识到他的政治前途存在于成为将赢得战争之人。这种人类在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面前束手无策的无助感觉给某些肯定感觉到强烈的个人责任感的政客们提供了宽慰,使他们松了一口气。但是历史作为一条大河或者一阵强风的画面也能使人们意识到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极其重要,正如俗话所说,如果他们不想“错失良机”。俾斯麦生动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充满伟大事件的世界历史不会像一列火车那样匀速前进。它在前进的道路上时而疾驰,时而缓行,但是其力量不可阻挡。我们必须始终确保我们看到了上帝在世界历史中阔步穿行,然后跳将起来,紧紧抓住他衣服的褶边,这样我们就能被一路带至我们必须要到达的地方。
列宁再次使用火车的比喻强调了适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重要性,而且他鄙视所有持有如下想法的人:“当历史引入革命的方式好似德国的快速火车平稳、安静、顺利并准时地进站那样,他们便将乐于接受革命”,当历史的速度可被加快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力抓住这机遇。在1914年的危机之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即主要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中没有一人具备俾斯麦或者列宁那样对时机的敏感,这种敏感也许本可使他们能够控制住事件的发展,他们被快速驱向这样一个目标,沿着一条没有路线图的道路他们看不见它。尽管爱德华·格雷爵士稍后忧虑于“整个欧洲的灯光行将熄灭”,他也没有预见到即将来临的大灾难的性质。他在8月3日对英国议会的讲话中警告英国不得不做出的经济上的牺牲——不是在弗兰德斯和法国即将来临的血腥屠杀——而且即使英国保持中立这些牺牲还是无法避免:“如果我们参加战争,我们将会承受损失,但是并不比我们袖手旁观将要遭受的损失多多少”。
即使不必接受人们熟悉的把历史形容为大河,或者强风,或者火车,或者脱缰之马(共产主义者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就曾说过“历史就像一匹受惊的马在奔驰”)的比喻,我们还是觉得需要把我们对大战在1914年爆发的解释放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下。每一项关键的决策都是在具体的制度框架和社会框架之内做出的。制约这些决策的是关于个人和政府行为的一系列假定的看法,还有产生于漫长文化和政治传统、每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价值观。这些一直扩大的因果循环带来的问题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找到一个总体解释的企图往往会在好多个可能的起因中迷失方向,因而难以知道在何处停止,如果人们不想只剩下不着边际而又笼统的解释,依然对这场特定的战争偏偏在那个特定的时刻爆发没有足够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吸引力在于它似乎用数量比较少的基本因素来为数量非常多的现象提供解释。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它已经从根本上而且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历史学家们所提出问题的种类。而它并非永远能够做到的是提供答案。比如,当我们审视哪些经济集团可能从战争中获利,哪些集团可能蒙受损失的时候,阻碍我们的不仅是很难确切地弄清楚这些集团实际上在哪些点上影响了政府,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利益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这种差异与民族国家的划分并不完全吻合。即使承认战争是资本主义本质所固有的,因为资本主义培育了竞争精神,为少数金融家和其他资本家为了维持利润而进行武装斗争创造了种种条件,但是在这种解释与依据特定个人做出的具体决策对1914年7月形势进行的分析之间仍然存在鸿沟。尽管罗莎·罗森堡的观点——她认为帝国主义影响一个社会的整个道德和经济价值观——使人们注意到帝国主义、保护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的种种联系,但是在人们判定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以哪种精确的方式作为帝国主义社会而存在,并且确定如何以此解释1914年的实际决策之前,她的论点仍然留下了有待填补的许多空白阶段。
解决这一特定史学难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拒绝用总体的社会、经济,或者智识因素来寻求任何长期而又范围广泛的解释。有些历史学家(尤其是在英国)认为他们能够指望发现的不过是政客们的直接短期行为和直接的短期原因。任何其他搜寻就是企图强加一种没有证据佐证的事件模式。但是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却受到黑格尔思想足够的影响,总是试图把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即“时代精神”,以及既是个体又是一个阶级中的成员的诸多参与者的经济利益纳入我们的解释之中。也许这意味着安于默认一种双重历史。一方面,存在由社会和经济发展、人口变化,或者气候差异和在其他环境方面甚至更加长期的影响组成的粗线条。这些因素中的某些可以用科学规律进行分析,并且由此形成预测未来的基础。在这一类的变化之中,甚至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剧变性重大事件都不过是一段小插曲,图表上的一个微小异常而已。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里个别领导人(无论他们的出身如何)的决策能够影响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福祉,而且能够改变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或者至少在那个特定日子爆发的那场特定的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除了从个体责任角度来解释,否则是回答不了的。尽管有导致战争的所有力量,尽管我们现在掌握着关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统治阶级中某些群体愿意走向战争的证据和他们所承受的国内压力的证据,我们仍然感到一场战争在稍后几年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爆发,并会产生不同结果。再者,对1914年间各项决策和对决策过程中的制约条件的研究表明,其后果并不是决策者们所期待的。虽然某些交战国实现了他们参战时的目标——法国人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英国人终结了德国在海洋上的挑战,意大利人赢得了特伦蒂诺和的里雅斯特——其代价到头来却几乎比1914年任何人所想象的都要高得多。那些怀有更加野心勃勃目标的国家——— 德国追逐国际霸权,俄国企图攫取君士坦丁堡,奥地利匈牙利孤注一掷地力保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完整——发现自己的野心变成了失败和毁灭,而那些以为战争会巩固自己的政权,使他们不再担心革命的统治阶级的成员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战争偏偏产生了其竭力避免的结果。
曾经有一句给英国外交系统的年轻人留下很深印象的格言:“所有的行动都有后果,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政治决策的悲剧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政客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自己被迫在不知后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并且无法冷静地权衡可能的结果和其行动会带来的得失。(当这些计算权衡中的一部分由电脑完成的时候,人们也不会更加乐观地认为战争的后果会更加可以预测一些。)人们并不是由对自己利益的清醒认识来驱动的;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陈旧观念的浑浊残渣,他们甚至不总是清楚自己的动机。
这就使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困难。每一代人往往不仅仅依据自己的政治关切,而且也根据对人性和人类行动源泉的不断变化的观点来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我们也许发现把外交政策理解成受国内关切和经济利益驱动,要比将它理解成受抽象的力量均势概念,或者“世界强国”的恰当地位驱动容易一些,更不必说对国家声誉和荣耀的考虑。这并不必然意味着1914年的人们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正如埃利·阿莱维(Elie Halévy)许多年之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明智或者愚蠢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明智或者愚蠢的反映”,诚然果真如此,但是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也未必是下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要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我们就必须理解1914年的价值观;他们的行动必须用这些价值观来衡量。
（本文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九章，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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