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古埃及历史研究建立在古埃及考古文献基础之上。由于时代久远，文明断绝，考古文献研究几乎完全承担起重建历史的重任。埃及人几乎没给后人留下什么书写的历史，即使是某个国王统治的断代史也没有留下。尽管古埃及史家曼涅托曾经写下《古埃及历史》，但也早已亡佚，不复存在，残篇断简也没能保存下来。我们只在古典希腊著作家的著作中得知曼涅托及其著作曾经存在过的只鳞片爪，除了知道埃及历史在曼涅托的《古埃及历史》中划分为30个王朝并为后世史家所普遍接受外，其余内容便全部消失在历史的漫漫尘埃中。古典希腊著作家是最接近古埃及历史的史家，但也只有希罗多德在古埃及语言尚在埃及人口中使用时游历过埃及。因此，其《历史》多为当今古埃及历史研究者所借鉴。但希罗多德并非埃及学家，也不懂古埃及语言文字。其《历史》记述多为道听途说，对重建古埃及史作用不大，只有在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研究方面能够给人诸多生动的描述。
因此，重建古埃及历史唯一可资利用的基础就只有考古文献一途。古埃及考古文献不仅有遗址的挖掘、居住地的复原、遗物的分析、年代的断定，还包括大量的文字材料。尽管这些文字材料用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祭祀体文字书写，在古埃及文字成功破译之前无人能懂，但阅读翻译这些文献对现在的埃及学家来说已没有什么障碍。然而，重建历史的任务并未因有了文献可读就一切迎刃而解。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总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不同时间上的整体面貌及历史长河中的总体脉络。虽然我们有大量的文字文献，在重建古埃及历史的时候，我们还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首先，文字文献来源并不均衡。北方文字文献较为稀少，南方文字文献较为丰富。古埃及早期文献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古埃及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南方的缘故，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古埃及人用来建造现实生活处所的材料多为泥砖，而建造来世生活处所的材料多为石头。南方一直是古埃及丧葬中心，神庙也集中在南方。泥砖易朽，石头却可以长久存留下来。修建陵墓和神庙的石头即使后来被人拆毁，其上所载文字仍然保存了下来。而泥砖就没这份幸运，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用泥砖修建的建筑的墙壁上曾记载过的历史大事，都随着泥砖建筑的倒塌而消失殆尽，不复存在。这就使我们重建历史的时候偏向南方，似乎南方是古埃及的中心。同时，南方统治时期的历史文献多，而北方统治时期文献少，导致重建的历史可能并不完整。
其次，文字文献残片较多。由于古埃及文字文献的时代久远，受自然侵蚀比较严重，许多文字变得模糊不清。即使文字可读也大多不再完整，只剩一小部分的情形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数千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迁、朝代更迭后，新王朝往往并不重视旧王朝留下来的建筑。于是，很多文字文献就在旧建筑被人们拆毁并使用其材料建造新建筑的过程中消失了。偶有存留发现也因其失去原文献背景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且因石头的重新利用而在工匠手上凿切磨打更使文献存留雪上加霜。石头上与墙壁上的文字残损严重，草纸上的文献更随空气中潮气的侵蚀而变得斑驳。自然的侵蚀现在仍在继续，今天尚未复制的文献，明天可能就不再可读。
再次，文字文献多孤立而少关联。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残篇，更因为很多原始材料都已经不在其原来应该在的位置上。这样，这些文献就失去了其书写时的必要背景，让后人很难从中推断出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有时觉得一篇铭文应该属于某个特定时代，但也会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说明一定归属于这个历史时期而让史家不敢妄下结论。
第四，文字文献晦涩难懂。这不仅是因为古埃及文字成为死文字而破译后需要语言文字学家大量研究积累，才能准确翻译古埃及铭文，还因为很多可资利用的文献只有早期研究者公布的摹本，原文现在已不复存在。千年以来，埃及一直是吸引人们前往探察的热点国家，文物掠夺、损坏严重。即使抱着科学态度前往研究的学者，也会因为方法不当而使文献原件散失世界各地，流入不同人的手中。很多原文已不可见，惟有摹本存世。但遗憾的是，早期抄写者多非古金石学家，更不懂埃及文字。人们在抄写熟悉的文字文献时尚难避免遗漏、串行、衍文、误读等错误，更何况对于完全不懂且书写极其困难的古埃及文字。所以，这些公开发表的摹本大多无法利用，只能作为埃及学发展史本身的“文物”存入博物馆了。
