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可 司马迁和《史记》简介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著作。西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西南嵬东乡高门村）人。西汉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幼年耕读于故里。十九岁时家徙茂陵，入京师长安。二十岁时壮游大江南北，考察风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二十九岁，入仕为郎中。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为郎中将，奉使西南夷设郡置吏。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以阅读史官所藏图书，获得了有利的修史条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并加紧了《史记》的撰述。七年后，即天汉三年（公元前98），为李陵降匈奴事辩解而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当轻生之念萌生，司马迁耳边就回响起父亲临终时的遗教，以及自己发愿完成一代大典的决心；同时眼前展现了一幅幅古人发愤著述的画面。自古以来，权贵富人生时显赫，死而名灭，多到不可胜记，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唱三叹、反复申说的“发愤著书”说。受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发愤撰述。出狱后任中书令，虽尊宠任职而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一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司马迁自题其书曰《太史公书》，东汉末通称《史记》。传见《汉书》卷六三。
    下面评介体大思精的《史记》。
    什么叫体大思精？体大，指《史记》的五体结构和系统性；思精，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和进步性。《史记》内容丰富，贯通古今，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用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写了三千年历史，文字简练而知识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说《史记》的史学和文学都达到了高峰，是人人必读的一部奇书，准确地说，是一部国学根底书。
    说到《史记》的结构，它是司马迁精心创作的一个人工系统工程，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史记》由五体构成：一、《本纪》十二篇；二、《表》十篇；三、《书》八篇；四、《世家》三十篇；五、《列传》七十篇，总计一百三十篇。
    五体，名称不同，写作方法也不同，记载的内容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合起来构成一个大系统。具体说，《本纪》提纲挈领记载国家大事，以王朝和皇帝为中心内容，记事按年月排列。《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按专题内容从古到今叙述源和流，形成贯通历史。《世家》与本纪一样按年月编年记事，只是对象为列国诸侯。《列传》是人物传记，着重写人的言行，或历史事件，生动精彩，最有文学性。《表》是联系纪传的桥梁，它把众多的史事与几千个人物，用简明的表排列起来，勾画历史发展的线索，反映历史阶段的发展，是十分精细的创作。《史记》五体内容，都以人为中心写历史，把从古到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活动勾画出来。其中既有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也有士农工商、医卜游侠以及各色市井小民，社会的全方位人物与生活都写进去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以及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这样丰富的内容，由于体例完备，即五体的分类记载，十分有条理地反映出来。
    《史记》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它要在结构上把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反映出来，所以五体以及各体的篇数都包含有哲学义理。
    司马迁时代盛行五行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木、火、水、土五种元素组成，人间社会历史也表现为五德终始循环。五德终始指改朝换代，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克，就是战胜的意思。例如周为火德，秦朝得水德，所以秦代周。汉朝得到土德，因此汉朝取代了秦朝。当然，这是一套唯心主义哲学，古代不懂阶级斗争，用这种办法来解释改朝换代。
    五行学说的产生，也从人体自身结构获得启示。人有双手，每手五指，双手为十指，十就是满数。诸如五体、五官、五脏，都和“五”挂钩，推而广之，有五味、五色、五音等。“五”是一个神秘数字，连带生成许多数字都有特定意义。所以《史记》创为五体，与“五”的数目相配。
    十二篇《本纪》，“十二”的数目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三十篇《世家》，“三十”的数目象征一个月为三十天。十《表》，“十”的数目象征十日为一旬，为数之极，即满数。八《书》，“八”的数目是一年四季的倍数。七十《列传》，“七十”的数目象征五行中一行的数目，是环周天三百六十度的五分之一。“三百六十”这一数目的五分之一是“七十二”，“七十”是省去尾数“二”，举一个整数。
   《史记》五体，以及各体的篇数，反映的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历，是一种文化运动的象征，是那个时代历史哲学的反映。今天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这些数目的哲学意义，但它启迪司马迁编织人工系统工程。《史记》内容博大丰富而不紊乱，正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缘故。系统理论是现代科学产生的新观念。古人司马迁已经运用于实践创作中，他的智慧是多么的深邃。
    司马迁自己评述《史记》，说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与人的关系，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说“天”有意志，是冥冥中君主的保护人，所以君主称天子，是代表天统治人民的。按这一观念就产生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学说，这是为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服务的理论，虽然荒诞，但有一定进步性。
    君主施政，不能逆天而行。政荒暴虐就是逆天。逆天就要丧失天命，改朝换代。这一理论告诫君主要兢兢业业，爱护人民。
    第二是说“天”为自然界，讲人类社会历史，要放在天地大环境中，所以天文、地理纳入了历史。但《史记》的主流是讲“人为”，并不宣扬“畏天”，这是它的进步性。
   “通古今之变”，就是讲历史要贯通古今，找出变化的规律，所以《史记》是一部通史。司马迁认为世间一切都在“变”，应该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兴衰治乱的规律，所以司马迁不守旧、不循古。他对古今的关系是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史和近现代史，认为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应当总结，目的是以古为鉴，着眼现世和未来，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成一家之言”，即在叙述历史中，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司马迁的一种创新。由于《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体大思精，因而熔铸在其中的思想体系，也是宏阔而博大的，例如天人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战争观、民族观、道德观、人才观等等，都体现了司马迁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
    因为司马迁述史要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在其所著《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说：“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之“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做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从写人文学角度看，《史记》创造了各色人物的专传、合传、类传，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阅读《史记》，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可从中找到对照的镜子，不仅增长知识，增长智慧，还能提高修养，使自己的品德更趋于完善。
    《史记》语言，精妙无比，还采用许多俚语俗谚，寄寓平凡的真理，启迪人的智慧。如赞美人才济济，越多越好，说道：“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刘敬叔孙通列传》）意思是说，贵重的狐皮袍，不是一张狐皮制成的；高大的亭台楼阁，不是一根木材建成的；夏商周三代太平盛世，不是一个人治理好的。讲条件转化，司马迁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王翦列传》）讲一个人不要贪利，说：“见利会使人头脑发昏。”讲吸取教训，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殷本纪》）意思是说，用水作镜子只能看清自己的面容，要以人为镜子才可以知道吉凶祸福。这些例子，举不胜举。
    总之，《史记》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书，从古到今许多大文学家、大历史学家，都学习《史记》，得到益处。近现代知名文学家茅盾，据说能背诵《史记》的许多篇章，可见是读得滚瓜烂熟的。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惟有《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具有无限的凝聚力，生命之树长青。本世纪20年代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建言，高等院校应开设“史记课”，历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哲人的呼唤变成了现实。当今有多所高校开设了《史记》选修课。余少好《史记》，1960年代初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史记》列为该专业必修基础课之一。1966年3月阴法鲁教授开讲，惜不足两月因文革而终止。但由中华书局提供的标点本《史记》这部书保存下来，几终辗转而随身携带，今日带入兰州大学讲堂，忝列“史记课”教席，感慨良多，愿与诸生共勉。
   是为前言。

　　　　　　　　　　　　　　　　　　　　　　　　　　　　　　　　　　　　　1981年3月

        【说明】本文为20世纪80年代作者在兰州大学开设《史记选讲》专书课讲义的前言。讲义编成于1981年9月。20年后2002年作者编辑中国史记研究会年会论文集《史记论丛》第一集（2003年华文出版社出版）以《司马迁和史记简介》为题收入本文为首次刊发。《史记论丛》收入时，结尾一段内容有调整。