第五，文字文献神之色彩较浓。古埃及人将政治、文化、宗教融于一体，我们很难将铭文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类别分类。陵墓铭文是献给来世的；神庙铭文是献给神祗的；石碑记录的是现世的内容，但并非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感谢神灵。所以，我们无法获得直接的历史陈述，必须从敬神的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踪迹。
文字文献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仍是无法替代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当然，有一部分文字文献与历史毫无关系，比如《亡灵书》。但大多都为历史的重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草纸文献我们几乎没选，故不论及。铭文文献主要有墓铭、庙铭、碑铭及采石场铭文。
墓铭。墓铭文献从古王国开始在皇家和贵族陵墓中的墙壁上出现，多伴之以浮雕或壁画。最初的墓铭比较简短，只是浮雕或壁画的解说文字。因为墓铭的用途主要是让死者在另一个永恒的世界中认定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故出现在墓铭中的文字首先是陵墓所有者的名字和头衔。墓铭的格式也较固定，甚至有许多雷同之处。甚至因此而有些埃及学家称之为古埃及人的“集体备忘录”。后来，贵族墓铭中出现了较长的文字，记述自己与国王的关系，如何得到国王的奖赏。这样的墓铭被后人称作“自传”。还有一些转赠等法律文书性质的文字也出现在墓铭中。到中王国，墓铭中出现了更多贵族家庭生活的详细情况。新王国的墓铭内容更为丰富，国外进贡等情况也在墓铭中出现。墓铭是我们重建古埃及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庙铭。古埃及有大量的神庙保存下来，特别是新王国时期建造的神庙。然而，新王国以前的神庙留下来的却非常稀少。这一方面是时代久远、天灾人祸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神庙建筑多随统治者的去世而成为后来神庙的采石场。新王国神庙大量保存下来，但十八王朝的神庙却几乎消失殆尽。因此，古埃及庙铭主要是十九王朝的文献及以后的一些神庙铭文。庙铭多为浮雕的简单的文字解说，多记载法老对外战争的胜利。文字中充满老套的对法老的赞颂，主要内容为法老对敌人的打击、俘获俘虏和向阿蒙神献上战利品。庙铭一般都不详细，因为刻写下这些庙铭时无需记录战事详细细节，人们对此都耳熟能详，古埃及人并不为历史着想。但庙铭中有些记载神庙建造者生平的文字作为历史文献却非常重要。此类铭文常将国王早年生平及如何登上王位刻写下来，是铭文中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碑铭。古埃及石碑很多，其上都有铭文。铭文多伴随浮雕或壁画，标志地点或记录事件。根据其功能与地点的不同，古埃及石碑大体可分作庙碑、墓碑和纪念碑几种。庙碑立于神庙之中，多为敬神之用，或有记事之碑。墓碑立于墓外，标记献祭地点，其上铭文多写献上的祭品，同时标明墓主名字。纪念碑有两种，一为标志边境之碑，或标明对外势力范围，或标志一地之属；二为对外战争胜利纪念碑。古埃及早期王表最初写在草纸之上，后也立碑刻录其内容。《巴勒莫石碑》于此类中最为著名。王表中记录国王统治时期的重要事件，从神话时候开始一直记到王表书写时期为止。因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夸耀或显示王权传承的神圣，所以越往前内容越简单，所记国王名字也不一定是国王。此外，碑铭中有一类虽归在碑铭之中，但并非立起的石碑，而是岩石上刻下的一块类似石碑的铭文，如阿斯旺的《饥荒碑》。
采石场铭文。埃及是多石头的国家，他们的建筑也需要大量的石料。古埃及法老为建造陵墓和神庙，常派远征队伍前往采石场劳作。派往采石场的队伍常似一场对外战争的军队。采石场留下的铭文不仅有国王的名字、负责队伍的官员的名字、派遣队伍的记载，还会出现很多远征细节的描述。除了正式文书，采石场还有随便在石头上刻下的被称作涂鸦的文字，与采石场铭文一起成为古埃及历史铭文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本书在选择文献过程中尽可能照顾到铭文的不同来源、不同时代。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是古埃及历史的主要阶段，故所选铭文也多。三个中间期因分裂混乱，铭文留存就不多，所以铭文选择也少。晚王国也只选两篇。
本书铭文多从布莱斯泰德的《古埃及记录》(芝加哥，1906)和《古代近东文献》(普林斯顿，1955)译出，翻译过程中大多参照核对了铭文原文，但有几篇原文未能找到，故未能尽所有铭文核对。因过去对古埃及人名的翻译都是从英文音译而来，而英文又都是从古希腊语译出，常失去名字原来的含义，甚至完全与原文相异。因此，书中埃及人名的翻译除少数几个约定俗成者外，都按照埃及原文翻译，以使译文更加正确。
因此，重建古埃及历史唯一可资利用的基础就只有考古文献一途。古埃及考古文献不仅有遗址的挖掘、居住地的复原、遗物的分析、年代的断定，还包括大量的文字材料。尽管这些文字材料用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祭祀体文字书写，在古埃及文字成功破译之前无人能懂，但阅读翻译这些文献对现在的埃及学家来说已没有什么障碍。然而，重建历史的任务并未因有了文献可读就一切迎刃而解。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总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不同时间上的整体面貌及历史长河中的总体脉络。虽然我们有大量的文字文献，在重建古埃及历史的时候，我们还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首先，文字文献来源并不均衡。北方文字文献较为稀少，南方文字文献较为丰富。古埃及早期文献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古埃及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南方的缘故，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古埃及人用来建造现实生活处所的材料多为泥砖，而建造来世生活处所的材料多为石头。南方一直是古埃及丧葬中心，神庙也集中在南方。泥砖易朽，石头却可以长久存留下来。修建陵墓和神庙的石头即使后来被人拆毁，其上所载文字仍然保存了下来。而泥砖就没这份幸运，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用泥砖修建的建筑的墙壁上曾记载过的历史大事，都随着泥砖建筑的倒塌而消失殆尽，不复存在。这就使我们重建历史的时候偏向南方，似乎南方是古埃及的中心。同时，南方统治时期的历史文献多，而北方统治时期文献少，导致重建的历史可能并不完整。
其次，文字文献残片较多。由于古埃及文字文献的时代久远，受自然侵蚀比较严重，许多文字变得模糊不清。即使文字可读也大多不再完整，只剩一小部分的情形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数千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迁、朝代更迭后，新王朝往往并不重视旧王朝留下来的建筑。于是，很多文字文献就在旧建筑被人们拆毁并使用其材料建造新建筑的过程中消失了。偶有存留发现也因其失去原文献背景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且因石头的重新利用而在工匠手上凿切磨打更使文献存留雪上加霜。石头上与墙壁上的文字残损严重，草纸上的文献更随空气中潮气的侵蚀而变得斑驳。自然的侵蚀现在仍在继续，今天尚未复制的文献，明天可能就不再可读。
再次，文字文献多孤立而少关联。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大多是残篇，更因为很多原始材料都已经不在其原来应该在的位置上。这样，这些文献就失去了其书写时的必要背景，让后人很难从中推断出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有时觉得一篇铭文应该属于某个特定时代，但也会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说明一定归属于这个历史时期而让史家不敢妄下结论。
第四，文字文献晦涩难懂。这不仅是因为古埃及文字成为死文字而破译后需要语言文字学家大量研究积累，才能准确翻译古埃及铭文，还因为很多可资利用的文献只有早期研究者公布的摹本，原文现在已不复存在。千年以来，埃及一直是吸引人们前往探察的热点国家，文物掠夺、损坏严重。即使抱着科学态度前往研究的学者，也会因为方法不当而使文献原件散失世界各地，流入不同人的手中。很多原文已不可见，惟有摹本存世。但遗憾的是，早期抄写者多非古金石学家，更不懂埃及文字。人们在抄写熟悉的文字文献时尚难避免遗漏、串行、衍文、误读等错误，更何况对于完全不懂且书写极其困难的古埃及文字。所以，这些公开发表的摹本大多无法利用，只能作为埃及学发展史本身的“文物”存入博物馆了。
第五，文字文献神之色彩较浓。古埃及人将政治、文化、宗教融于一体，我们很难将铭文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类别分类。陵墓铭文是献给来世的；神庙铭文是献给神祗的；石碑记录的是现世的内容，但并非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感谢神灵。所以，我们无法获得直接的历史陈述，必须从敬神的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踪迹。
文字文献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仍是无法替代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当然，有一部分文字文献与历史毫无关系，比如《亡灵书》。但大多都为历史的重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草纸文献我们几乎没选，故不论及。铭文文献主要有墓铭、庙铭、碑铭及采石场铭文。
墓铭。墓铭文献从古王国开始在皇家和贵族陵墓中的墙壁上出现，多伴之以浮雕或壁画。最初的墓铭比较简短，只是浮雕或壁画的解说文字。因为墓铭的用途主要是让死者在另一个永恒的世界中认定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故出现在墓铭中的文字首先是陵墓所有者的名字和头衔。墓铭的格式也较固定，甚至有许多雷同之处。甚至因此而有些埃及学家称之为古埃及人的“集体备忘录”。后来，贵族墓铭中出现了较长的文字，记述自己与国王的关系，如何得到国王的奖赏。这样的墓铭被后人称作“自传”。还有一些转赠等法律文书性质的文字也出现在墓铭中。到中王国，墓铭中出现了更多贵族家庭生活的详细情况。新王国的墓铭内容更为丰富，国外进贡等情况也在墓铭中出现。墓铭是我们重建古埃及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庙铭。古埃及有大量的神庙保存下来，特别是新王国时期建造的神庙。然而，新王国以前的神庙留下来的却非常稀少。这一方面是时代久远、天灾人祸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神庙建筑多随统治者的去世而成为后来神庙的采石场。新王国神庙大量保存下来，但十八王朝的神庙却几乎消失殆尽。因此，古埃及庙铭主要是十九王朝的文献及以后的一些神庙铭文。庙铭多为浮雕的简单的文字解说，多记载法老对外战争的胜利。文字中充满老套的对法老的赞颂，主要内容为法老对敌人的打击、俘获俘虏和向阿蒙神献上战利品。庙铭一般都不详细，因为刻写下这些庙铭时无需记录战事详细细节，人们对此都耳熟能详，古埃及人并不为历史着想。但庙铭中有些记载神庙建造者生平的文字作为历史文献却非常重要。此类铭文常将国王早年生平及如何登上王位刻写下来，是铭文中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碑铭。古埃及石碑很多，其上都有铭文。铭文多伴随浮雕或壁画，标志地点或记录事件。根据其功能与地点的不同，古埃及石碑大体可分作庙碑、墓碑和纪念碑几种。庙碑立于神庙之中，多为敬神之用，或有记事之碑。墓碑立于墓外，标记献祭地点，其上铭文多写献上的祭品，同时标明墓主名字。纪念碑有两种，一为标志边境之碑，或标明对外势力范围，或标志一地之属；二为对外战争胜利纪念碑。古埃及早期王表最初写在草纸之上，后也立碑刻录其内容。《巴勒莫石碑》于此类中最为著名。王表中记录国王统治时期的重要事件，从神话时候开始一直记到王表书写时期为止。因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夸耀或显示王权传承的神圣，所以越往前内容越简单，所记国王名字也不一定是国王。此外，碑铭中有一类虽归在碑铭之中，但并非立起的石碑，而是岩石上刻下的一块类似石碑的铭文，如阿斯旺的《饥荒碑》。
采石场铭文。埃及是多石头的国家，他们的建筑也需要大量的石料。古埃及法老为建造陵墓和神庙，常派远征队伍前往采石场劳作。派往采石场的队伍常似一场对外战争的军队。采石场留下的铭文不仅有国王的名字、负责队伍的官员的名字、派遣队伍的记载，还会出现很多远征细节的描述。除了正式文书，采石场还有随便在石头上刻下的被称作涂鸦的文字，与采石场铭文一起成为古埃及历史铭文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本书在选择文献过程中尽可能照顾到铭文的不同来源、不同时代。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是古埃及历史的主要阶段，故所选铭文也多。三个中间期因分裂混乱，铭文留存就不多，所以铭文选择也少。晚王国也只选两篇。
本书铭文多从布莱斯泰德的《古埃及记录》(芝加哥，1906)和《古代近东文献》(普林斯顿，1955)译出，翻译过程中大多参照核对了铭文原文，但有几篇原文未能找到，故未能尽所有铭文核对。因过去对古埃及人名的翻译都是从英文音译而来，而英文又都是从古希腊语译出，常失去名字原来的含义，甚至完全与原文相异。因此，书中埃及人名的翻译除少数几个约定俗成者外，都按照埃及原文翻译，以使译文更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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